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赛珍珠:原来故乡是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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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统和出身看,我是美国人;但是从同情心和感情来说,我是中国人。

赛珍珠

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年轻的院长约翰·洛辛·布克的家,离金陵大学和市中心都不远,一切都很便利。房子是由灰砖砌成的标准的教师公寓。[1]

“房子太大了,看起来有那么一点不雅致。”布克夫人描述说。跟出身美国农家、毫不注重美感的“理工男”丈夫不一样,富於文艺气质的布克夫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装饰新家。她在房间里摆满了花很少钱买来的零碎东西:宽阔的柳条椅、低矮的中式黑檀木桌子、上过釉的陶瓷碗罐、蓝色的中式地毯和黄色的窗帘。她还把一捆褪了色的丝绸染成不同的颜色,制成很多垫子。她是一名出色的园丁,在后花园遍植鲜花,还有来自美国的石竹花和紫罗兰,她骄傲地告诉朋友:“这里满是明朗的阳光和鲜花。”[2]

这里更多的是川流不息的客人——学者、作家、旅行者、休假的教授以及在语言学校学习汉语的美国年轻传教士,有人在此一住就是半年。布克夫人的妹妹格蕾丝嫁给了一名房客——传教士语言学校的传教士。济济一堂的午宴和晚宴在后花园较高的露台上举行,客人可以望到高高耸立的紫金山。这个家成为南京外国人社群中着名的沙龙和“最有知识分子特徵的家”。

与父亲和丈夫一样,布克夫人也是美国长老教会派遣的传教士。她亲自照看婴儿,经营大家庭,招待丈夫的客人,还在金陵大学以及东南大学教授英语课程。每天早上,她都蜷缩在窗户边的墙角下读书。专程前来探访她的作家爱丽丝·霍巴特回忆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布克夫人宽敞、舒适、淩乱的起居室里堆得到处都是的书籍,“这些书籍给人一种印象:这件屋子的主人一定品味非凡”。[3]

在此期间,布克夫人开始尝试写作,她为作品署上父亲为她起的名字: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她的父亲赛兆祥是美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一八八七年来到江苏镇江,随后北上前往清江浦传教。赛兆祥的夫人卡洛琳在中国共生了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死於当时无法防治的“热病”,於是她被送回美国西维吉尼亚休养,其间生下唯一长大的女儿——赛珍珠。一八九二年十月,赛兆祥夫妇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回到清江浦。后来,赛兆祥调往镇江,赛珍珠在那里长大成人,学会了汉语,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她从乳母王妈、家庭教师孔先生及小夥伴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中国民风民俗的知识,也缔结了跨越种族的深厚友情。

一九零七年,十五岁的赛珍珠离开镇江前往上海和美国学习。一九一四年,完成学业后,她回到镇江,任教於教会学校崇实女中。一九一七年,她嫁给来华宣教的农业专家约翰·洛辛·布克。一九二一年,他们在南京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如果不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发生“南京事件”,这对夫妇平静而有些单调的日子或许会永远持续下去。

赛珍珠八岁时,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暴乱,许多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遇害,南方因督抚们採取“东南互保”策略而未陷入动乱,她只是听大人们讲过义和团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一次,她亲身经历了向死而生的考验,对生命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一九二七年,九死一生的“布克夫人”华丽转身为“赛珍珠”。

“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席卷南方数省。赛珍珠的妹妹、妹夫在湖南岳阳的教会受到左派暴徒攻击,一家人逃难到南京。然而,很快南京也被战火波及。

三月二十一日,北伐军对南京发起猛烈攻击,孙传芳的军队以及前来援助的奉军溃败了。美国领事最后一次提醒所有美国人离开南京,赛珍珠一家选择留下来——因为父亲患病行动不便,丈夫也不愿放下正在完成的农学论文。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月二十四日淩晨,枪声终於停下来。赛珍珠八口之家聚在一起吃早餐,以为危机已经过去。刚过八点,他们的裁缝突然间闯了进来,他吓得浑身发抖,叫嚷说:“快跑!快跑!他们正在杀洋人。”正是在这一天上午,他们的密友、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被士兵枪杀。成队的士兵正在搜查洋人的房子,逮捕住在里面的洋人。

