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顾乃忠的《东方在何处》
（感谢作者惠赐）
●书名：《东方在何处——欧洲国家西方化及其启示》
●作者：顾乃忠
●出版者：American Academic Press
（Email: [email protected]）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东方社会自古以来就走着一条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东方国家尤其中国应该坚持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出一种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文化，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亚洲价值观、儒家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观点，就是这种理论的具体表现。这种基于文化多元主义立场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理论，为反对普世价值、反对中国乃至所有东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一错误理论至今没有受到彻底批判，并且仍有很大影响。
令人欣喜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顾乃忠的新作《东方在何处——欧洲国家西方化及其启示》，近日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就是专门为了批判这一理论而写的。
《东方在何处》是一部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专著。作为历史哲学，该书不是研究历史主体性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而是研究历史客体性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其特点又在于不是对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直接就是一部世界史。为了建立这部世界史，该书秉持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取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长、弃二者之短，捍卫了以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为核心的历史决定论，坚持了无论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和共同的演化道路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作为文化哲学，该书也不是对文化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其直接就是一部人类文化史。为了建立这部人类文化史，该书针对长期以来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中许多重大的、有争议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该书批评了地理—文化重合论——认为地理上的东方只能产生东方文化，地理上的西方只能产生西方文化——的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用静止的方法考察地理区域和文化属性的结果，因而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错误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理—文化分离论。该书批评了以东方和西方区分文化特殊性的观点，认为文化的东西问题本质上是古今问题：西方化对于欧洲就是近代化，对于亚洲就是现代化。——全盘西化，就是全盘现代化，亦即全面由野蛮向文明转化。该书还对文化多元论的观点，以及文化的发展和转型是对传统的弘扬和继承等观点，直接地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对于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为全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东方在何处》的特点之一在于，体系庞大、叙事宏观。作为一部世界史和人类文化史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著作，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其中心内容就是从宏观上研究欧洲国家的西方化，即欧洲当年的希腊、罗马和近代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在文化上如何由东方变成西方，通过这个历史过程的考察来追问文化上的“东方在何处”的问题。同时，探讨欧洲国家西方化的原因，以及欧洲国家西方化这一历史过程，对东方国家尤其中国政治和文化转型的启示。该书后半部分着重研究了目前仍然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是否具有特殊性，即是否应该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毫无疑问，作者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深入地分析了东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的错位及其实质和原因。这种对历史和文化的历时性、全方位的宏观研究，在当前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代表的后殖民批判主义理论喧嚣的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东方在何处》的特点之二在于，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在论证方法上层层深入、环环相接、丝丝入扣。该书首先运用文化形态学的理论和地理—文化分离论的方法，论证了地理上的东方，以及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西方，在文化上原本都是东方性的。比如希腊在古典时期之前，就其政治形态而言，和现在东方的许多国家一样，是一党专政、王权专治以及虚假的意识形态等等。希腊文化——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演变中文化上西方的产生。希腊文化产生后，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在世界主义、混合政体及法律至上等方面发展了希腊文化，从而使希腊和罗马作为一个整体，使西方文化呈现相对完整的形态。在希腊和罗马的影响下，欧洲国家陆续并依次开始了西方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意大利的希腊化、英国的意大利化、法国的英国化，以及德国的法国化等等。《东方在何处》认为，所有地区的国家在历史演化中，其文化性质都要发生从东方性到西方性的转化。但是，欧洲国家所以先于亚洲和其他东方地区的国家完成西方化，得益于两个原因：一是专制主义产生得早，也解体得早；二是基督教的发展及其与王权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政教分离。
《东方在何处》的第三个特点提出了许多与传统学术界不同的、乃至惊世骇俗的观点。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以外，这里再略举几例：
第一，学术界普遍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没有专制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本来就是西方，不存在欧洲国家的东方性，因此更不存在所谓欧洲国家西方化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本来就没有专制主义。《东方在何处》认为，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确实源远流长，一般说来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思想，是通过论述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出来的，他的名著《政治学》就包含这种一体两面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思想显然是经不起历史和逻辑两方面的考问的。如前所述，该书对前希腊社会中一党专政、王权专治和虚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考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当年存在与当今东方从内容到形式完全一样的专制主义。公元前7世纪前后，希腊出现的僭主政治不是西方专制主义本性的改变，而是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把原来认为合法的君主看成是没有合法性的僭主，并千方百计地推翻之、谋杀之。该书作者认为，专制主义在行将解体的时候演变为僭主政治是普遍规律。就像当今东方很多国家的专制君主大都演化为需要用虚假的意识形态和种种的程序、形式来伪装的“僭主”一样，我们难道有任何理由否认这些国家有过专制主义吗？该书进一步指出，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代希腊人之所以否认希腊有专制主义，主要的原因有如下两点。第一，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当他们已经处在专制主义的时期，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或比它更高级的体制相比较。就像当年的中国在与西方交往之前，虽然已经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时期，但是并不认识自己处于专制状态一样。第二，由于希腊人的理论方面的局限。他们不懂“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是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的分权理论。《东方在何处》对希腊没有专制主义观点的否定，实际上是否定了西方特殊性。既然希腊没有专制主义的西方特殊性不存在，那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容的东方特殊性也必然无立足之地。
第二，学界普遍认为，基督教在政教关系上是主张政教分离的，其依据就是耶稣说过“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正是基督教政教分离的主张促使了欧洲国家的政教分离和西方化。《东方在何处》认为，这是对基督教在政教关系上的误解，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该书以《圣经》特别是“四福音书”为主要依据，结合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史，从耶稣的天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现世性和物质性等方面证明基督教具有强烈的的属世性一面。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基督教在政教关系上不是主张政教分离，而是主张政教合一；基督教从其产生时起，一直到近代政教分离实现之前，始终都持有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并进而实现政教合一的愿望，且竭尽其能地将这种愿望付诸实践。该书认为，在欧洲基督教时代的一千多年中，基督教之所以未能实现政教合一，不是不想为之，而是不能为之。欧洲国家西方化的原因不是得益于基督教政教分离的主张，而是得益于教权和王权之间的既合作又斗争，从而形成的互相制衡机制，乃至近代教权被民权取代所形成的民权对政权的制约。这种政教关系的见解，对于那种认为东方国家要实现民主和政治转型处处到《圣经》立去找教条而放弃与专制政权斗争的做法是有力的批评。
第三，传统的观点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虽有差异，但各有长短，相互将取长补短，永久共存。正如李大钊所说，虽然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有重大区别；但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方在何处》认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东西方文明（文化）关系的观点是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调和论。众所周知，文化是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组织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人们通常所说的东方文化，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之上的、以专制政治为其组织制度特征的，并包括崇尚情感、群体和道德等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简言之，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同样，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以民主政治为其组织制度特征的，并包括崇尚理性、个体、法律等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简言之；实际上就是工业文化。文明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从价值观上看，文明或文化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东方文化（文明）是低级的、劣等的文化（文明），西方文化（文明）是高级的、优等的文化（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趋势就像阳光向地球辐射、水由高处向低处流动一样，是不以任何个人和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全世界的人拼命向西方跑，中国人打破头到美国旅游、留学乃至争取美国的绿卡和移民已经不言而喻地说明问题。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3/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