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赤柬，亦称红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专家。这篇著作对赤柬这个20世纪人类最邪恶残暴的政权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于赤柬与中共的关系。本刊付于连载。作者特别附言：本文开始部分概括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红高棉的结构
在国家机构的组织方面，红高棉组建了一个类似中央政府的招牌机构“870办公室”，乔森潘是“870办公室”的挂名首脑，实际的领导人是都恩和苏华斯（Suas Va Si）。橘井省、磅占省组合为新设立的“中部大区”，辖两个编号为105和505的分区，柯袍是中部大区首领。这样，全国共有了7个大区：北部（代号303）、东北（代号108）、西北（代号560）、东部（代号203）、西部（代号401）、西南（代号405）和中部大区（代号105）。全国总数有32个分区，每个分区辖有几个区域（基本上是原来的县），每个区域辖有几个社区（基本上是原来的乡镇），每个社区辖有几个村庄。
东部大区包括凤梨勉省、柴桢省、部分磅占省和部分干拉省。它毗邻南越，历史上长期受越南民族的影响，与其他大区的民风不同。索平（化名So Phim，Sor Yan，So Vanna）是越盟培养的柬共分子，他只接受他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党中央的极端政策，例如集体食堂等，索平在东区推动得较慢，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对人民的稍微宽容。在东区某些地方，索平甚至允许人民穿自己的家常衣服来代替统一的黑衣裤。索平性情直率，与温威、三巴特、周杰特等人的私交甚好。温威透露，索平与他私下谈话，“他（索平）向我报告东区的情况很好。合作社已被建立，但粮食收成（没有上交党中央）而是分配给人民了。东区有一个自定的生活水准，是根据（那些）不愿集体吃相同食物的人民需求所设立的，因为那里的人民认为那样（集体食堂）就表示他们缺乏生活物质。”
西北大区出产稻米，曾是柬埔寨的最大“粮仓”。西北大区柬共首领三巴特也是由越盟培养的。他在西北部有威望。西北部对待当地人民（旧人）较少发生大规模处决事件，而且允许新婚夫妇短期住在一起。那里的主要产米地区是3号分区（马德望省），通常都会有充足的大米供应当地人民。但是西北大区对待“新人”是特别恶毒和严厉的，“新人”被故意分派到没有人烟的山地，被强迫在饥饿情况下去开发原始森林，在那些分区因疾病和饥饿而死去的人数是柬埔寨各分区中最高的。
中部大区以大规模的处决而著名。许多最恶毒的大屠杀就发生在中部大区。但塔莫的西南大区后来居上，杀人如麻的名声超过中部大区而独冠全国。
波布模仿中共也成立了“中央军委”，他自任主席。总参谋长宋成负责把红高棉武装整编为“中央军委”领导的国防军，统编为9个步兵师、4个步兵团、1个坦克营、1个炮营和总参谋部，共计72，248人。国防军的主要部队是：
170师，由原东区第1部队改编，师长查克雷，政委莱本；
290师，由原东区其它部队组合，师长密塔尔（Meah Tal，又名Sam Huoy）；
801师，由原特别大区第25部队改编，师长罗恩（Roeun）；
164师，由原西南区第13部队改编，合并了海军，师长密穆特（塔莫女婿）；
502师，由原西南区第33部队改编，合并了空军，师长苏麦特（塔莫女婿）；
703师，由原国公省第11部队改编，师长萨姆平（Sam Pin）；
310师和450师，由原北区部队改编，师长是欧恩（Oeun）和苏昂（Suong）。
在红高棉各大区里还建有地方部队，每个分区和社区也都有武装队，每个村庄里还有几十名成员的“自卫队”。这样，红高棉兵员总数有20～25万人。在东部，韩桑林是东区地方部队第四师指挥官，洪森是东区21号分区（磅占省）的乡镇干部。1975年4月洪森因病住进分区卫生院，1976年1月5日他与该卫生院的一位女子萨姆蘅（Sam Hieng，又名文拉妮）结婚。在红高棉部队的整编中，有不少士兵被裁减，他们没有得到“革命”胜利后的好处，而是被分派去种田，这使他们非常不满。
西哈努克在回忆录里特别提到一件有关直升飞机的事，“在1975年4月红高棉胜利后，红高棉获得几架前政府放弃的美制直升飞机，他们决定试飞。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他们能自己驾驶汽车，也能弄明白直升飞机。一个红高棉发动了一架直升飞机的引擎，飞离地面，可是他不知道如何着陆，只好不停地飞。最后这架直升飞机的燃料耗尽而坠毁，那假冒的‘飞行员’摔死了。事故之后，一位在内战期间投奔红高棉的前飞行员，被命令试飞直升飞机。此人顺利升空后，愉快地驾机迳自飞往泰国着陆，然后他去了法国避难。”
