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上海壹周

《上海孤儿》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2000年出版的作品,获当年布克奖提名。中译本译后记提到:《上海孤儿》出版后,有评论家将石黑一雄赞为英国小说史上最勇于创新、最富有挑战性的作家。如果以曾经凭借《长日留痕》力夺布克奖的标准来看,这样的赞誉对石黑一雄来说似稍嫌夸大。客观地讲,《上海孤儿》继承了作家很多一贯持之的写作优点和对世界、对文化、对人的关注强点,但不同的是,相比于《长日留痕》,《上海孤儿》更像一部立意单纯的童话,一部在宏大结构下略带孩子气的臆想。
  小说以“孤儿”为名,且“上海”这一定语明确,很容易令人想起巴拉德的《太阳帝国》。当然,《太阳帝国》里孤儿吉姆留在了上海,梦想加入日本航空兵;石黑一雄笔下的班克斯,因为父母失踪,不得不在差不多的年龄被送回英国,接受良好的教育,虽然是同辈人眼中的“大怪人”,但至少坚持理想,实现了成为名侦探的夙愿。
  逐渐在英国上流社会站稳脚跟的班克斯,表面上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心中却一直被父母当年在上海的离奇失踪所困扰,同时又对周旋在社交圈的交际花莎拉•海明丝怀有一份若即若离的感情。当班克斯最终仿佛救世主一般来到上海,在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火中竭尽全力试图揭开当年那层迷雾时,无情的事实如针一般从“温暖的台灯亮光”所照不到的黑暗中刺出,戳破了一直以来被美好想像所填充涨大的气球。
  作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的作品总难以摆脱对故国家园的离愁眷恋,以及由文化对撞所产生的错觉甚至困惑。但无论《长日留痕》还是《浮世画家》,石黑一雄早已表现出对英国传统文化的精通,以及对隐藏于日本民族文化精髓背后的危险的深刻剖析。如果《上海孤儿》还是沉耽在这样的写作圈子里,前文所述的那位评论家估计也不会对石黑一雄施以“最富于创新、最有挑战性”的赞誉。本书对“移民”两字的表述,仅仅停留在当班克斯怀念当初在上海和日本伙伴哲玩侦探游戏时的无拘无束,以及把英国学校生活的谨慎小心说成“自我反省”这样少量情节的对比上。所以,无论单纯物理意义上的文字数量还是蕴藏在文字后的内涵表达,移民情结已经不是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中要表现的主要内容。
  《上海孤儿》的独特在于石黑一雄对人物设定的卡通化,尤其是班克斯。英国式的大侦探,无论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或者马普尔小姐,都严谨敏锐,充满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表现是对细节偏执狂似的追踪和串联能力。可是在班克斯身上,侦探的想象力并不怎么被待见,反而更多体现在儿童时期“老雇工剁人手脚培养蜘蛛”的水准。正如很多人困惑的,以班克斯的情商,何以在英国成为知名大侦探。或者换一个角度说,石黑一雄怎么会如此编织故事情节:当班克斯来到上海时,那一众面对日本进攻内心已经惶惑不已的英侨们,几乎将他当成了怀揣拯救世界金钥匙的上帝,一句“班克斯先生不是来了”,很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起自家历史上诸如黄飞鸿、义和团式的救民救国幻想。
  其实,对班克斯的童话式描写,一定程度上是石黑一雄对人性纯真的一种表现途径。班克斯身上有种非常明显的理想化特质,对理想的坚持(要做侦探且决不让浮华世界影响到自己的志向)、十足的正义感(对祖国英国在反对纳粹上不作为的谴责和日本扩张侵略的批判)、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比如与中国老人关于东方式家庭关系的对谈,以及班克斯对保姆李梅一生的敬重和对养女詹妮弗的爱)等等。这一切值得赞誉的特质,如果追溯其源头,就一定是他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她在班克斯幼年时试图凭借个人努力与代表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公司对抗。这份良知和正义甚至影响到了班克斯的父亲,以至于他因为无法和妻子保持同步而羞惭。
  在另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莎拉•海明丝身上,石黑一雄同样寄予了一份美好。虽然出场形象是以交际花——且是哭着闹着有失体统的那种——的身份,但借着和班克斯一次次语言、精神的碰撞,这朵交际花闪耀着对命运不屈服的光芒。她对名人的追逐,并非简单只为财或者更好的生活,莎拉渴望的是陪伴在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身边,帮助他一起为世界的改变努力。正是出于这样美好的目的,才有了对英国老牌绅士塞西尔爵士最终的失望,转而对有志青年班克斯产生真挚的爱情。
  对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石黑一雄早有了各种形式的表现,他本人则往往保持着旁观者的冷静和客观。应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态度,石黑一雄始终是抱着叙述者而非评价者的身份和视角。但当作品试图表现的主题变为人性这一最原始的创作目的时,石黑就没有再隐藏自己对人类美好情感的追求。只是,石黑一雄巧妙地把以欧亚大陆两端的伦敦和上海为支点,又笼罩在二战阴云之下的严肃正统的宏大题材,写出了纯真的童话色彩。虽然有关班克斯的一些细节有失真实,甚至略显荒唐,但不能否认的是,人性之美好,有时候真的只能用这种写作方式来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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