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为饥饿的外甥偷了一块面包,弄得自己一生悲惨。尽管他的“罪”微不足道、情有可原,但毕竟是犯了偷窃罪。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几个是真正有罪的呢?大部分人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他们的许多言论都是至理名言。但他们一生悲惨,还延及下一代,那个世道,比法国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啊。

父亲和我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父亲被划右派与耿伯钊有关

我的父亲胡复(1886——1969)原名胡荫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因二哥胡廷翼(中将)被军阀王占元枪杀,他要为哥复仇,故改名胡复。父亲是湖北鄂州华容区胡家大湾人。在北平中央法政专科学校法律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当职员,曾在武汉、重庆、广州等地流浪。“解放”后,父亲带着母亲回到武汉,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熊晋槐介绍,加入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协会学习。1950年7月,省统战部派他担任民政厅秘书,并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2年,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是省政府中唯一具有统战性和咨询性的工作部门。基本任务是组织参事进行调查研究,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与各界人士的联系,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审查某些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发布的规章制度;编写文史资料,参加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事室于1950年8月成立,设有政法、财经、文教三个组。几十名原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及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被任命为省政府参事。参事们在稳定当时政治形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事室主任由极有威望的耿伯钊担任。

耿伯钊(1983-1957)湖北安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早稻田大学肄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13年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6年后,任武汉市政府党委委员、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武汉行营参议、湖北省银行常务董事。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组织湖北和平促进会。194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1957年6月初鸣放期间,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6小时,谈话内容由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耿伯钊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施令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结果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8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谈话中提出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

耿伯钊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对现政权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热诚的建议。反右开始,他也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首当其冲,遭到批斗,被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还把参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员如晏道刚等,不管他们有没有言论,都一网打尽,统统划成右派。我父亲也在其中。耿伯钊在悲愤中自杀身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受到毁灭性的摧残。

我被划右派与父亲有关

我父亲是位比较开明的国民党员。早年跟随二哥胡廷翼(烈士)参加武昌首义、北伐等。以后因要负担两位早逝哥哥的遗属和我们全家大小十多人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做职员养家糊口。抗日战争暴发,国共统一战线建立,我的父亲因在汉口市政府工作,经常能看到一些“左倾”书籍,他就偷偷带回来给我。他还经常向他同事夸耀:“我这女儿思想左倾。”他以有这样的女儿为荣。1938年,武汉快要沦陷。国民党省政府迁往恩施,把武汉的一些公立学校迁往鄂西等地,组成联合中学。我跟着同学们迁往恩施屯堡女高分校。我逃往重庆的父亲经常给我寄来《新华日报》。

全国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广州,父亲不肯跟着他们单位逃往海南岛,决心静等“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回到武汉,父亲很快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全家正庆幸父亲成了民主人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我们哪里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过一个电报,谈到在革命胜利后要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复电,叫他不要着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认为时机到了。

鸣放时,我们报社领导指示记者站赶快发回鸣放稿件,骂共产党的也发,好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有的记者站表示当地未鸣放,发稿困难。领导指示,到统战部门去找。也就是说,到民主党派中去找。统战部门也多次动员民主党派人士敞开思想,对共产党提意见。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谈。等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领导说:“一瓢水泼到地下了,想收也收不起来了。”还说,这是上面布置的,叫做“打闷棍”。这就是说,反右运动的打击重点就是民主党派,就是这些曾经用他们的书刊引导我们青年学生走向革命、投奔共产党的民主人士。

那时候,我正在人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刚开始反右派,感到太突然、匆忙了,害怕又要搞错好些人,就代表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人民日报记者部把我调回北京批斗。这当间,父亲从武汉给我来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可是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父亲,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解放”后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父亲去找党员呢?因为他说他们民革闹宗派。我想:“民革嘛,闹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共产党员能够客观一点,可以公正地处理问题。”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谁知这么一来,记者部说我不但有“攻击肃反、为胡风翻案”等右派言论,还有“包庇右派父亲、给父亲出坏主意”的行动了。于是,把我也划为右派分子。这就是说,我这“行动”起了“划右派”的决定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清醒地知道,我不是真的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思想到行动,都没有丝毫包庇父亲的意思。我的“主意”不但不坏,而且很好。

无论是文斗、武斗,超负荷劳动,肉刑、变相肉刑、游楼、活埋,无论是在农场、在报社,还是在干校,也无论是否加重处分、夫离子散,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不断申诉,认为反右派运动必须甄别、平反,以至21年来,我成了被群众孤立、专政的顽固右派,受到比一般右派更多更大的打击、痛苦。

我父亲在高压下认了罪。1958年,72岁高龄时被送到农场养鸡、种地。他和母亲在武昌,住在公共厕所旁边的贫民窟里,却把在家乡鄂州唯一的祖传财产——一幢大房屋捐献给大队,被大队翻盖成大礼堂,以后又被拆毁。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和海外游客,来家乡寻找革命烈士胡廷翼的故居,大失所望。

父亲在农场拼着老命不停地干活,受到好评。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76岁才结束劳改,调省文史研究馆,根据自己经历写一些文史资料,如《靖国军在鄂西》等等,还做了许多学习笔记。学习会上,发言积极,受到赞扬。1969年3月,我在房山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时,母亲打来电报,说是父亲病重,让我请假回去。可是,不准假。直到5月初,打来电报,说是父亲已去世,这才让我回去奔丧,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十年后,在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以耿伯钊为首的其它“右派分子”也先后被改正了。

最苦的是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母亲刘嗣鸿。她长期多病缠身,不能得到较好治疗,要靠父亲和她妹妹(我的四姨妈)照料。父亲去世后,母亲丧夫思女,病情加重。我多次向报社领导请求回去照料母亲,或者把母亲接来北京,却不被允许。1970年10月,四姨妈有事回家,我母亲一个人生活。11月7日一清早,母亲脑溢血病发,邻居们把母亲送第三医院急救,已是中午,母亲已经瘫痪。

我在7号上午,就收到母亲病危电报,经过再三哀求,才准许我8号动身回去。我赶到武昌,已是9号清早1小时,立即来到医院。母亲住在急诊室的观察室里,不让住院,也没人护理,由我护理。12月1号,母亲开始抽搐,2号下午,在父亲逝世一年半后,母亲跟着去了。

父母和我三人一生悲惨,我们三人犯了什么罪?谁也说不上来,父亲和我的“改正”结论上没有写。

(作者曾为人民日报老记者)

来源: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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