在红高棉的人事安排上，1号人物是躲在幕后的波布。英萨利掌管外交，宋成掌管军事，温威掌管经济，克多恩掌管商业，农苏恩掌管农业。他们都是红高棉党中央“高级兄弟”成员。胡宁掌管宣传部，程安掌管工业部，“西哈努克流亡政府”的工业部长柯特崇现在只是波布的越语译员，癡呆的乔彭娜莉挂名“全国妇女协会主席”，英提丽特掌管社会部，云雅特掌管文化教育部，这些人都是红高棉中央委员。秀蒲拉西担任柬埔寨驻联合国大使，秀木只是工业部属下的科技组头目。而老资格的柬共中央重要人物高米斯被怀疑亲越共，他不仅没有官职，且被软禁在家。
1975年9月英萨利返回金边。他的公开角色是红高棉政体对外的惟一发声筒和联系管道，实际上这个政体的重大决策都由他的见解和影响所决定，而且他掌管着红高棉的党务，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英萨利比任何人都深藏不露。现存的红高棉大量档中，“农谢的名字和（批示）签字到处都是”，显示农谢很忙碌。但英萨利的名字很少出现，他的签字更是罕有。英萨利也有一些讲话、以及他参加的会议记录，表明他完全了解红高棉的“社会革命”，但迄今未能发现英萨利直接参与或指导的证据。英萨利待人温和，谈吐沉着，连柯袍那样的村痞，也只愿与英萨利谈自己的真实见解。
1975年9月9日西哈努克夫妇在乔森潘和英提丽特的监督下抵达金边。此时，国际上还误认为红高棉政权就是原先的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因此红高棉需要把西哈努克弄回金边来当招牌，以便“移花接木”蒙蔽国际社会。后来，西哈努克承认道：“我返回柬埔寨并不表示我认同赤柬，但是我必须牺牲我自己，为了中国（脸面）和周恩来总理的名誉，因为周恩来那么多地帮助了柬埔寨和我自己。”
在西哈努克被迫回国的最后时刻，8月27日晚，在北京，毛泽东会见了西哈努克夫妇和乔森潘等人。毛泽东亲自为西哈努克说情，他让乔森潘向红高棉“党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不要虐待西哈努克夫妇。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如果那样做，西哈努克就没命了。”对此，乔森潘作了口头保证。毛泽东又劝西哈努克为红高棉服务，毛伸出手指说：红高棉与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有四点一致，因此西哈努克不应当与红高棉分道扬镳，而应该在柬埔寨和在国际上表示对红高棉政权的坚决支持。对此，西哈努克礼貌性地微笑着没有作答。
8月底，西哈努克夫妇带着最小儿子西哈莫尼回到金边，然后西哈努克一家即遭到软禁，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红高棉还逼迫西哈努克发出信件召回他在海外的儿女们返国。早在1970年他的那些儿女们被朗诺政府放行，目前分别生活在法国或美国。现在，西哈努克不知道红高棉为什么要求他招回儿女，不免骇然。他只能在信中隐晦地表达某些暗示。他的信件被红高棉审查后寄出，他的几个儿女感到不妙而拒绝返国，另有几个儿女听信他的话而返国，但红高棉没有告知西哈努克。那些返国的儿女没有被允许见面西哈努克，就被红高棉押送“劳动营”，从此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都遭到杀害。红高棉总共杀害了西哈努克的5个亲生儿女（帕花公主、纳拉迪波王子、拉威旺王子、苏佳塔公主、苏里亚公主），14个嫡亲孙子孙女，4个表兄妹，1个内兄和1个叔叔，共计25人。日后，西哈努克多次悲愤控诉：“在红高棉这个极端毛派主义政权的执政期间，我失去了如此多的亲人！”然而，红高棉确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意见，留下西哈努克夫妇的性命。当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时，西哈努克请求去北京弔唁周氏，被红高棉断然拒绝。后来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西哈努克只求发一封唁电，也同样遭到红高棉的拒绝。据说，在金边，西哈努克一家被软禁在金边的一个“三间房屋小院落”里，由红高棉兵看守，每天早上有一个黑衣兵骑自行车送来一天的米饭或蔬菜。在回忆录里，西哈努克把这种生活称作“拘押”；仅仅乔森潘来过几次对西哈努克宣示一些事情；西哈努克只模糊知道有个“安卡”掌管着国家的一切。
柬埔寨的“社会重构”情况被严密封锁，连越南人也不了解。红高棉“党中央”自然也不希望北京知道。但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在柬埔寨发生了什么，这可能是北京另有管道了解柬埔寨情况。于是很快发生了候荣被杀事件。
