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plus:美国刊物预言:第二次冷战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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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Lind 思想也是市场 5月10日
来源:The National Interest

翻译:学术plus 公众号
译校:Alex

2018年5-6月号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封面文章《美国对阵中俄:第二次冷战到来》(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该文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角度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第二次冷战”的现状和原因,比较了两次冷战的异同,认为如果美国将胜利定义为克服抵抗、特别是克服中国的抵抗以实现其全球霸权,那么它在新冷战中将遭败绩。

《国家利益》双月刊由美国知名记者、评论员Irving Kristol 和Owen Harries于1985年创办,倡导广泛的美国利益至上。本文由公众号”学术plus“翻译,思享君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

2017年11月28日,夏威夷拉响了空袭警报,这是冷战后的头一遭,是为了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而强化国家紧急预警系统的一部分。但警报器的尖啸声可能也象征着第二次冷战(COLD WAR II)的到来。

历史学家从没能就第一次冷战开始的时间达成一致。1946年美国和英国在希腊内战中与苏联发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17年10月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变?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也没有共识: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放弃苏联外交政策的讲话?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在1990年正式解体,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就“第二次冷战”何时开始展开类似的严肃辩论: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激起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反弹?还是从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开始?其他人可能会以中国在南海修建岛礁并声称主权的行动作为开始的时间。

但有一点很清楚:过去的几年里,叶利钦在1994年所说的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冷和平”,已变得更冷、更不和平。美国和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都变得越来越对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冷和平已经结束,第二次冷战到来。

第二次冷战是在第一次冷战相互对立的双方之间的“复赛”。一方面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欧洲中东部新的北约盟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和中国及其盟友。

和第一次冷战一样,第二次冷战的双方都组织了相互竞争的军事联盟。冷战后,尽管遭到强烈反对,美国一直支持北约并将其扩展到俄罗斯边界。同样,在东亚,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保持冷战联盟,继续对中国和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实施遏制政策。为了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和自信心的崛起,美国还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一起参加四方安全对话(Quad),它被广泛认为是事实上的反华联盟,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策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力量的一部分。

曾经的华沙条约成员国中所有的非苏联国家,现在都是美国领导的北约联盟的成员。俄罗斯通过2008年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以及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阻止了北约吸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想法。同时俄罗斯试图巩固前苏联大部分领土的势力范围,部分以欧亚经济联盟的形式出现,其中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俄罗斯还与中国形成了松散结盟,并与其他国家结成了自己的欧亚联盟:上海合作组织(SCO)。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包括伊朗和印度,不包括美国的军事盟友,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除外。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拒绝了美国申请成为观察员的要求。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涵盖了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有俄罗斯这个面积最大的国家。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但中俄军事合作是该组织定期军事演习的中心(下一次将于2018年9月在俄罗斯举行)。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战略界视为主要对手的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思享君注:伊朗是观察员国)。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以提高他们向海外扩张的能力。俄罗斯通过吞并克里米亚,防止了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可能遭受的损失,俄介入叙利亚内战,部分是为了确保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顶着美国和许多邻国的反对,中国对南海宣示了广泛的主权,并试图通过修建和强化人造岛屿来让其合法化。所谓的“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是指从南海到孟加拉国,再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由中国海军基地、民用港口和航运中心组成的一个网络,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印度的战略包围。中国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军事前哨基地,离该国的美国基地不远。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民间投资和商业活动也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

军备竞赛更证明世界已经从冷和平走向冷战。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扩大其核武库,中国似乎满足于较小的用于威慑的军事力量。

美国宣布将采取新的军事和经济措施,以报复俄罗斯部署一种新的导弹。根据华盛顿的说法,这违反了《中导条约》(INF),该条约从欧洲取消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一些人认为,INF条约不必要地束缚了美国军方的手脚,国会在2018年国防预算中拨款5800万美元用于开发陆基巡航导弹。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让它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他在推特上宣布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大其核能力,直到世界对核武器感到满足为止。”在今年3月的年度讲话中,普京展示了一段高超音速导弹的动画视频,视频中显示的场景是美国的佛罗里达。

