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于150多年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近两年来，在大陆声誉鹊起，托氏之问——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更是激起了人们探究的热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从平等权的角度看，或许更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比较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会发现有三种类型，如果以英法美作代表的话，分别是英国的自由先于平等的革命，美国的自由和平等同时进行的革命，法国的平等先于自由的革命。因此，我们可以把对法国大革命原因的追问，转换成为什么法国革命，追求平等甚于追求自由。或者说，法国民众为什么对平等的感受更深，愿望更强烈，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法国有一个当时欧洲大陆上少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这一体制在法国已经存在三百多年。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不容任何有制约和挑战王权的势力存在，因此，在法国革命爆发前夕，在欧洲其他国家制约专制王权的贵族阶层已经式微。专制王权是通过把大部分资源，包括将全国贵族迁移和集中到首都实现的，以致巴黎成了法国本身。法国中央集权制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几乎没有中间的行政机构，它是通过总督和总督代理来管理的，这样，一旦巴黎不稳，就是整个国家的不稳，巴黎动荡，全国动荡。
其次，旧贵族的残存特权让人民对平等的渴望特别强烈。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贵族在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已无治理权，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是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这就使得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以致在法国人民看来，贵族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
第三，农民的处境非常困苦。虽然托克维尔讲过，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且政府表现出了对农民的极大同情，采取各种措施减轻他们负担。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农民负担很轻。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路易十六在法国统治时间达十几年，在其后期，法国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几次大的灾害，再加上法国支援美国同英国作战耗费了大量财政收入，法国农民所承受的税赋非常严重，军役税、徭役等几乎都让平民阶层承担，其他阶层包括贵族和新生的资本主义都有免税权。所以，法国农民虽然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包括来自法庭判决的不公。政府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但说得多，做得少;人民的苦难虽然已经唤起官员同情，但仍未摆脱官员的轻视。这无疑使得农民特别憎恨旧制度。
第四，毫无行政经验的文人掌握了革命的主导权，他们对理想社会的鼓吹唤醒了法国平民潜藏的平等意识。在贵族丧失了对精神的领导优势后，作家填补了这一空白。本来具有行政经验的官僚应该为社会设计未来蓝图的，但在专制制度下，官僚们自己也丧失了责任感，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带有浪漫情怀的文人身上。卢梭是法国革命的导师。法国革命的思想基础直接来源于卢梭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民主哲学，罗伯斯贝尔就是卢梭的学生和信徒。文人主导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政治设计，无异于把政治艺术化和道德化，将政治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塑造，用平等的社会理想来改造现实。所以，法国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文人鼓吹的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
第五，社会成员普遍陷于原子化和碎片化状态，没有基本的公民精神。用托克维尔的话讲，“公民身上一切共同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都被专制制度彻底瓦解。社会上到处都是普遍无助的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寻求保护，没有公共生活，私人每个人都极为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个人直接面对专制王权，这使得人们在把中央集权专制视为其最终庇护所的同时，当革命的风暴到来，也容易把苦难的矛头直接对准专制政府本身，没有缓冲。
最后，不恰当的行政改革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由于财政拮据，法国在18世纪进行过几轮改革，到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政府对法国的行政系统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革，诸如行会理事会、总督和议会的关系，农村行政结构及捐税等，都进行了调整，致使原先的社会秩序全被打乱。“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革命也就在这种改革的无序中爆发。
来源:深圳特区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