大门外响起敲门声和吵闹声。千钧一发之际,院子后面墙角里那扇小小的后门打开了,赛珍珠僱佣的奶妈鲁妈跌跌撞撞地奔了过来,这名忠心耿耿的农妇让他们躲藏到数百米外她租的房间去。南京事件中的很多倖存都是因为得到中国友人的保护和帮助。比如,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理查德等一行五人就躲藏在一家开水店后院的稻草堆中,得到开水店女老闆及仆人的掩护。[4]

於是,全家人带着三个小孩子,跟着鲁妈连走带跑。他们穿过后门,沿着崎岖的道路经过一片菜园、池塘和坟地,来到一排依墙而建的土房子前。鲁妈带着他们躲进她租住的小黑屋。那间屋子高十英尺,宽八英尺,屋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傢具。

一整天,大家都沉默不语,如同雕塑般一动不动,紧张地听着外面的枪声、吵闹声。赛珍珠患有智障的大女儿卡洛尔前一天刚过七岁生日,小女儿詹妮两岁,妹妹格蕾丝的儿子约基也是两岁。他们清晰地听到,数以百计的士兵们蜂拥走过他们藏身的这排小屋。姊妹俩心照不宣:“比死更糟的是,看到孩子们落到这群疯狂的人手中。” [5]但基督徒不能自杀,她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后来,她们才知道,英国领事被杀死,领事夫人被轮奸至重伤,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6]

此时,金陵大学的一名中国同事敲门来告诉他们,情势危急,凶多吉少,但他将尽力帮助他们。他再来时,有一队士兵跟随他,难道他是告密者吗?他告诉他们,带队的军官要求他们回到学校,跟其他外国人集中在一起,这样安全更有保障。

赛珍珠一家将信将疑却别无选择地跟随这队士兵出发,沿途都是成排的士兵和被烧毁或正在燃烧的房子,士兵都很年轻,“每张面孔上都写满稚嫩、天真……可能是喝过酒的缘故,红红的眼睛透出野性的眼神。他们回过头来瞪着我们,发出令人恐惧的笑声,因为他们看到了长期欺压他们的洋人也有失势并遭受侮辱的一天”。[7]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在金陵大学被集中监管的数十名外国人获准离开。他们蓬头垢面,筋疲力尽,经受了几天的煎熬后,从金陵大学步行七英里来到长江边。一些抱着孩子的妇女,比如赛珍珠和格蕾丝,乘坐由红十字会提供的马车前往江边。

一对穿着北方军军服的士兵经过他们身边,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们是国民革命军的俘虏。那天路上的相遇准确地预示了中国将来发生的事情。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但那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时代”,赛珍珠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此一无所知。

美国水兵帮助他们登上一艘美国驱逐舰,并向他们提供晚餐。赛珍珠无法吃饭,也无法睡觉,整个晚上都在读小说《白鲸》,那是她逃走时随手抓住的一本书,却正好应对着她此刻的心情。布克则带上了他的论文,他只对论文感兴趣。赛珍珠的书稿放在阁楼的书桌上,之后再也没有找到。

国民党宣传部门大事化小地将暴乱称为“南京事件”,把责任推给北方士兵、共产党和平民暴徒。然而,现场目击者的描述证实,实施抢劫的士兵都操着南方口音,穿国民革命军的灰色军服,在国民革命军官的统一指挥下,按照协商好的计划驱赶外国人,鼓励当地居民们和他们一道闯入外国人的住所掳掠财物。[8]

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主义”的时代。[9]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将“反帝”的观念灌输到官兵及民众心中,经由国共两党支持的“非基督教运动”,西方传教士被妖魔化。党军所到之处,与西方传教士正面接触时,顺理成章地认为既然可以在“老区”打压这些洋鬼子,在“新区”抢劫乃至杀戮,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很多传教士在回忆录中表示,一九二五年是传教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的开端,党军北伐更是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一九二七年,在福建邵武地区医疗宣教工作三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福益华(爱德华·布里斯)因为救治北洋伤兵,差点被南方革命军军官枪杀。“那个广东人拔出了手枪,打开枪栓,在不到五步远的地方瞄准了向他挑战的爱德华的脑袋。爱德华等待着,一言不发。最后,那个军官没有开枪,因为他手下的南军伤病也需要医疗服务。”[10]

正是在普遍排外心态的影响下,涌入南京城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专门抢劫、杀害外国人。而事实上,国民党高层在策略上已有转变,蒋介石既然决定与苏俄绝裂,就必须与英美列强修好。此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出现了某种因不一致而造成的紧张关系”,这或许就是南京事件发生的根源。[11]

