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赤柬兴衰系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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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赤柬,亦称红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专家。这篇著作对赤柬这个20世纪人类最邪恶残暴的政权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于赤柬与中共的关系。本刊付于连载。作者特别附言:本文开始部分概括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社会状况

本文把红高棉政体下的社会状况的主要特征,以简略的实例和证词(存于金边文档中心)表述。需要说明的是,柬埔寨民众质朴木纳,表达能力差,他们的叙述枯燥简单而真实。读者如果能稍微体会那些事情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便可领会其中的骇人之处。

1──红高棉以“合作社”为名,强迫所有的人民生活在劳动集中营里。个人的生产资料、运输工具、生活器具,包括土地、农具、种子、存粮、自行车、牛车、家畜、所有的煮饭器具等等,都成了“合作社”财产,支配权属于“安卡”。人民的“集体进食”从1976年1月成为全国的统一方式。人们被“安卡”发配到生存艰难的地方去从事奴隶劳动,他们还被强迫接受奴隶生活。“每个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可言。实行合作化以后,人们不可以离开村庄,全部财产都被剥夺了。私藏粮食要被处死。随着经济的恶化,集体食堂的饭锅里只有糠皮。农具和耕畜是少见的和宝贵的,弄坏一把锄头或者一头水牛跌伤了一条腿,都会使当事者成为不可辩解的‘反革命罪’,遭受疯狂的鞭打或处决。”

2──私有财产权被红高棉彻底剥夺。废除货币,即是对社会财产的最深度掠夺。红高棉的内部档解释废除货币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使用钱币,钱币将落入个人手中……如果钱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可以用钱币买通人民的情绪。然后我们的纯洁的柬埔寨社会将堕落为越南共产党社会那样肮脏。”柬埔寨城市居民被逐出城市,他们所有的房产和财产被红高棉没收;乡村人民在既往历史上从未被集体化过,但从1976年初,柬埔寨每个乡民都被要求交出生产工具和私有财产(包括厨房用具),归公使用。

3──家庭的拆散。在柬埔寨,作为集体化过程的一部分,家庭都被分开。丈夫和妻子被分开,孩子们也和他们的父母分开。所有家庭成员被根据年龄和性别,分派到不同的“劳动营”去,在不同地点或区域里被强迫劳动和集体生活。被分开的男人、女人、孩子在各自“劳动营”的住房都是集体性的。家庭功能和伦理,以及家庭对老人的赡养、对孩子的监护抚养都消失了。红高棉认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是不必要的,夫妇被长期隔离,新婚者也不能长期在一起生活。孩子到六岁时必须让红高棉领走,而不能被他们的自然父母所教育。“安卡”成为所有孩子的代理父母和统治者。社会对父母的尊重被替换为对“安卡”的崇拜。

柬埔寨的一位证人说:“在(菩萨省)这里,我们一家被发配到各个不同的劳动地点和生活。我和丈夫被分派在两个不同的”劳动队“挖水渠,两个小叔被分到”青年劳动队“,公婆两个老人在村里种田,一家人没被允许过团聚一次。”

4──市场、商品和社会服务系统(包括商业、邮局、公共运输等)被废除。在柬埔寨,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被红高棉“党中央”简单地决定,人民的生存和生计,包括食物、衣服、日用品、住处、健康等等,完全依赖“安卡”的配给。这样,全体人民变成为被“安卡”役使的、没有报酬的奴隶劳动者。而货币和市场废除的主要结果是让政权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财富。但不可避免的是,如此的社会体系成为整个国家逐渐蔓延经济危机和最终衰竭的起源。

5──所有的法律和规则都被废除。法院系统、政府管理或民政部门都被关闭。柬埔寨仅仅剩下一条规则:安卡即法律。至少,新宪法应当依照人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被通过,但事实上红高棉“党中央”的几个人就决定了“新宪法”。乔森潘对此的解释很无理,他说:柬埔寨新宪法在制定之前就已经实现了,也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搞人民投票了。