第二次冷战的间谍和破坏活动也正在进行。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17年2月报告,美国受到俄罗斯和中国,伊朗和朝鲜的网络攻击威胁。美国声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窃取了知识产权来帮助中国企业。2月,当时担任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在慕尼黑说,莫斯科“无可辩驳”地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此外,据美国称,外国在计算机网络中植入了可能影响美国电网的恶意软件,这种被指起源于俄罗斯政府的恶意软件“BlackEnergy”,曾用来攻击乌克兰电网。

但美国拥有自己的网络战力量。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成功对朝鲜导弹发射进行了网络攻击,造成其失败率很高。据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制了一种恶意的电脑蠕虫“震网”(Stuxnet),旨在削弱伊朗核离心机项目。

第二次冷战同样陷入太空竞赛。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在谈论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派遣宇航员登陆月球或火星,但第二次冷战的太空竞赛是由军事意图推动的。2007年中国摧毁了自己的一颗卫星来验证反卫星能力,这种测试由于碎片造成的破坏而在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和苏联阻止。

2017年夏季中国测试了一种基于卫星和地面站之间“量子纠缠”现象的超声间谍卫星,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为了摆脱对美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的依赖,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导航系统。

自航天飞机计划退役以来,美国已将载人航天的领导权交给了俄罗斯,俄罗斯一直将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由于缺乏任何现有的载人航天能力,美国已经退而让宇航员搭乘俄罗斯火箭前往国际空间站。更尴尬的是,五角大楼未来几年将依靠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发动机来发射军用卫星,同时支持美国的备选计划——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资的联合发射联盟(ULA),以及马斯克的SpaceX。

第二次冷战中,对立的贸易同盟成为对立的军事联盟的补充。美国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开始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比如,奥巴马在世贸组织WTO共发起了23起投诉,其中14起针对中国。奥巴马政府用明确的反华语言刻画其贸易政策。《新闻周刊》2015年10月12日写道:

“TTIP和TPP都是关于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为与中国竞争建立的联盟……简而言之,这两个协议都被看作是美国和中国为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而进行的竞争。”

在2016年2月15日发送给白宫的电子邮件中,奥巴马总统坦率地将TPP视为在一个影响全球贸易规则的零和竞争中反制中国的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是美国 ,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来制定本世纪世界经济规则……目前,中国希望制定亚洲商业规则,如果他们成功,我们的竞争对手将可以随意忽视基本的环境和劳工标准,使它们在与美国工人竞争时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负责制定规则。”

为了捍卫TPP免受民粹主义等的批评,奥巴马政府动员了国家安全官员和外交政策名人,宣称该协议是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反华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就谴责特朗普基于地缘政治理由撤出TPP的决定:“我担心的是我们将亚太地区交给了中国。”

特朗普政府击沉了TPP,而TTIP则由于欧洲内部和美国的反对而处于休眠状态。在《总统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中,特朗普政府不认可冷战结束后其前任的多边主义,在贸易中推行“美国优先”策略(America First):

“20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遵循这样的贸易政策:强调旨在促进外贸惯例渐进式变化的多边和其他协议,遵守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结果]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在全球市场处于不公平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是时候采用一种新的贸易政策来捍卫美国的主权,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律,利用美国的杠杆打开海外市场,并且谈判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贸易协定。”

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经常把他的经济国家主义描绘成重商主义的灾难性逆转,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世界战争的不可控的漩涡。这忽视了特朗普及其双边协议顾问,与奥巴马的多边方式具有相同的目标:阻止美国国内和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落入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手中。

作为其对中国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拒绝将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而这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条约中已经声明了的权利。 “中国制造2025”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获取外国技术的计划震惊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他们都在考虑扩大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其中涉及外国参与者的兼并和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经济制裁是第二次冷战中大国对抗的另一种手段。就俄罗斯而言,美国的制裁政策侧重于迫使俄罗斯和外国个人和公司为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政策而受到惩罚。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监督针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和国防部门等的制裁。特朗普希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但俄罗斯与美国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胁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国会通过的对俄更严厉制裁措施的阻挠。

第二次冷战中,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好战信仰,给世界大战的地缘争斗增添了意识形态色彩,典型的一幕是苏联共产主义者拉了一帮临时伙伴结成联盟,对抗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白人至上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而第一次冷战时期,西方民主国家则分化成反共产主义国家、支持共产主义国家和反-反共产主义国家。

