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笛无腔:一个自由主义者悲伤而精准的自我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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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约去年的这个时候,一个小朋友北上路过我这里。当天晚上,俩人坐在院子里闲聊天,说起最 近读书的事。他和我说他最近在读王小波,读到了“青铜时代三部曲”。我说,那几部小说很好啊。他 说,他读着觉得不太明白,黄金时代那些他都读过,觉得挺好,可是这个系列里的三部就不觉得太明 白,到底哪儿好?我说,魔幻现实主义啊。。。。。。当时大家一笑,正好有点别的事情一打岔,这个 话题就岔过去了。此去经年,最近又偶尔触及到这个话题,就想索性把这个话题写清楚,既是回答朋 友的问题,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以后这件事就可以撂下了。

对于王小波的小说,我一直有一个和普罗大众不太一致的看法,一般的说法认为,他的小说不如他的杂文随笔,而且他的小说也是以黄金时代,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等几部反映时代的作品更为人所称道,至于《青铜时代》里面收录的三部以唐传奇为蓝本的故事新编: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则更多地被人看作是小品性质的游戏之作。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我所接触到的领域内,还没见到有什么人高规格的评价过这三部小说。甚至在王小波炙手可热的当年,曾经有他的爱好者模仿他这三部小说的语言风格戏作过一篇《岳飞传》,肯这么做的人,想来应该是极热爱这套作品了,但很可惜,仍然是只得其形,我很遗憾的说,在我看来,他们都并没有读懂王小波的这三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来详细的解释一下。

必须承认,我说话比较罗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尤其越是牵涉面广的复杂问题,可能越会扯得比较远,但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最后总能拉回来,所以请对我有点儿信心,请容我慢慢道来。

我一直觉得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讲述者,一种是启发者。前者用笔写作,看重的是炫目的技巧,曲折的情节。后者用心写作,揭示的是人性,表达的是亘古不变的世道人心。后者和前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批评的精神,批评他人,批评自己,批评一切可以批评的东西,在不断的批评当中揭示和启发人世间被层层伪装包裹着的真实,很多庸庸碌碌的世人熟视无睹,或者君子远庖厨式假装看不见的世情百态。

而作为一个有批评精神的作者,又可以分为三种层次。一种是以韩寒为首的当今网络公知型的,大伙关注什么,他就说什么,有的时候他顺着说,有的时候他反着说,但放心,他绝不会越线,绝不会说不该说的,也绝不会说得太深。他们是演员,取悦拥趸们的演员。第二种是鲁迅奥威尔赫胥黎型的,他们什么都看得透,又什么都看不惯,撂不下,你怎么伪装也瞒不过他们,爱之深责之切,一刀毙命,见血封喉,不留余地,刀刀都往要命的地方扎,扎完了还得拧两下。他们是斗士,也许出招的方式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含蓄有的露骨,但战斗是他们的生命,硝烟是他们的氧气,这种气息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的字里行间透出来。第三种,是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型的,他们早已经把一切都看透了,他们也知道你改不了,他们只是微笑着,冷眼看着你一次一次的重复着前车覆辙,等你摔一大马趴,再把你拉起来,跟你说不要紧,我早知道会这样,狗是改不了吃屎的,但我仍然爱你。他们是哲人,他们书写的,是直指人类本性的绝望,但又是一种温柔的绝望。

好了,听完我这套关于作家分类学的废话之后,咱们可以扯回来了,在我看来,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所表现出来的,还仅仅是一个介于讲述者和批评者之间的角色,他的讲述技巧有时过于炫目,反而会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分解掉了批评的力量,但是到了青铜时代三部曲中,王小波已经隐隐找到了批评者当中第三种层次的境界,隐隐可以跻身于世界第一流作家的行列,像这种小说,思维早已经被体制固化了的老朽王蒙们当然读不懂,他们能读懂随笔就已经很不错了。

为什么王小波在青铜时代三部曲中的写作会有这种转变?我觉得是因为青铜时代三部曲是真正书写他自己的作品。有人也许会反对,他们会说《黄金时代》系列才是书写他自己的作品,所有的那些事都是他自己在文革当中的亲身经历呀。不错,但请注意,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黄金时代系列当中,他所讲述的,只是他物理意义上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时代的批判,他的写作还是作为一个客体,一个生存在那样大时代中的个人反射出的局部的时代之光。但在青铜时代中,他所书写的,其实完全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他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寻求自身社会定位,突围,碰壁,妥协,再碰壁,迷失,再次寻找自我的全部心路历程,只不过借古人的故事具像化实体化而已,他自己的内心,才是整部小说的全部精神内核之所在,这种真情实感,是一切外部体验所无法比拟的。在后面,我会借助《红拂夜奔》这部小说进一步说明我的这种判断。