6──柬埔寨人表达意愿的所有方式都被禁止,包括说话、集会和出版。如果三个人聚在一起说话,会遭到逮捕或者处决。讲话是“安卡”独有的特权。民众仅仅向亲密朋友或亲戚低语他们的抱怨,但这需要冒着被杀死的危险。有证人说:“让我最担心的是晚上说的梦话。那个时候,由红高棉训练的十几岁的红色儿童,在夜间到处巡视,他们悄悄地在民众的集体屋下(注:柬埔寨很普遍的高脚屋)偷听。”

证人龚先生说:“我和我哥哥被编在同一个劳动营里。一天,有红高棉上级干部来视察,让大家给政府提建议。大家都沉默着。我哥哥年轻,鼓起勇气站出来很小心地说:建议政府给人们稍微多一点点的米,那样人们有力气了,干活就会更快更多,国家建设就加速了。干部们看着我哥哥,也没做出什么表示。当天深夜,我哥哥就被红高棉唤去‘学习’,被押到村外砍死了。我吓得在很长时间里不敢说任何一句话,像个哑巴。”

7──资讯传播系统被禁止。所有的报纸被取缔,收音机被禁止,人民的知情权被剥夺。红高棉干部偶尔集合当地民众收听电池收音机里的政治广播、革命歌曲和口号。全国众只有一份“党中央”的杂志《桐树》(Tung Padevoat),由红高棉宣传部长胡宁主编,模仿了中共的《红旗》杂志。人民被要求必须相信撒谎的红高棉政权。

8──废除全部的教育系统和健康系统。在柬埔寨全国,从小学到高等教育都被摧毁,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被严厉禁止。红高棉敌视文化教育,他们处死了几万个教师,幸存的教育工作者都是靠隐瞒自己的身份而暂时幸存。阅读文字是不许可的,书写文字更会招来杀身之祸。红高棉以新型的“政治教育”替代了文化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是给儿童们灌输“革命”价值观。

谋杀医生是红高棉政权的既定政策,任何的正规医生只要被发现存在就会被处死。柬埔寨原有6,000多名正规医生,杀剩仅46名。全部医院被关闭,仅保留了供红高棉干部使用的卫生院。全国唯一的医院在金边,医疗者是中国派遣的“援柬”医生,使用西药治疗。红高棉“党中央”和高级干部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普通民众只有无效的治疗。许多民众见证“人民能够得到的药物普遍是黑色粒状的兔子粪。”

人民患病的大多数结局只能是死亡。一个红高棉干部证实道:“农村医疗完全是空白,农民尤其是从金边与各城镇被驱赶到农村的人民,因极其苦难的原始劳动,又吃不饱,身体虚弱病倒,但没有医疗,反而被‘安卡’指为怠工份子,被处死。”另一位证人说:“红高棉政体那时,药物缺乏,人们把一种树枝拿来煮,再把煮汁和米糠混在一起,晒乾成药丸。一百多种病,都用这同一种药丸治疗。”