有人认为第二次冷战涉及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即自由民主体制对新威权主义,以普京和X,还有特朗普为代表。这种论点的一种说法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全球秩序”,它与国家资本主义或各种形式的经济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形成对立,而新的“北京共识”则同时对政治和经济自由造成威胁。

这是没有说服力的。美国的盟友包含了军事独裁的埃及、专制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普京的强人政治更像是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而不是中国的领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决策者的特权背景和技术官僚路径来说,美国出现与中国最类似的时期是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期间,而非民粹主义的外来者特朗普时代。

应该从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待今天的冷战。其前身第一次冷战是20世纪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通过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间接地进行,因为传统战争和核战争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1914年至1989年间发生的三场世界大战,起源于德国、俄罗斯企业获取欧洲主导权。欧洲霸权对柏林和莫斯科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把国家从单纯的地区力量转变为超级大国,规模可与美国一争高下。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是统治欧洲。而希特勒更激进的选择是一个巨大的“种族纯粹”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雅利安”先驱定居在东欧和俄罗斯的一个新的农业中心地带,而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则通过种族灭绝、饥荒等被迁移走。

1945年以后,苏联凭借其在欧洲东部的霸主地位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国。如果没有东欧(包括东德)的技术人员和产业,仅俄罗斯,即便包括苏联从沙俄继承的外围国家,充其量可能是个地区强国。如果西欧富裕但弱小的国家,特别是西德可能被吓倒成为中立国,苏联的经济基础就会进一步扩大,这反过来又可能促使西欧按苏联方式进行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强化苏联的实力。

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第二次冷战则因当代唯一的全球大国——美国,谋求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无限制的全球霸权地位,而中国和俄罗斯对此作出反击而起。

“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是米尔斯海默推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变体,认为在一个没有主权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中,国家将倾向于尽可能多地积累相对力量。大国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和安全。俗话说“最好的防守是好的进攻”,或者如梅·韦斯特(Mae West)所说:“好事多多益善”。

纳粹德国图谋成为超级大国演变为赤裸裸的侵略,与疯狂的种族主义阴谋论分不开。但在以前,德国像弗里德里希·诺曼和马克斯·韦伯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就支持德国在中欧各国中成为一强,并在20世纪面对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仍保住其地位。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德国和欧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俄罗斯人的附属国,那么德国对欧洲的征服就可以合理化为一种自卫。

现在我们知道,二战后斯大林没有侵略西欧的计划。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最终复苏将引发新一轮类似前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内部战争。苏联要坚持扩大共产主义集团的机会,并准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战争可能会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影响力的机会性扩张是预防型的。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北约扩大到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边界,作为美国应对未来可能的俄罗斯复仇的对冲方式。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怀疑,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真的认为消灭萨达姆、卡扎菲和阿萨德,并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扶持亲美统治者将改善美国的安全。同样也可以说,美国两党选出的总统继续把美国定为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而不是中国。

一国视为预防的措施,其对手会视之为侵略。这就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强权政治的悲剧”。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背景下,美国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必须被审视。这也不用说,从莫斯科和北京的角度来看,华盛顿以自我保护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使行为合法化,与美国努力包围和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是一致的。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看似无关的美国政策(包括北约扩张、美国在中东的战争、支持“颜色革命”以及急于“锁定”类似WTO和多边协议这类自由贸易规则等等),它们联系起来会形成一种感觉,在中国的长期崛起之前,美国塑造符合美国价值和利益的世界秩序,只有短暂的机会窗口,西方财富和权力的消散,不可避免地将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那些将当代中国与1900年代(1900-1909——思享君注)的德意志帝国相比的可以获得反证。当代中国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俄:巨大、有耐心,并在authoritarian的治下逐渐现代化;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像德意志帝国一样。那时,德国“精英”担心俄罗斯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使德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实现欧洲霸权。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担忧,促使美国几届政府采取匆忙草率行动,以巩固其全球“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但在过去30年,美国构造长久全球霸权的努力已失败,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第二次冷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冷战后图谋全球霸权,而中国和俄罗斯予以抵抗。我的第二个论点是,如果将美国的胜利定义为面对中俄抵抗、特别是中国抵抗,仍然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那我认为美国在第二次冷战中将被失败。