一直以来我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拆解隐喻,我觉得这种拆解就好像解剖美人一样,会使一部作品的美感和魅力以及自然流畅的阅读体验荡然无存,(王小波老师当年大概也是这么觉得,所以他才会在作品里自嘲说“有人告诉我,不能这么写书--写书这个行当我还没有入门。他们说,像这种怪诞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寓意,否则就看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虽然我一贯很虚心。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点儿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当然他这段话还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后面的叙述,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但我今天还是决定要这么做一次,因为如不拆解,这篇作文的意图实在无法达成,姑妄言之,想到哪说哪吧。

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红拂夜奔》是一部描写自由主义者在体制框架内寻求逃脱的作品。只不过,在唐朝传奇的原本里,红拂和李靖浪漫的逃掉了,在王小波的这部小说里,王小波老师却残酷而温和的指出,你们逃不掉,永远也别想逃掉。(请回溯我这篇陋文前面关于作家分类学的段落,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王小波在这篇小说里已经接近了第三重境界的原因)

在这部小说里,很明显李靖和红拂都是自由主义者的象征,只不过李靖更加狡猾,他希望通过和体制合作的方式达到逃脱的目的,而红拂则从一开始就是不妥协的死硬派,她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是不加掩饰的,明目张胆的,逃离杨府,逃离洛阳,逃离妇联,直到最后的试图逃离长安,试图以自杀的方式逃离被体制严密禁锢的人世,所有的这一切步骤,都是出于她主动的选择。反观李靖,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无法违背却又不事声张的隐藏属性,假如有可能,他一直都试图通过妥协和现行体制合作,在洛阳,他希望能考上博士吃碗安生饭,在唐营,他腰里装一个假阳具混充积极分子,在长安,他先是在裤子里装一根法式棍面包继续装蒜,后是伪装老年痴呆,试图躲过体制的束缚和迫害,可是热爱创造热爱多样性热爱自由的天性却是他一切安稳梦想的最大敌人,虽然一直试图合作,他却仍然和体制格格不入。但他的逃走,全是被动的,被环境所逼迫,或是被红拂所引领,虽然是他带红拂逃出了洛阳城,但在精神上,红拂才是他的领导者。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终他们谁都没能逃出去。

在洛阳,红拂和李靖逃了出去,以为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世间的一切可能性都向他们敞开,但结果是,他们亲手缔造了一个长安城,一个比洛阳更加糟糕,更加封闭禁锢,保守而无趣的长安城。王小波写道,“自己去造一座城,然后自己住在里面,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古往今来,从商鞅到董仲舒,再到缔造了共和国的无数古圣先贤,革命英烈,他们对此大约也会是感同身受吧。当然了,这些人可不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更多的是像虬髯公一样,融入体制,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体制的一部分,只不过运气不济该着倒霉罢了。在长安城,红拂又劝李靖再次逃走,但李靖已经老了,当然也或许是看透了,他不想再逃了,宁愿在老年痴呆的伪装下苟延残喘,了此残生,最后上苍眷顾,死于一次性交中的心血管意外。在此之后,红拂继续寻求逃脱,于是提出了殉节的要求,这个要求很奇怪,很突然,给体制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体制是无所不在的,红拂的殉节申请,不过是体制运行中的一个小小意外,体制自身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意外修复,并入正轨。于是在故事的末尾,红拂仍然落到了一个坏老婆子手里,成为了体制这块墓碑上的一个小小的装饰性浮雕。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意志在体制面前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这或许就是王小波老师在故事的最后带给我们的一个“寓意”吧。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我们需要的不是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而是指望。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这就已经接近哲人的境界了。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到,王小波的这部小说完全是由各种现实的隐喻和寓言组成的,在这里我打算再做一件违背自己一贯写作习惯的事--我要当一次文抄公,记录一段小说中的情节:

“后世的人们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从年轻时开始,他就发明了各种器具。比方说,他发明过开平方的机器,那东西是一个木头盒子,上面立了好几排木杆,密密麻麻,这一点像个烤羊肉串的机器。一侧上又有一根木头摇把,这一点又像个老式的留声机。你把右起第二根木杆按下去,就表示要开2的平方。转一下摇把,翘起一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摇两下,立起四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4。再摇一下,又立起一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41。千万不能摇第四下,否则那机器就会哗啦一下碎成碎片。这是因为这机器是糟朽的木片做的,假如是硬木做的,起码要到求出六位有效数字后才会垮。他曾经扛着这台机器到处跑,寻求资助,但是有钱的人说,我要知道平方根干什么?一些木匠、泥水匠倒有兴趣,因为不知道平方根盖房子的时候有困难,但是他们没有钱。直到老了之后,卫公才有机会把这发明做好了,把木杆换成了铁连枷,把摇把做到一丈长,由五六条大汉摇动,并且把机器做到小房子那么大,这回再怎么摇也不会垮掉,因为它结实无比。这个发明做好之后,立刻就被太宗皇帝买去了。这是因为在开平方的过程中,铁连枷发挥得十分有力,不但打麦子绰绰有余,人挨一下子也受不了。而且摇出的全是无理数,谁也不知怎么躲。太宗皇帝管这机器叫卫公神机车,装备了部队,打死了好多人,有一些死在根号2下,有些死在根号3下。不管被根号几打死,都是脑浆迸裂。 ”