因为外国领馆等处遭到洗劫、人员被残杀,英美军舰为保护侨民离开,炮轰南京城,跟国民革命军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国际趁机发表文章,“以英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文明国度’野蛮人的‘惨无人道的暴行’”证明“必须在中国进行反帝斗争”。[12]对中国而言,虽然苏俄也是“外国”,但苏俄及其走卒共产党成功地煽动起中国人强烈的“不包括苏俄在内的排外情绪”。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排外情绪,使赛珍珠后半生无法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赛珍珠一家到了上海,上海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国民革命军是否进军租界、废除条约,无人知晓。在上海停留十多天后,全家人乘坐一艘小汽轮,经过二十六小时的海上颠簸,从黄海到达日本长崎。他们在距离长崎三个小时的度假胜地云仙租了一栋房子,那里宛如世外桃源。赛珍珠说,望着宁静、安全的松林,她觉得南京发生的一切似乎是一场噩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记不清其中的一些细节”。[13]她从日本人身上学到一种秩序感和控制力:他们乾净整洁、彬彬有礼,他们做的午餐小巧精緻。她绝对不会想到,十年后日本会与中国全面开战,她将全力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战争即将结束时,美丽如画的长崎将被美国空军投掷的原子弹摧毁。

那一年,赛珍珠三十五嵗。这次患难的经历却让她获得了心灵自由,她有了离开丈夫、重新生活的想法。布克博士不是“坏人”,却吝啬、冷漠、缺乏生活情趣、不关心孩子(特别是患有智障的长女)、一头扎在农业研究中。她与他如同隔着一道冰雪砌成的高墙,“有时候我对自己二十五嵗到三十五时期的生活感到郁闷,因为大部分时光都浪费了。……现在看来,我当时处在一种奇怪的潜水状态。就好像困在一个被隔绝的小牢房里,没有人也没有东西进来,似乎不能同任何人交流。”[14]在那些逃难的日子里,她甚至不记得丈夫在做些什么,丈夫与她咫尺天涯,“婚姻对我来说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而且沿着自己的生活轨道过得很好。我也要准备过我自己的生活了”。[15]

中国是“古典美人”,还是“现代巨人”?

一九二七年秋天,赛珍珠全家返回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向西方释放了足够的善意,大量邀请英美人士前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冬天,布克独自一人率先回到南京,开始重建农学院。赛珍珠心有余悸,不愿回去。直到次年六月,她才被布克说服,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南京。

面目全非的南京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市,缺乏现代公共卫生和排水设施。到处都是士兵,他们把掳掠一空的房子当作营地,把花园当作厕所。此时造访南京的留美学子蒋廷黻发现,南京处於百废待兴的状态:“南京城好像很萧条。围绕这些破败景象的是高耸的城墙,它好似嘲笑人们的愚蠢和不幸。南京的朋友们所谈的也是共产和反共产的问题。……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倒蛮有劲头。他们游行。示威、演说,参加革命。”[16]

赛珍珠一家是第一个返回南京的外国人家庭,他们发现家被洗劫得“像中国人吃饭的碗一样干净”。厨房做过马厩,卧室里的地板被烧,花园被毁,连凸窗也被人卸走。这栋房屋甚至充当过收治霍乱病人的军队医院。赛珍珠僱了一队泥瓦匠、木匠、油漆匠,给房子铺上沙子,用刺鼻的消毒水擦拭每一处角落,再把整个房间粉刷一遍。

在赛珍珠的操持下,如同废墟般的家恢复了生机。家人的关系却破裂了。赛珍珠与布克宛如陌生人,布克与岳父赛兆祥发生公开争吵。这一场争吵预示着西方影响中国的两个模式的冲突:基督教与科学,谁才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作为农学家的布克认为,帮助中国从事农业技术改革最重要。此前传教的策略走偏了,“帮助中国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助,才是基督教的工作”。他敦促传教团体停止修建与当地不相称的教堂,不要试图把外来宗教强加给中国人,取而代之的是提供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先进的种子和农药,为互助性储蓄计划提供担保,改进公共卫生水平。“几乎没有哪个牧师能仅凭一张嘴让他们自立生活。当中国的农民不再依靠国家时,建立自主发展的教会就变得非常容易了。”[17]