在暹粒省“劳动营”的一位女子说:“运气好时,每个人民每天可分到一饭匙大米,小半汤匙盐巴。这就是一天的食粮。有时分不到米,就只有饿着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摘些苦奈草来吃。苦奈草是一种非常苦的植物,实在难以下嚥。在劳动营,我被分配去挑土。必须游过一个池塘,到对岸去挑土。一次,在上岸时,因为脚上沾着泥浆滑倒了,整个人重重地跌在地上,我正怀孕,因此流产。我独自躺在瓜棚下的泥地,鲜血伴着腹痛不停地从体内流出,没有医生,没有药物,连一粒米都没有。阵痛之间,我无助地望着蔚蓝天空,心底泛起无限悽楚和绝望:刚刚逃出鬼门关,眼看着又要走上黄泉路,这世上还有哪一国的人民比我们更苦啊!阵痛和出血相互交替折磨着我,挺过了一天一夜,当胎盘终于自行脱落时,我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了。流产后的两天内,没有食物,我只吃了两个皮色青青的小芭蕉,是我丈夫从蕉园偷来的。第三天患了痢疾,病魔接连不断的侵袭,令我招架不住。我突然不省人事,众人闻讯把我团团围住,两小时后,在众人的救助下我总算醒过来。妇女们拾些树枝树叶,放在我四周烧,给我取暖。树枝烧着不停地冒烟,熏得眼睛睁不开,大家也一个劲地流泪。就这样我直挺挺的在泥地上连续躺了几天,有人见状就劝我丈夫放弃。他们对我丈夫说:现在这种情形,生不如死,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丈夫听了既生气又难过。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悲惨的遭遇,让人看不到生的希望,有些人就对生存失去了信心。但丈夫仍然四处打听偏方,采来草根,煮成汁给我服用。半个月后,我才开始逐渐恢复。”

祸不单行。当这位年轻女子刚有恢复后,“一天我伸手往背包中取衣服,手刚伸入背包,就觉得左手食指被狠狠地刺了一下,忙缩回手。我丈夫取下背包,拎到草棚外,倒出里面的东西,看见一条如拇指般粗细的毒蛇,原来我被毒蛇咬了。我丈夫赶忙用水布把我的前臂紮得紧紧的,以防毒。当时,痛得我欲哭无泪。那是一没医生、二无解毒药物的危急时刻。丈夫就大着胆子向干部们乞求,请求去村里找土医生(略懂草药的村民)治疗。等了两天,请求才获批准。在这两天中,我的伤口一刻不停地跳痛,受伤的手臂越来越粗肿,颜色越来越黑。肿胀从手部一直扩展到肩膀,感觉整个手臂皮肤快要裂开了。因为过度肿胀,皮肤看上去就像一张薄薄的透明纸,一戳即破。整个手臂沉重得无法提起。这是在痛苦、焦虑、恐惧和期待中度过的两天,漫长得像是过了两年。去村里要走20公里,这对健康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又病又饥的我,被丈夫牵着手,在森林中穿行了15个小时才到达村子。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天的惨状,天还没亮,我们就上了路。其实根本没有路,只是在森林中,踩着别人隐约留下的脚印走。天上下着大雨,我丈夫牵着我的手,在雨中一步一滑地慢慢前行。我们浑身湿透,不住地发抖。更糟糕的是,一路上我不停地呕吐。由于腹中没有东西,连黄绿色的胆汁都吐了出来。身体太虚弱了,走了约1公里,实在走不动,就地坐下歇一歇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深夜才到村里的大姨家。大姨慌忙找来村里的土医生帮我解毒。我在大姨家治疗了几天,渐渐好转。我对丈夫充满感激之情,正是他的固执,才使我再次躲过了死亡。”

另一证人说:“我村劳动营的一名妇女因过度难过、担心和想念在远方的女儿,疯癫了。红高棉说疯人不能到处乱走,就把她捆绑起来,让她孤独蹲在树下日晒雨淋,还每天分别在上午和下午殴打她。在另一个劳动营的她女儿苦苦哀求允许她回来看望娘亲。女儿看到母亲的情况后,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最终与她的母亲落得同一命运。这时红高棉说,她们母女不能留在村里,应带走‘治疗’(处死),从此便再没有人见到她俩。”