柬共是由越共缔造，继而由中共扶植的，这就在柬共内部形成“亲越共”和“亲中共”的宗派，加上红高棉“留法帮”，基本上有三个宗派。在柬埔寨内战时期，这三派同心协力；在夺取政权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没有人料到，第一个受害者是巴黎“英萨利小组”的重要成员、红高棉政权的内政部长侯荣。从1975年7月份波布从北京返回金边后，侯荣一家人就失踪了。8月底侯荣的尸体浮现在金边的一个小湖里。这是一桩神秘谋杀案，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于侯荣的被杀，红高棉方面没有任何表示，在它的档里也没有任何记载，似乎侯荣此人不曾存在过。侯荣是什么人？他是“亲中共帮”首领，可以看作是中共在柬共内部招募的代理人，他背后的势力不是红高棉“党中央”可以轻易触动的。显然，只有波布的指令和北京的认可，才会使侯荣被杀。迄今没有任何一个红高棉领导人提到过侯荣被杀的内情，只有他的亲密战友胡宁在日后透露：侯荣因为反对“党中央”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的政策而被处死。后来在1977年，胡宁以及所有的“亲中共帮”成员，也全部被“党中央”处死了。历史证明了：对任何共产党独裁者来说，他自己可以是某外国共产党的“儿皇帝”，却绝不容忍存在于自己党内而听命于外国共产党的“宗派”。
红高棉的经济政策追求是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柬埔寨的对外贸易完全停止了。在世界上，只有中国给红高棉以大量的物资援助，包括车辆、小型拖拉机、燃油、农具、药品以及日用品，还派遣多达15，000名军事经济技术人员去帮助红高棉。红高棉普通干部大都是些不识字的底层人，所以中国援柬人员不是单纯从事技术性指导和培训，而是直接为红高棉做劳务。例如中国飞行员替红高棉驾驶飞机和运转机场，在金边的电话局、电厂、水厂、水泥厂、枪炮修理厂、以及柬埔寨各地的铁路、水坝建设等地，都有中国人在工作。在中国人的要求下，红高棉很有限地召回一些被驱赶到农村的工人。那些在60年代中期曾在金边大学进修柬文的中国人，也被中共派回柬埔寨，为红高棉充当政治顾问，他们完全清楚红高棉正在做什么。
1975年10月的一份红高棉档表明“党中央”命令在金边秘密建立一个大型的清洗中心，代号S-21.杜赫（原名康克由）是这个机构的领导者。他从1973年起不断积累了清洗经验，也积累了冷漠残忍。杜赫选择了金边南部的一所名为堆尸陵（柬语Toul Sleng，一种有毒的野果）的中学建立S-21.这个中学有四排的3层教学楼，被改造成20个集体大牢房和许多被砖块隔开的2尺宽8尺长的小牢房，使整个S-21能同时监禁1，500个囚犯。从外面看去，院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铁刺网，让人有浓厚的阴森不详之感。S-21于1976年5月启用，杜赫负责S-21的各方面的具体操作，他挑选了57个监狱警卫、20个看守员和一些拷问员。杜赫外貌清瘦和善，从不趾高气扬，一张照片是他的通讯员搂着他、两人笑眯眯的合影。但他对工作对下属都很严格。S-21的守卫辛辉（Him Huy）评论道：“他很坚强，头脑也很敏锐，他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最为具有价值的是，出于数学教员的认真习惯，杜赫为S-21的运作保留下完整的记录。
S-21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内部清洗，其动机源于“党中央”夸张了自己在“敌人”眼中的地位：一份红高棉档声称包括台湾、韩国和印尼和“东南亚联盟”组织（SEATO）的主要目标是要联手毁灭红高棉政权。喜欢无中生有的农谢也谈到：“在（1975年）金边解放6个月后，美国计划从我们手中夺权。那计划涉及美国、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联合行动，形成了一种内外搏斗。但是我们粉碎了他们的美梦”。在S-21建立的最初期，有7名皇室亲王和公主在S-21里被杀害。S-21的存在是高度保密的，仅极少数“高级兄弟”知道。英萨利似乎谨慎地避免参与清洗，迄今没有发现他参与S-21工作的直接证据或指示。S-21的隔绝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靠近营地、把附近的地区清场、限量所有档、烧毁所有废弃纸张、转移囚犯时蒙起他们的眼睛、禁止拷问员档员以及其它员工之间的任何接触。最残忍的保密措施是靠杀死所有囚犯来维持的，没有任何人被释放过。S-21的恐怖和神秘在附近的一个工厂里为众所周知，该厂一个工人后来在1989年受访时指证它是个“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的地方。”杜赫并不是红高棉中央委员，但他在红高棉政权里担任着一个重要角色。在1970年3月“朗诺政变”之前，杜赫经常回家乡看望他的亲人们，据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说，杜赫回乡时从不提及政治，她们也不知道他是柬共分子。1975年4月红高棉获得胜利后，他恢复了回家乡。他的姐姐说：“我们不知道他在红高棉政体里有什么职位。他回家时从不谈论他的工作，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在S-21建立之后，在柬埔寨各地区的红高棉仿照S-21建造了196个清洗机构。
开放201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