这堪称是我读过的最具智慧光辉和幽默气质的中国作家的文字,没有之一。根号2和根号3怎么能打死人呢?然而这种事在小说里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合情合理。正如我们原来也从不相信物理定律、化学反应和代数方程式会最终演化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其间想象的绚烂纵横,汪洋恣肆,反讽之恶毒刻骨,说尽了世间一切科学探索和人间惨剧之间必然联系的真相,以致写到后来,小波老师都不禁伤感起来,在书中说道:“卫公有过无数的发明,都是一辈子卖不出去,最后卖给了太宗。太宗把它们投入生产,冠以“神机”之名。现在我们一听到神机两个字,就把它和虐待狂画了等号,怎么也想不到消防和开平方。卫公年轻时,做梦都想卖发明来救穷,但是一样也卖不出去。等到他老了以后,这些发明倒全卖出了大价钱,但是这会儿他已经不缺钱了。 ”

诸如此类的智慧闪光,在篇中不胜枚举,就不一一细表了,然而我想说的是,这还仅仅是表层的东西,在更深的层次里,王小波借书中人物,书写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和僵化体制之间永恒的矛盾和注定惨败的宿命。比如,书中写到卫公死掉的时候,他说,卫公死了,这就意味着从此可以不把他当作一个人,而把他当作一件事。接下来又说到红拂的殉节,提到了体制内各部门对此进行的种种安排之后说,这些都和她没什么关系。她只管等到一个良辰吉日死掉就可,而且这一点也和她没什么关系,不到那个日子,她想死都死不了,到了那个日子,她想活也活不成。这就是说,虽然红拂暂时还是活着的,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把她当作一件事了。。。。。。这一段不知你是怎么想,我愿意把它看作是王小波对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解构主义文学观的一种借用和调侃。罗兰巴特主张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个以读者的个人经验为中心的再创作过程,作者本人的意志在这种时候由于作者已死的原因成为一个无法了解的真相。而在这部小说里,由于已经成为了“一件事”,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被彻底的有意识到忽略了,红拂死亡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由官方任意书写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是“都和她没什么关系的”。又比如,王小波在书中引入了一个“人瑞”的概念。人瑞和人才是不同的,人才的判定依据,话语的主动权在人才自己的身上,有才能的人,就可以是人才,但人瑞不同,人瑞的判定,是官方说了算的,官方说你是人瑞,你才是人瑞。因此人才是自由的,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走向,而人瑞是不自由的,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体制的英明伟大,装点盛世良园。

在官方话语权空前膨胀,大众文化日益变得现实而俗气的今天,再读王小波的这篇小说显得格外有意思,就仿佛在读一篇过去写就的关于现世的预言。我有权相信王小波在他写作之初对今天的文化现状是有一个准确的预期的,而且他当时一定是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一直觉得,每一个真正懂得幽默真谛的人都是深度抑郁症患者。正如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些天死掉的罗宾威廉姆斯。当然我觉得我并不如理解王小波那么理解罗宾,所以还是回到现在的话题吧。正如我以前曾多次说过的,我觉得他会去写随笔专栏,完全是一种不甘心接受一个无法回避终将到来的庸俗未来的心态在作祟,其实他真实的内心完全清楚,事情完全不会因为他所做的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而发生丝毫的改变。正如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所写到的,李靖在证明出了费马大定理之后却无处发表,只好把定理的证明写进了一本黄色小说当中。。。。。。具有讽刺意义又令人扼腕的是,就我所见,有很多的人拿王小波的这本小说就是当作有点儿搞笑的准黄色小说来读的。。。。。。多么精准的预言,又是多么悲伤的应验。

写到这里,我觉得其实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在各种隐喻和讽刺方面,不管是温和的还是辛辣的抑或是恶毒的,这部小说堪称是一座富矿,很值得有兴趣的人自己慢慢的发掘,全由我一个人抖落出来,一来是杀掉乐趣,二来工作量也太大,三来完全不符合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所以就此打住吧。在最后我只想很情绪化的说一句,以王蒙乃至冯唐等人的天资,我觉得还不配评价王小波的写作水准。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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