9──在柬埔寨,所有的宗教都被定义为“反动”和被禁止,包括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红高棉认定柬埔寨全部约40,000个佛教和尚都是社会寄生虫,许多和尚被处决,其余的被驱赶到劳动营里强迫劳动。佛祖或菩萨的大小塑象都被捣毁或倾倒进河湖。柬埔寨的最神圣的宝塔寺院有半数遭到彻底破坏,其余的成为存储仓库、猪圈、兵营、也经常被用作监狱。基督教牧师和伊斯兰教阿訇都被处死,基督教徒(Christian)和伊斯兰教徒(Muslim)遭到普遍的迫害。金边著名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被炸平,伊斯兰教清真寺也全部被拆毁。红高棉强迫穆斯林去吃伊斯兰教最忌讳的猪肉,许多拒绝吃猪肉的穆斯林被当场打死。凡是被发现念佛、祈祷或用另外方法表示任何宗教情结的人会被就地处死。柬埔寨人民只能崇拜“安卡”,在“安卡”的教义里只有同志或敌人这两种人。所有的宗教节日和仪式被废除,国际通用的西历也被废除。一个由红高棉自造的“革命新日历”取代了西历,把10天划分为一星期,把1975年指定为“革命新日历”的开始“零年”。每年的4月17日(金边沦陷日)是胜利日,允许人民停止劳动3天以受到政治教育。其它全部的世界公认的节日都被废除。

10──在柬埔寨,在新的奴隶群体中又创造了贱奴等级系统。占全国人口40%的被驱赶出来的城市居民“新人”在整个国家里被置于最底层的地位,其生存条件被严重地剥夺。红高棉广泛地宣称“新人”是“留着无用,杀掉不可惜”的物件。

一些证词摘录如下:

(一)红高棉政体把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红高棉人员是一等人,农村地方上的“旧人”是二等人,少数民族是三等人,“新人”是第四等人。“新人”在事实上是社会囚徒,他们被强迫做比乡民更多的额外劳动,但只准许吃更少的食物作为惩罚。“新人”被强迫在最偏远和最艰难生存的地方,做最苦的劳动,例如在原始森林,荒山或沼泽地,而且没有医药供给他们。他们时常无缘无故地被处死。

(二)被驱赶到菩萨省的一个“新人”说:“红高棉命令我们到小鹰山去挖水渠。那里到处是石地,10个人一天挖不到1公尺,如果将锄头挖坏了,就会被狠狠地毒打。小鹰山没有水,我们只好砍下树皮含在口里解渴。为了解决水的问题,红高棉让我们分别做一个盛水的小竹筒,规定每人一天只能喝一小竹筒的水。红高棉监工每天抽水来分给人们。没分到水的人,就只好用衣服、手錶,尤其是笔,去换取一小竹筒的水来喝,因为红高棉很喜欢那些东西。”

(三)“在可怕的(1975年)4月17日,把我们赶出家。我们的家庭,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兄弟和姐妹,以及我们的孩子,都被分开了。他们强迫我们日夜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和睡眠。他们惩罚我们,在我们的背后锁铐我们的双手,用锋利坚硬的棕榈树叶猛砍我们的脖子,活生生拔掉我们的指甲,用饥饿折磨我们。还有许多其它的惩罚,多得无法详细描述,这些红高棉的野蛮行为全都超出了人类的想像之外。”

现存金边“文档中心”的一个统计表明:在200个被驱逐到农村的城市家庭之中,在熬过了红高棉政体之后仅仅幸存约50个家庭。但这些幸存家庭,在红高棉政体期间也没有一家不曾被杀掉过家庭亲人。

11──杀害威胁被普遍使用。人们在红高棉枪口的威胁下劳动。任何异议者都会被“再教育”。“再教育”(re-education)一词是中国“文革”的发明。红高棉把这个词汇引进了柬埔寨。一位红高棉干部解释“再教育”说:“这个词意味着,人们不是被重新教育,而是被直接打死。”