根据那些“新冷战斗士”的言辞,美国的多种目标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主导;中国接受没有其参与的、由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起草的世界贸易规则;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的永久存在;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

无需争辩,这些地缘政治目标从美国的角度看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些目标无论好坏都不可能实现。让国家去承诺那些不能完成的任务,必将导致丢尽脸面的失败。

让我们仔细研究这些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目标:

1、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霸权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冷和平20年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尽管中国人可能会抱怨,但他们最终会默认美国在东亚营造的和平,因为这服务于他们的商业利益,或是阻止了日本的军事化。

去年11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的圆桌会议上,总结了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中国战略,丢弃了粗鲁的霸权政治的理想主义面具:

“我认为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得很好,你不能用你的军队在这个地区扩大权力地位。这公平吗?不。这正义吗?不。我们有门罗主义而你没有。这就是现在的行事方式,很抱歉……我们遏制中国,中国人也认为我们正在遏制他们。”

在1997年时,至少还有可能相信,中国和日本、德国一样,会接受作为美国保护国这一地位,并且专注于成为出口导向型的民间力量。这种想法在今天是妄想。

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是不可能的。鉴于中国国力和财富的持续增长,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形成在该地区中美军事对抗两极存在,中国、美国或加上地区其它强国分庭抗礼,或者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后中国成为地区霸权。

从美国及其盟国的角度来看,如果第三条道路不可行,延续与中国的低烈度对抗,可能要好于美国默许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但接受一个两极存在的、分化的东亚,包括美国在缓冲区内保持克制不挑衅中国,就标志着美国要从乐观的冷战后秩序中后撤,中国不再是美国主导下的亚洲和世界中只居于从属地位的民间贸易力量。

2、中国接受美国及其盟友起草而自身缺席的世界贸易规则

第二次冷战的另一个受伤者是全球“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至少是那些由美国及其盟友起草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规则,如TPP谈判。奥巴马政府声称,如果要参与TPP和TTIP将创造的多边市场,中国将被迫更多地按自由市场规则办事,这是荒谬的。

首先,TPP这个据称规模巨大的贸易同盟,主要参与者是美国和日本,两国已经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联,其它一些小型经济体也与中国存在大量贸易。至于跨大西洋的TTIP,美国和欧洲渴望中国的劳动力、消费者,甚至资本,这就反驳了中国为打入新的、更深的欧美市场将采用自由资本主义的说法。

以为21世纪早期美国、欧洲和日本可以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锁定”贸易和投资规则,中国被迫数十年或未来几代人都不得不遵守的想法,根本就是幻想。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某个时候,用其他指标、市场汇率来衡量,也将超过美国。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但中国将保持比美国或其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盟友更高的增速。

据普华永道(PwC)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5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58.5万亿美元,美国将是34.1万亿美元,日本仅为6.8万亿美元。当然,可以肯定,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人口构成中中产阶级消费者和工人的比例都比中国高得多。只有在中国发生了极具挑衅性和令人恐惧的行为,才可能阻止其经济稳定增长的惯性。

2015年,当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成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时,奥巴马政府向美国盟友施压不要参与其中。英国却不顾特殊关系,在欧洲各国中带头与亚投行合作。正如新加坡的基肖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思享君注)当时在题为“ 为什么英国加入亚投行是美国衰落的迹象 ”的文章中写的那样:

“美国无法再主宰世界历史。新的大国崛起了。与大多数其他中等强国一样,英国人决定对冲他们的赌注,同时与中国和美国共事。这事关生存,如果伦敦不服务于崛起中的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利益,它在21世纪将被边缘化,因此,英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合作。”

背信弃义的英国佬认为对的事,其它美国军事盟友也会认为是对的。特别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你不要指望他们会牺牲自己与中国在商业关系中的利益。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还不会像第一次冷战时红军占领半个欧洲那样马上威胁到他们。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倡议旨在把远在西欧的国家联结到一个新的泛欧亚经济体系中,想想欧洲国家的经济利益,想想他们在经济萎缩或低增长中正寄望于海外市场和劳动力,那么,对抗中国的欧美经济联盟注定前景不妙。

3、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的永久军事存在,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美国也可能被迫从冷战的目标中羞辱地退出,因为目标目前无法实现。

