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题·一个孩子在天上》这首诗里,孟浪描述了一个不安分的、飞在天上的小孩──“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调皮的孩子不是天使,当然也不是雀鸟──像所有孟浪的诗作一样,这样的描述呈现出丰富的、多重的隐喻──而正是这种隐喻的多重性与多向性,标志着孟浪诗歌对我们所处的单一化符号世界的决绝。

一个孩子在天上飞,当然是自由的象征(况且他还擦去了遮掩阳光的云朵)。不过在我看来,一个飞在天上的孩子(天真而稚拙)同时也是对一种险境的暗示──似乎对自由的向往无不蕴含了“高处不胜险”的情境──甚至可以说,自由,就是面临着空旷和高度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孟浪的诗是对表达、对意念的复杂化──其中暗含的困难性、自反性甚至不可能性可能比表面的含义更有诱惑力。

《一个孩子在天上》被孟浪用作他上一本诗集的书名,想来是他认为有代表性的一首。在这首诗中,也出现了孟浪诗的范式之一──学校/教育。毫无疑问,与学校相关的意象群──课堂、老师、课本、功课、黑板、铅笔、橡皮、墨水……──一起构成了孟浪诗歌重要元素,而这个元素──不是大学而是中小学的场景──似乎起源于某种童年的记忆,好像挥之不去的噩梦,以幻影的方式缠绕在孟浪的诗里。比如在这首诗里,教师们降临的形象混合了沉落、君临和压迫的多重意味,而学生们则惊恐万分地把终极价值(“永恒”)像错误一样掩盖起来。当然,“用双手按住永恒”不仅仅是掩盖,也是护卫──而正义的护卫和失色的掩盖竟然合而为一──来自于“按住”一词的多义性──这不能不说是孟浪诗歌修辞多重性与多向性的魅力所在──正是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剥夺了我们英雄式捍卫的可能。

但孩子们“按住”的其实并不是“永恒”,而是作为“一个错误的词”的“永恒”。换句话说,观念/意念已经符号化、文字化了,这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结果,似乎我们已经没有了(主观抑或客观的)世界──“永恒”之所以错误不止在它的虚假或幻觉,而是作为一种语言的元素,一种变质为谎言的文字。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孟浪的诗是以一种分裂的主体来表达的──对终极价值的护卫同时又是对谎言/错误的掩盖──这种分裂的主体性可以说是文革后一代的典型表征。

因此,我倾向把这类教育机构的场景看作是某种国族寓言的产物。在祖国的近代历史中,教育和意识形态训导和不可分割的──而这种意识形态训导,正是精神创伤的主要起源之一。正如孟浪在题为《途中》的诗中描写的:“玻璃把拳头击碎/中学生献上手臂。//他的老师献上逻辑”。这个“途中”似乎是成长小说中途的一瞬间,而算不上太离奇的类似“人咬狗”的事件既是代表体制的老师交给的“逻辑” ──话语构成的意识形态“真理”──同时也是创伤的动态呈现。请注意,中学生的手并不仅仅是无辜的、被动的受害者──这个拳头的形象不能不让人想起红色时代青年的被指定的愤怒──拳头的暴力只是反过来受到了暴力对象的戕害。这样,在短短几行内,孟浪一方面揭示了体制化逻辑的荒诞绝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戕害和受害的不幸辩证法。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探讨过孟浪诗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质疑。我必须再次强调,这种自反性所表达的便是揭示了表达的自我冲突和自我偏离──任何单一的、单向的表达都遭到了积极的消解。在《教育诗篇》里,我们读到一群小学生面对着的是“一块旧黑板兀立/将提供他们一生的远景”,而他们“在黑板上使劲擦:/黑板的黑呀,能不能更黑?” ──这是一个荒诞而令人绝望的场景──因为擦干净的过程就是抹黑(擦得“更黑”)的过程,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远景”擦得愈干净,这个“远景”也就愈加晦暗──这难道不是有关主流教育的梦魇吗?