有女证人说:“1977年,我肚子疼痛,呕血。姐见我病了,就偷偷捉水坑里的鱼给我吃,她还偷给村民缝补衣服换鸡蛋来给我吃。后来红高棉村干部发现了,因此捉她去‘再教育’。当时,姐才20岁。隔天在集体饭堂时,我看见有人穿着姐的衣服,我大吃一惊,眼泪控制不住,我心里明白,姐被杀了。村干部问我:‘你为什么流泪?是否想念姐姐?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别想念了,姐姐被拿去思想改造,她与你永别了!’听到这一番话,我连忙摇头:‘不,我的眼睛痛……,如果哪一天你们叫我去改造,我也不敢不去。’这样,我才逃过鬼门关”。“每天淩晨3时,我们就起来工作,到了中午红高棉只给我们每人吃一碗粥和一点盐。如果我们抱怨,就会被拖出去杀掉。每天都有人被红高棉拖出去杀死。日子久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那时,我经常偷偷在筑堤坝的工地捉老鼠吃。一天,竟然挖出一只人脚,我丢下锄头,拔腿就跑。可是,想起丢了锄头会挨打,我又跑回去拾锄头,碰见一个过去的男同学,他看我很可怜,就恳求村干部要和我结婚,以便把我带去他的村子,但最后还是没有被允许。”

12──红高棉在各地自造的土监狱遍布柬埔寨,用以集体关押和折磨民众。没有人能以公民权利避免毫无理由的逮捕和监禁。一旦被监禁,极少有人能得到释放,直至死亡。在监狱里,人们被锁铐被虐待,被野蛮地施加故意的痛苦或精神折磨,通常在狱内遭受酷刑而死。红高棉的某些处死方式特别令人厌恶,例如活剖开膛导致受害者惨叫数天而死,或者用塑胶袋套住人的头部把人活活窒息,等等。

证词摘录:

(一)“我父亲原在一个供应商的装运公司工作。他希望在内战后为柬埔寨的重建奉献精力。不幸,他的爱国心没有受到红高棉的接纳,而被处死。在我父亲被处死后,我们偶然发现了当年的一个红高棉干部,他曾经参与了对我父亲的审讯。他说:我父亲被关在一个寺庙的地下室,与另外3个男人一起被锁铐,连续几天不给食物。我父亲的脸是青肿的,背部和前胸的肋骨被打断。在处决时,一路上他被踢着和倒拖着来到了处决地点,严重的殴打使他失去了讲话的能力。据那干部说,我父亲在人间的最后呻吟是在叫着妻子儿子和女儿的名字。最后,我父亲的头颅被铁棒猛击3次而死亡。”

(二)“在各地,红高棉以开会的名义召集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送往劳改营。强迫被劳改的人每天干活。案情较严重的人被用手铐脚镣锁住,严刑拷打,如不招供会被处死。有不少人都屈打成招。那些施刑的拷问员,不问别的,只是追问你是何年何月何日参加美国中情局(CIA),或是参加苏联克格勃(KGB)也行,你的介绍人是谁,等等。许多人熬不过严刑拷打,被活活折磨致死。当时,我们的同事不见了,只听说同事调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就一直不见人,全然不知道是被杀害了。”

13──大量消灭人口。处决是红高棉的国家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这是世人对红高棉政权最为不理解之处。在柬埔寨,有地区性的集体杀人,也有经常性的村庄杀人,红高棉任意决定什么人应该被处死,没有明确的杀与不杀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通过杀人要达到的目的。被杀者(大多数是全家)在晚上被带走,不经问话就被处死。流行的处死方法是用斧子劈、锄头砍入后脑或木棒打断颈项致死,这样可以节省子弹并使处决过程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塑胶袋套头”是红高棉创造的恐怖处死法,受害者的头部被塑胶袋紧紧紮住,人被窒息而面部黑紫,眼球爆裂、舌头突出,极其骇人。尸体被扔进集体坟坑。也有些人被击打后丧失了意识,尚未死亡,但他们不能逃过“活埋”致死。谋杀不仅包括前政府的职员,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产者、工商业者、店主、商贩、知识份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严重疾患者、残疾人、无法承担繁重劳动的人、体弱生病不能劳动的人、被认为的懒惰者、日常生活中流露对现实不满者、稍有不同意见者或不愿服从红高棉的人。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的某些地区,还发展到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屠杀“新人”的空前严重的程度。

开放201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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