然而,赛兆祥认为布克的“科学救中国”是一种异端邪说。这位七十五嵗高龄、大半生都在中国生活和传教的老人,不屈不挠捍卫一生的事业。他撰文批驳女婿,坚持认为,比起农业技术来,中国更需要福音,“中国农民六十年前的生产方式也比美国人的生产方式先进。至於说施肥和提高作物产量,他们无疑比我们做得好”。

赛珍珠并未参与这场激烈的争论。她却以宏伟的《大地》三部曲间接参与了这场没有结果的争论——她认为科学和基督教都不能拯救中国,中国不需要外来的拯救,可以发掘自身蕴藏的力量重新崛起。她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放弃喀尔文教义中有关原罪、预定、拣选的观念,并否定传教事业:“我们有意或者无意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我们在心中说着要无私地奉献一切。我们没有……尝试着去理解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文明……我们内心很厌恶,但表面上还装作喜欢的样子。”[18]不知道她过世的父亲若听到此言论将作何感想?赛珍珠晚年为父亲写的传记名为《战斗的天使》,对父亲“精神上的帝国主义”既有质疑也有敬意。

一九三零年二月,《大地》在纽约出版。赛珍珠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简略记述英雄事迹的特点,描写了广阔大地上几代人的故事,她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着墨不多,重点是全景式、写实性的描写,以及狄更斯式的、瑰丽的想像性描写。[19]《大地》呈现了对西方读者来说新奇无比的东方世界,很快跃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是二十世纪惟一一本能在《出版家周刊》畅销书排行榜连续两年居冠军的小说。一九三二年,赛珍珠凭藉此书获得普利策奖。一九三八年,赛珍珠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四十五年之后,才有第二位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斯获此殊荣。

赛珍珠将出版社邮寄来的样书给父亲看,几天后父亲还了回来,出於礼貌称讚了小说的封面,事实上他没有兴趣读完整部小说——如果他真读了,这位拘谨的传教士会为其中若干性爱描写面红耳赤。布克博士忙着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也没有读长篇小说的兴致和时间。

一九三二年,四十岁的赛珍珠回到美国,她已是举世瞩目的名人。在纽约最奢华的华尔道夫酒店,她第一次出现在代表纽约知识界精英的两百名贵宾面前,穿着美丽的晚礼服,不施粉黛,略带羞怯。

在另一次同样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规模更大的论坛上,赛珍珠严厉批判美国教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批判传教士的种族、道德和宗教的优越感。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友们纷纷写信谴责她。不久,她从教会辞职,她本人的基督信仰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文化色彩。

一九三五年,赛珍珠与布克离婚,并与早已相爱的出版人理查德结为伉俪,她找到了爱情,爱情以及文学的巨大成功让她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作为那个时代稿费收入最高的作家,赛珍珠不仅可以为患有智障的大女儿支付在特殊学校的教育费,还设立了专门帮助孤儿、混血儿和残疾儿童的“赛珍珠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至今仍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良好地运行着。

赛珍珠到纽约常常入住华尔道夫酒店,她在套房中思如泉涌地写作,如女王般接见记者和仰慕者。无论她对中国怀有多么美好的想像,大概不会想到这家代表美式豪华生活的酒店,有一天会被中国的“粉红色财团”安邦集团买下。如果赛珍珠还在世,会不会对安邦董事长吴晓晖“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于连式的故事有兴趣呢?农家子弟吴晓晖所走的道路,跟《大地》的主人公王龙和阿兰截然不同。[20]

《大地》是一个傑斐逊式的故事:赛珍珠和傑斐逊都相信,农村生活是美好的、都市生活是可怕的。王龙和阿兰这对夫妇在农村辛勤耕作,照顾子女,珍惜社群关系,但外来力量迫使他们离开家乡大地。在城市里,他们看到人性沦丧、人性败坏。后来,他们回归“大地”,找回了农民的价值。[21]吊诡的是,在美国被划入激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赛珍珠,呈现中国却用一种保守派的、反现代化的方式,这两者居然完美地融和在她身上。她希望中国永远保有“内敛坚韧之美”,如“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所坚持的那样,中国文化优於西方文化,西方需要到中国“取经”。[22]