这样的修辞姿态当然再度证实了孟浪诗歌的复杂性──而这无疑代表了当代诗歌成熟的重要标志。比如《无题,或受伤的钢琴》一诗中的钢琴、礁石、浪花、潮流汇成的不是鼓浪屿式的装饰性风景世界,而是伤害──或者说,在弹奏钢琴的美学行为与拍打礁石的自然现象之间,是否隐含着一种共有的暴力──艺术和自然同样处于被动的境况下,而只有“潮流”──这个概念或许是“历史”作为“当今”的唯一面貌──“哦,潮流,押解着潮流”──然后──“哦,潮流,是潮流,释放了潮流”──才能被看作是既抓得住又放得开历史流变的东西──不管是以艺术的方式,还是以自然的状态。在孟浪的笔下,钢琴或浪花的“观众们”──或历史进程中不再具有主人光环的“人民”──“用双手紧紧抓住礁石” ──他们似乎离不开暴力敲打下的那个狭小的文化/自然立足点──在我看来,正是人民,需要依赖于这种暴力关系的世界,更何况暴力的场面可以作为艺术或风景来欣赏呢?

在孟浪的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无数有关暴力的话语,但却读不到任何对于暴力的直接控诉──也可以说,孟浪的修辞策略在于他关注的是暴力的多重面貌,暴力的暧昧性,暴力与理想、真理等的含混,以及暴力由于过度强烈而造成的不可诉说和不可确认──隐藏在孟浪跳跃性的诗歌语言后面的,正是那个“实在界”的核心,在似是而非、闪烁不定的语词中偶尔露出它的峥嵘──无论是“用刺刀尖/弹奏练习曲”的“哨兵”(《无题》),还是“把钛合金嵌入生活”的“钢铁夫妇”(《飞行的后果》),都在提供某种疼痛的美学──视觉或听觉的──以至于我们无法确知我们所感受的究竟是冰冷的刺痛,还是尖锐的美感。

对于暴力的适度爱好恰好是对某种滥用血腥的反拨。孟浪诗的另一个范式是军队/战争──但在孟浪笔下,战争也有了黑色喜剧的效果,尤其是把军事和教育混合在一起时──“步兵操典也不再成为必要──反动,军校的反动令他们快乐://‘历史别转身,露出古籍/不是臀部,不是。’”(《战前教育1996》)) 这里的军事行动是宏大历史的反向──而孟浪看到的由血腥构成的宏大历史,从另一个方向看,就暴露出被否认是臀部的文化经典──文化/历史就这样翻转了暴力,成为暴力意识形态的“反动”──一个曾经致人于死地的概念,如今在孟浪笔下成为消解或阻隔暴力化历史的喜剧动力。

孟浪似乎相信诗的这种“反动”力量,因为──“一首诗,敢于把整个时代的杀气冻结”(《她迅速奔回了少女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化的体制貌似为理性历史的轨道,但在同一首诗中,孟浪用隐喻的方式揭示出它的非理性──“警察漠然地指挥着这个时代的倒车”──这正是孟浪“面对一个国家的反面”所看到的。这样,暴力化的体制不仅仅是压抑性的,而更是胡闹的,是真正的“反动”,以至于对应的方式也显得激情而超现实起来── “我们嚼烂枪管,如今吞下道路”(《激情1993》)──既然道路就是歧路。在与军队相关的诗篇里,孟浪每每想象着这种宏大的世界版图或历史理性的丧失──“他抽走地图/士兵们纷纷陷落/──哦,回国喽!/──哦,返乡喽!”(《无题》)──这样,落败的军事悲剧就由狂欢的人性喜剧所替代。

实际上,这种对暴力体制的乐观颠覆本身就带有某种潜在的不确定──“喽!”的感叹似乎也暗含了这种乐观的天真意味──在另外的叙述角度下,孟浪诗歌中的时空转换却仍然延续了伤害的传统──“少女的赤脚被烫着了/来自罗马的军队/也来自北京”(《千年一九九七》)──孟浪的诗歌可以说是悬宕在对幸福的想象和无望之间,这种“之间性”也最清晰地显示于另一个场景范式──医院──因为医院正是伤病与康复之间,或死亡与拯救之间的场所──尽管医院的宗旨是救治,但它的面貌却往往与伤病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既意味着救治,但更经常意味着无法救治。在《医学院之岸》一诗里,孟浪用“岸”来意指拯救的彼岸,但他笔下的大海一开始就显现为一片“灰烬”,连拯救也混合在“毁灭的烟”之中,因为“痛苦在家里藏着厚厚的总图” ──痛苦似乎是一揽子上帝的规划,不肯放过肉身的人。那么,“医学院之岸”究竟是可以抵达的彼岸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象?

