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徐庆全 八十年代 2018/11/07

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主导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所谓“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华国锋赢得了民心。此后,在叶剑英元帅等的支持下,华国锋被戴上“英^明^领^袖”的桂冠,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身兼三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一个人同时兼任这三职还是第一次,即使是毛泽东名义上也没有这样过,尽管他曾权倾全国。

一向有崇拜权威传统的中国人,承接着“文革”以来个^人^崇^拜的惯性,对华国锋填补了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真空,感到欣慰——更何况这还是毛钦定的接班人。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所论述的那样——“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页)

应当说,华国锋自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面临着这种困难——权力^过分^集中于一身的时候,也将权力^斗争的焦点聚集于自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华国锋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了他失去权力的第一步。

“元老派”和“新贵派”之争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华国锋辞职时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9页)

其实,这“两个小班子”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陈锡联。“文革”初期,陈锡联担任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时,不遗余力地维护毛远新的地位。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6年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文革”结束后,陈锡联检讨深刻,加上与邓小平关系较近,到1978年后,已经被排除在“小班子”之外。所以,胡耀邦没有点他的名。

不过,胡耀邦点出的郭玉峰,则是当年陈锡联的手下(郭为沈阳军区陆军64军政委),1967年10月,经陈锡联推荐,奉调进京,担任中组部业务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中组部部长。

华国锋“这么两个小班子”的形成,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坛上三股势力较劲的结果。

这三股势力,简单地说,一是江青等文革“激进派”,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是文革的受益者,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在朝以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人为代表,在野以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为代表;三是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以及陈锡联)等胡耀邦称之为“小班子”的人,姑且称之为“新贵派”。从年龄上来说,他们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对毛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文革“激进派”则不同。

毛泽东去世后,“新贵派”和“元&老&派”在对待“激进派”(“四人帮”)的态度上高度一致,这才有双方联手“粉碎‘四人帮’”的重大举措。在“新贵派”掌权后,在野的“元&老&派”谋求复出,两派之间的分歧也就相伴产生。

分歧的焦点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四五事件和邓小平撤职。两件大事都与“四人帮”直接关联,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颠倒的历史便须再颠倒过来。呼声首先来自一些中共元老和资深人士,同时也来自民间——社会上也议论纷纷,对解决两件大事充满期待。

可是,对于华国锋等“小班子”来说,这两件大事虽然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要翻案,必然涉及到对毛的评价问题。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并被人抓住把柄,华和高层面临两难。“反复考虑”的结果,用了这样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公开维持“批邓”的口号,另一方面又逐步减弱“批邓”的声音,暗中为邓的复出做准备。而对于四五事件,则采取先释放当事人的方式进行弱化。

围绕着这两件大事,一些赋闲在家的老干部们开始串联。据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回忆:“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尤其关注,得悉外间传闻反对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后,他专门把我和叶帅的小女儿叶文珊召到西山二十五号楼。在卫生间里,邓指示我们下山去串连这批老同志,发言点吴德的名。我们遵此照办了。”(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再举一例。1977年3月,陈云和王震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个著名的呼吁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发言。这个发言也是提前串联的一致行动。据陈云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披露,这个稿子事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引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是要写到这样才好。”(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7-1448页)

而据邓力群回忆,参与这一串联行动的还有胡耀邦:“会前,陈云、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邓力群当然也参与了。(《邓力群自述》,第86页)

在串联过程中,“元&老&派”慢慢开始形成了与“新贵派”的对立。既然对立,总要有个表现形式,于是华国锋及其“小班子”提出的“两个凡是”,就给“元&老派”提供了进攻的“炮弹”:所谓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是为了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的说法就在“元&老派”传开来,并继而向社会发酵。其实,这种说法,与当年的“事实相背,亦不公道”,但习惯于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对立思维的人们,在乎的不是事实,而是斗争的手段。(韩钢:《“两个凡是”的一段公案》,《炎黄春秋》2016年第2期)

既然对立已经不容水火,“元&派”对“新贵派”进行清算就是必然的。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成为第三号人物。在他前面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他之后的有李先念和汪东兴。

从后来邓小平的任职看,这实际上是邓小平获得的终生最高职务。后来,他虽然取代华国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名义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变为军委主席以外,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的领导职务。

以邓小平在党内的资历来说,他当然是“元&老派”的元老。他的复出,旌旗所向,“元&老派”群龙有首。

华国锋失掉左膀右臂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8日,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原来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可是,从11月12日陈云在发言中提出清算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后,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就成为会议的主题。

在这两次会议上,“新贵派”上至汪东兴下至李鑫,都被指名道姓的批判,华国锋虽然没有被点名,但把华国锋主持工作的错误算在“小班子”成员身上,也足以让他难堪,他不得不也在会上做出检讨。

11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一开始,就有代表指名道姓批评华国锋的“小班子”成员。

首先被点名的吴德。11月12日,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中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指名道姓请吴德回答他是怎样向毛主席汇报的问题。他批评吴德说:现在调到中央,好像官更大了,应做点自我批评。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如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是砍旗。他还提出,中央专案组三办对一些案件奉命保密,这是替林彪、“四人帮”保密,建议将一、二、三办交中组部。