柏林墙倒塌后,美国宣称“势力范围”的观念已经过时。2013年奥巴马的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真的吗? 转向公平竞争?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抵达俄罗斯边界是合法的,那么俄罗斯在古巴的新基地是否也可以接受?美国真的不会反对中国和墨西哥结成军事同盟,让中国在美墨边界建设军事设施,并让中国军舰在墨西哥湾挑衅性自由航行? 美国的所有邻国,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历史上都曾被美国入侵过,那么,中国可以声称它的北美军事联盟纯粹是防御性的。

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美国都会发现“势力范围”是个治国有用工具。美国全球霸权的倡导者经常将大国与小国间的非军事区等同于臣服者,但像比利时、瑞士这样的非军事区和中立国,在国际外交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成为避免冲突的技术手段中的一种。19世纪,美国和英国作为军事对手,在俄勒冈地区分享共治了几十年,使大湖地区非军事化,双方还探讨开挖“中美洲运河”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向斯大林建议,战后苏联可以在罗马尼亚获得90%的影响力,在保加利亚获得75%的影响力,英国与苏联分享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影响力,并拥有对希腊90%的影响力。导致冷战的不是苏联人在1945年后的边界附近缺乏进攻力量,而是他们在整个东欧建立了共产主义puppet政权,加上其高度的军国主义和反西方外交政策。

美国通过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保持了第一次冷战的状态,它拒绝在红军击溃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时进行干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坚持要求苏联撤出古巴的核导弹,并同意从苏联边界附近的土耳其移除北约导弹,从而打破了僵局。

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在北约和欧盟的合作因俄罗斯的反对而搁置,实际上他们已经承认了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不可能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就像美国不会把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归还给墨西哥。解决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持久方案,将基于对亲俄罗斯地区的部分协商自治和乌克兰的整体中立化。东亚的解决方案,不是协商中立、权力分享,就是继续冲突。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政权下,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可能接受美国在其边界附近的军事设施和行动的合法化。

美国应该放弃沿袭第一次冷战而来、并已挑起第二次冷战的全球霸权图谋。应当成为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所描述的、不可通约价值(incommensurable values)社会的一个地缘政治版本,或称“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

一个全球性的“暂行妥协”可能会有一些过去在大国协调和外交争端解决方面的类似特征。会有军控尝试,但不是完全的裁军,因为每个大国都有权维持对其防御至关重要的基本武装力量。

在新的“暂时妥协”中,势力范围和非军事区将成为外交谈判的合法对象,以此减轻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小国和弱国可能会担心此类协议对其独立性施加的限制,但这种不适无法避免,因为我们身处一个无论国内政府模式如何,主要基于军事和经济力量划分、组织的世界中。

在经济政策方面,有一个实用主义暂时妥协方案可替代无法实现的宏伟设计。全球经济不可能由一套单一规则来管理,不管是自由主义或其它。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经济模式,被所有国家、在所有发展阶段或在所有情况下采用。

在冷战时期,反国家主义的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计划经济的法国、经济国家主义的日本、实行进口替代保护主义的拉美国家,以及封建石油君主制的中东国家结成了地缘政治联盟。在冷战结束后,推崇自由资本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时常被东亚的成功国家所忽视。

华盛顿共识不会被北京共识取代,会被经济多元化取代。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发现双边主义或小多边(minilateralism)更适合他们的国家经济利益,那就没有理由对放弃全球经济单一规则表示惋惜,这个乌托邦目标的吸引力,从来没有超出技术专家、游说者和学者的狭隘圈子。

至于价值观,美国人不需要成为道德或文化相对主义者。虽然个人和私营团体可以根据他们所认为的universal values改变信仰,比如以后现代世俗自由主义或福音派新教的形式,但对美国政府来说,将那些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视为非法政权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简言之,真正的美国利益和有益的同盟关系都处于危险之境,美国应该对中国、俄罗斯或任何其它国家进行有力反击,但继续把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创造和维系一个全球“美式和平”划等号是愚蠢的,不仅美国的对手排斥它,美国的盟友也不太可能使劲捍卫它。只有平衡其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引导世界从新冷战回到新的冷和平。

Irving Kristol(欧文·克里斯托,1920-2009),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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