无论如何,孟浪笔下的医院从来不给与确定的答案。不仅如此,可以说孟浪是在有意延宕对于任何确定答案的获得──“春天呵,我羞惭地走回室内/焚烧幸福的病历/氧气在变形,国家继续呼吸/医院的电锯等待今夜断电” (《诗四首》)──在这样一个扭曲变异的病态空间里,拯救──哪怕是施暴式的拯救──对于孟浪来说面临着停滞,而我们,却甚至不知道应该欢呼还是哀悼──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应当在“变形”的“氧气”中继续“呼吸”?

这种意义的张力出现在所有孟浪的场景范式中──表演与生活之间的舞台、人性与兽性之间的动物园、消逝与永恒之间的博物馆……──就像游动在钢琴键盘上的两只手,可以弹出无数的、无限的美妙音乐,但一定是在键盘界限的两极间──而且,一只手必须以另一只手为其辩证的对立方,才能展开飞翔般的张力──也就是说,一只手必须在另一只手的否定中才能被倾听。这也是孟浪在用作这本诗集名的《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一诗中所描写中的两匹马──好像弹奏钢琴的两只手,纷繁的手指朝着不同方向飞舞──“八只马蹄已驰往不同的方向”──在南京路上,一个最繁华城市的最繁华奢靡的街区──如果我们回想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那也是个禁欲楷模的街区──怀着对“幸福”的不同构想──精神乐园或物质天堂──互相撕咬,向天上奔走──这样的场景可以说是由各类现代性话语写成的社会历史的出色寓言。到了最后,“骄傲的马头,在标本馆里与我重逢”──孟浪以本雅明所说的作为寓言的“历史死相”来总结和质疑现代性,但这却并没有淡化有关“绝美的鬃毛扬得更高”的崇高美学──因为展厅里的标本一方面强化了本雅明意义上的悲剧意蕴,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现代性“骄傲”姿态的恒久与物化。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变迁,也是从朦胧诗时代到后朦胧诗时代的变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变迁──孟浪作为这个过程的中坚分子必然标志着这一变迁──不是彻底抛弃社会历史的关注,而是质疑和消解了至高的历史主体,并且把这个主体归于历史客体的一部分,归于无尽的自我批判过程之中。如果说九十年代的诗歌论争曾经把所谓的“知识分子”诗学斥为精英的、理性的自我中心化,孟浪恰恰证实了一种表面理性化的写作同时揭示了理性在历史──符号化的历史──的重压下粉碎的过程──而不是把日常经验和个人感知简单树立为另一个确认的中心。

因此,孟浪的暧昧诗学并不意味着丧失立场,也绝非犬儒诗学──或者可以说,质疑本身就是其批判立场的一部分,质疑本身就暗含了乌托邦的向度──尽管乌托邦无法丈量,更远离实现──“在海拔中,他要拉住离他愈来愈远的手指”(《在海拔中》)──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孟浪诗中多次发现天空和飞翔的意象,尽管和传统诗学不同的是,飞翔不再是对自由的自由幻想,而是对自由之无法绝对自由的冥想。

我们几乎可以相信,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飞在天上的孩子就是孟浪自己,倒不是因为孟浪近年来在香港和波士顿之间来回飞,而是因为那个飞在天上的孩子所做的,正是孟浪哪怕绝望不止也将努力不懈的文化守望── “他的一生/必须在此守望橡皮的残碑,铅笔的幼林” ──于是我们想象出孟浪在天上飞翔的情景,仿佛一只“如此赤裸的鸟儿/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祖国》)──像极了他自己描写的“伟大的迷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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