中央专案组一直由汪东兴掌管,明眼人知道,这是指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此后,各组的讨论中,“小班子”的人陆续被点名批评,吴德、陈锡联、纪登奎被要求就一些问题说清楚;被认为“小班子”领导下的部门及负责人,诸如中央办公厅的李鑫、中央宣传部的张平化、《红旗》的熊复、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吴冷西等,也受到严厉的批评。(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对陈锡联,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发言说:

许多同志指出,像毛远新这样的一个毛孩子,竟然成了东北的太&上&皇,这和陈锡联有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中,辽宁搞了那么多的大冤假错案,有许多是他亲自批准的,他是有责任的。辽宁“四人帮”帮派体系很大,并给中央国家机关输送了不少人。这个帮派体系的形成,与他有关系。辽宁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被捂了四个多月盖子,陈锡联负有重大责任。党的十一大时,我们建议中央:陈锡联应向辽宁人民做个检查,他只说自己有错误,认错了人。辽宁的同志认为检查做的很不够。希望他做一个比较诚恳的检查,有利于我们向下面做工作,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辽宁的工作重点转移。迫于压力,陈锡联在会上检查,但还是不够深刻的。(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四十一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对纪登奎,时任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贵,在中南组会上发言:

纪登奎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原来在河南工作,但调到中央后,河南一有什么事,造反派就直接打电话给他,由他下指示指挥河南的活动。万里调到河南当省委书记后,工作起来很不顺手,所以对纪有意见。当时的副总理谷牧也对纪有意见,因为纪是常务副总理,谷牧在工作上找纪商量事情也常常受到限制。(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四十一天》,第242页)

11月26日,西北组的江一真在发言中,对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指名道姓提出批评。他提出汪东兴一连串的问题: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的态度,揭露汪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批评汪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态度以及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阻挠。

江一真发言后,同一组的于光远和杨西光跟上,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

西北组开了头,西南组的胡绩伟跟上;“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还很尖锐。”(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96-98页)

在这一过程中,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被称之为维护毛的“凡是派”,而汪东兴被认为是最坚定者。

闭幕会上,汪东兴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对大家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还说,“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副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

但是,会议并未同意汪东兴的请求。这与会议定下的人事原则有关。

会前,为了确保安定团结的局面,华国锋等人确定了一个原则:人事格局上,“只增不减”、“只进不出”。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

参加这次会议的于光远回忆说:“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从五人增加到六人。这个人数多少并不重要,但汪留在常委,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暂时的,都懂得现在采用这个‘只进不出’的方针比较好。”(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142页)

当然,对于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职位,“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暂时的”。当然,大家更知道,华国锋的左膀右臂已经失去了。

摘掉“英&明&领袖”的桂冠

无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还是在三中全会上,对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批评,说到底,客观上都是要华国锋“买单”的,因为他是这个“小班子”的领头人。

其一,与会者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华无法逃脱干系,他需要有个态度。其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华并没有压制,但因为这场讨论被作为针对“两个凡是”来的,华也不好推脱。

比如,11月26日,胡乔木在发言中就要求华谈一下“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问题:“华主席如能对这个问题谈一下,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巩固安定团结,澄清国内外各种猜测和不正确的传说,将有很大好处”。

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做了自我批评。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说: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持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主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却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华国锋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单地讲一些有关情况。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论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145-146页)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284-285页)

华国锋的检讨,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誉。但是,他的“英&明&领袖”的桂冠,也在这种赞誉声中落地了。

关于“少宣&传&个人”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国发表。

普通党员和民众在敲锣打鼓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所崇拜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会在中央的会议上作检讨。少数一些对政治敏感的人,或许会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第五段中关于华国锋提议“少&宣&传&个人”那一段话中感觉到一点异样。

那段话是这样说的:“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

关于这段话是怎样写进去的,胡耀邦曾经说过:“要少&宣&传&个人,是乔木同志提出来的,后来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写进三中全会公报上去,公报才有了这段话。后来国锋同志要我们几个人为他准备一篇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稿,我就向国锋同志提出,少&宣&传&个人应多说几句话好,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开了会以后,我向国锋同志提出,是否把你们五位常委的八次讲话印发到全党去?我同国锋同志两次讲过。国锋同志说,我说过了,检讨了,就算了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2页)

胡耀邦的话,是1980年中央解决华国锋问题的会上讲的,他略去了是华国锋自己提出“少&宣&传&个人”的事实,而是直接说是胡乔木提出来的。其实,胡乔木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讨论华、叶、邓讲话时说的。

12月15日,胡乔木在讲话中说:“华主席这次提出不讲华主席党中央,以后只讲党中央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样讲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马列主义,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摆正各级第一把手和各级党组织的位置,在政治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胡乔木编写组:《胡乔木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90-591页)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被称之为历史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随后召开,中央高层权力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只进不出”的原则下,陈云等一批老干部进入中央高层,邓小平已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美国历史学家分析说:“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及其‘实践派’的一次决定性(即使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一大批邓小平的支持者进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使邓小平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机构。多次被称为‘凡是派’的成员暂时还没有被正式解除党内职务,但是,他们负责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已转手他人。华国锋依然是党的正式主席,但是,在全会上他除了这一头衔之外已没有任何实权。在全会上,华国锋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此后他便不得不交出他的政治头衔和权力。”(丁晓平编:《邓小平印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题图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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