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豆:谈谈《红拂夜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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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这本书里叙述的,看似荒诞不经,却包含着最大的真实。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

看到《红拂夜奔》这个书名,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叙述隋末杨府红拂女慧眼识李靖故事的才子佳人小说。我第一次看到片段,是在高中语文读本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王小波的文字,只觉内容怪诞,文字粗俗,完全无法理解,只能大叹思想浅陋。几年过去了,我看完《黄金时代》对王小波的风格有所了解后,再完整地看看这本书,对他的深邃不禁击节赞叹。

小波在书的前言中说, 

“有关这本书:王二1993年四十一岁,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做研究工作。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数学史。
他是作者的又一位同名兄弟。年轻时他插过队,后来在大学里学过数学。他从未结过婚,现在和一个姓孙的女人住在一套公寓房子里。在冥思苦想以求证明费尔马定理的同时,他写出了这本有关李靖和红拂的书。”

这就是本书的情节了。其实它的风格很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都是借故事来对社会进行深刻的反讽。小波自己也承认受了奥威尔的影响。不过《1984》写的是极权主义的未来,本书则着眼于现实,关注我们当下的生存环境。无论是红拂还是王二,他们其实都是生活在“现在”的人,都是社会的另类。“城”在书中也许是喻指生活的围城,在外面的人拼命地想挤进去,而城里的人只觉得生活并不如意。“夜奔”的意义就在于,从压迫自由和思想的牢笼中挣脱,去追随自己的内心。就像曹禺借《北京人》中袁任敢之口表达的愿望,“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

然而,红拂年轻时逃出了洛阳城,到中年了发现长安只不过是另一座牢笼,原来一生的追求最后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王二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于是他花了十年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只不过得了个“人瑞”的称号,依然受着不如自己的人的压制,时时刻刻猜测别人的想法,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其实这时候的他们还不如从前,从前起码对生活还抱着一丝指望,而现在红拂在生活虚伪的压榨中不如从前美丽了,卫公也老了,厌倦了劳累,变得安于现状,年轻时他对生活不满意便冲动果决地去改变它,现在失去了这份勇气;从前红拂是顽强不屈的,现在当她鼓动卫公再逃离长安城时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可能。王小波在结尾说,“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指望原来是证出费尔马,对于红拂来说,这个指望原来就是逃出洛阳城。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做到了。再后来的情形我也说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要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而是指望。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 这让人压抑、窒息,阴沉沉得看不到光。所以说这是一本绝望的书。

红拂是个很“真”的女人,和周围环境不同的是,她从不做作。她一生保持了内心的真实。她对任何人都很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拐弯抹角不虚伪掩饰,因此大家觉得她是个怪人,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所以这是个无比病态的社会。李靖也是这样,其实他很纯朴,却无意闯了祸,全洛阳的人都在想着拿他做包子,只是不说出来而已,他只是觉得异常,却从没有怀疑过所有人都在算计他,都在虚伪地应付他,甚至他最亲近的李二娘。直到红拂爱上他,并有勇气冲破那个她憎恶的牢笼来告诉他。于是他们俩结合了,逃出了洛阳城。这是两“真”的结合。

因此,逃离洛阳城是人性解放的象征。逃离洛阳城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的主人公不仅仅包括红拂、李靖,还有尾随盯梢他们的虬髯公。其中有一个镜头是,红拂和李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脱去衣服下水,然后在一片沙滩上做爱。虬髯公看到了红拂美丽的身体和发生的一切。因此,三个人的命运都由此改变。一直觉得在王小波的语境里,“性”是一种自由的释放和解脱的方式。“性”在这里被赋予的,并不单单是它原本的含义,而是隐喻着人性在对虚伪的战斗中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条绿油油的河里,这片向阳的沙滩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可爱的,没有世俗的虚伪和做作,有的只是人个性的满足和伸展,是极大的快乐。人的身体就是这一切最完美的表达。而对于虬髯公来说,一切便又不同。虬髯公是个高超的剑客,他爱红拂,但他对杨府非常忠诚,把和红拂住在一起看做是头头们对自己的考验;他心中的幸福生活,就是等他老了,头头们给他一个老女人,分配一间谷仓隔成的小间,然后他们在这间小房子里交配,生孩子。所以他强忍渴望,只在晚上出去“仗义行侠”发泄心中的欲念。这是内心要求受到人为压制的异常表现。红拂和李靖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他所遵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他的内心受到极大撞击,他就再也不能维持现在的生活了。王小波在书中写到,“假设虬髯公和我们一样。都是群众,只是分工不同。等到红拂和李卫公在河滩上不自重的做爱,刺激了虬髯公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当群众,非当头头不可了……对于一个群众来说,这是无法可想的。你可以把她杀掉,却不能要求她什么。而头头就不同了。从古至今,头头这个词用一句话便可概括,就是对别人的权力。”那么他有两个选择:杀掉红拂,回杨府报告或者出走。他选择了后者。

但是虬髯公的人生不同于李靖或红拂,他是做了扶桑国王。他是从群众转变成了头头。但是他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个角色转换,他并没有把红拂对他的刺激化作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向正常的、人性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反面。“他觉得红拂应该是他的,是被李靖这家伙抢走了”,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想方设法地压迫别人,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用这种方式来忘掉在红拂那里受到的挫折” 。他颠倒自己身上原有的一切观念,强迫自己认为红拂是堕落的,终于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扶桑的人民。所以“简言之,他是在装神弄鬼,吓唬别人,但是装到了后来,连自己本来的样子都忘掉了。”因此,作者说,相比于从前,他反而是堕落了。王小波在这里借鉴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写法,以虬髯公身体形状的怪诞变化来隐喻虬髯公从一个被压迫的变态分子转化成了压迫者,最后异化为非人。

虬髯公的悲剧是一种极端是表现,但是李靖和红拂呢?他们俩有勇气逃出洛阳城,但是却没有勇气对抗全天下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淡化、关系恶化、疲于应付的氛围中,他们被巨大的孤独感和陌生感笼罩,不得不作假,以迎合这个虚伪的社会。当李靖兴高采烈地去向皇上建议将自己建造并为之自豪的长安城改名为“新洛阳”并为之遭到暗算时,他彻底蔫了。从此他从想象力十分丰富,爱好发明变成了对那些繁杂的俗事全部失去了兴趣,除了红拂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这是一个人的信任受到巨大打击后的反应。因此,他开始装生病,装糊涂,在外人面前显示出一副老了的样子。

红拂的天性十分活泼,讨厌一切世俗的规矩和不近人情的礼节,她在长安城的生活圈子对她来说荒谬而难以沟通。她的夜奔行为被人们认作是下流胚,她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情的言语被嘲笑,她只有虚伪地活着,而这不会使她感到真正的快乐,违反自己的本性活着,生命也只是一具躯壳而已。作者写道,“她爱卫公,并且不想改变,虽然爱他这件事干得有点欠考虑。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可千,就是盖上贝壳乳罩,挂上水袋,穿上衣服,出去上班。穿上这套可怕的服饰,也就是截断了思想。她的倒霉之处在于只有脱光了衣服,对着一面镜子;或者是抱住了卫公才能想像,但是不能一天到晚总这样。我也不能不去上班,走到灰色的人群里去,一路走一路想入非非。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在这个钳制思想的牢笼里,她看不到未来,卫公死后,自己也失去了最后的知音。她就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一样,“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所以她想到死亡。但即使死亡也不能让她如愿。

至于王二,性爱能帮助他证出费尔马定理,但证出了又怎样呢?生活的本质并没有被改变。作者这样描述他的心情,“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老下去了。从这个样子你决不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时每分钟都在想入非非,怀念着十七岁时见到的紫色天空,岸边长满绿色芦苇的河流,还有我的马兄弟。”

这本书里有许多隐喻,在我看来,是以荒诞得近乎不可理喻的笔调深刻地讽刺了这个时代的风俗人情。举个例子来说,

“红拂想自杀死掉,结果大唐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她需要各种指标,首先,需要一个非正常死亡指标。这件事要由刑部衙门办理。管这件事的官儿查来查去,发现各种死法的人都已大大超过了指标,只有下月上吊死的人还有空额,所以就批准她上吊死掉。拿到了准许上吊的批件后,又要到礼部去办手续,这是因为寡妇殉夫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礼部风气司的官员却说,这个季度殉夫的人太多了,使整个社会空气趋向悲观。所以起码要等到下一季度。为这件事又得和刑部扯皮。除此之外,还要在死掉之前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等。这些事情多得简直办不完。”

联系作者的生活背景和写作时间,正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我国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长时期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试验,因此,指标、工作效率低下、各部门互相扯皮这种现象自然屡见不鲜。

本书的结构基本是由两条线贯穿,一是王二和小孙,主要讲的是王二穷其心力终于证出费尔马定理成了人瑞但觉得生活依然没有指望的故事;第二是红拂李靖和虬髯公这几位“风尘三侠”,以逃离洛阳城为界。作者的思路很巧妙,采取“戏中戏”的形式,说明红拂的故事是王二的创作,这样显得较为真实,使作者可以以“我”的身份,以王二的口吻发表自己的感想,并且将这两个故事很好地串起来。唯一可能的缺陷是,在第二条线中三个人的故事转换时不够精妙,直接说“本章主要是谈李卫公的事迹”显得较为生硬。

《浮士德》里主人公在感到生命离去时说,“你真美呀,请等一等!我哀婉正在失去的东西。”王小波也提到,“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作者在小说的前言和结尾都提到了“有趣”这个命题,我想它隐含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真实地、不矫揉造作地“活着”。剥离了“有趣”,剥离了想入非非的权利的升华和净化是可耻的,使生活变得僵硬而失去活力。我们不能只期待受到教育,我们享受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被文明异化了的现实。生命和人性本身是不能变成机械的。这是我们的黄金年代,如果真的如此,我哀婉我正在失去的东西。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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