在赛珍珠笔下,维系中国乡村秩序的是完美、和谐的“儒家社群主义”,就如同朱熹描绘的景象:“俾士人、乡人、父老时集会,教诫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笃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23]或许,正是这种反现代化、反城市化的立场,深深打动了正在急速现代化、城市化的美国读者彷徨无措的心灵,他们在赛珍珠书写的中国发现了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乡村的美国。他们未必对中国有兴趣,借此缅怀的乃是自己父辈和自己童年的生活。於是,赛珍珠和她的美国读者同时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24]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今天日新月异的中国,没有人羨慕王龙和阿兰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人们只羨慕吴晓晖一夜暴富的终南捷径。虽然吴晓晖走向了毁灭,但风光一时也算轰轰烈烈。那个农业社会尚未完全崩解的中国,只可能存在於赛珍珠的记忆中,不可能再现於她的视野里。或者换一种说法:对赛珍珠来说,中国永远只是令她倾倒的“古典美人”,而不可能是令她疑惑的“现代巨人”。[25]

中国是“好土地”还是“坏土地”?

一九三四年,好莱坞当时五巨头之一的米高梅,决定把《大地》搬上银幕。赛珍珠对西方着作中描写的中国人,包括好莱坞银幕上那些由白人化装成的“黄脸”形象不以为然,她提出《大地》中的华人应该全部由中国演员、或者美籍华裔演员扮演。但是,《排华法案》使得好莱坞的华人演员有如凤毛麟爪。而且,因为白人演员、意大利裔的保罗·穆尼是内定扮演王龙的男主角,当时好莱坞受到“海斯条例”限制,不能在银幕上出现“种族混婚”的情节,所以女主角也得是白人演员,由奥地利女演员露易丝·蕾娜饰演阿兰。

米高梅一度邀请当时最有名的华裔演员黄柳霜出演女配角——淫荡的歌女荷花。黄柳霜不愿出演这个角色,她对导演说:“你怎么能让我,一个华裔,在一个全部都是欧美人的演员团队中,扮演惟一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中国人的角色?”[26]最后,《大地》中主要演员几乎全是白人,主要场景是在加州搭建的“中国村庄”拍摄完成。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不久,电影《大地》轰动上映。电影的宣传文字称:“伟大的银幕把当代最重要的小说改编推出……这部电影是赛珍珠从一名男子、他的女人、他的民族所呕心沥血创作出的宏伟大戏!”影片投资两百八十万元,赚回三百五十万元票房,但因成本过高,实际损失九万六千元。不过,这部电影获得美国电影学院颁发的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奥斯卡奖,成为好莱坞的经典之作。[27]

第二年,赛珍珠荣穫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此“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赛珍珠的文学成就被高估,但就影响力和作品销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顶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颁奖语指出,“赛珍珠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然而,正如电影《大地》所呈现的中国,乃是一个“高度美国化的中国”;赛珍珠以极度真诚的态度描述的中国,是其“中国幻象”的一部分——无论她多么爱中国,她仍是美国人,或许正是她太爱中国,只看到中国“好”的一面。

尽管赛珍珠后来“背叛”了传教士的事业,但她无法全然摆脱从小形成的清教徒的价值观。她笔下的中国农民,宛如当年乘坐五月花号到美洲的清教徒。赛珍珠的作品善意地误导着美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就和赛兆祥牧师和他的同僚写回去的虚幻的传教报告,是美国数百万教徒对中国几近全部的资讯来源一样,《大地》也是大都是美国人能读到的惟一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就在华特·迪斯尼创造米老鼠等可爱角色的同时,赛珍珠创造出‘高尚的中国农民’,他们主要的吸引力就是他们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28]赛珍珠笔下“高尚的中国农民”,只存在於她的想像中,从来不曾在中国大地上真实地存在过。毛泽东是另一个版本的、穷凶极恶的农民的代表,毛对《水浒传》的理解远比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的赛珍珠深刻。

真正的中国农民大都是文盲,不可能阅读赛珍珠着作的中译本;中国知识阶级通常对农村的中国充满嫌恶,不愿接受赛珍珠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美化”。鲁迅对赛珍珠的作品不屑一顾,批评赛珍珠用“四海之内皆兄弟”命名《水浒传》之英译本,“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另外,有中国留学生试图劝说赛珍珠不要翻译《水浒传》,否则的话,西方读者会认为他们国家的文学遗产描写的中国人是野蛮的、没有开化的);林语堂虽然受惠於赛珍珠的推荐才进入美国文化市场,却因为赛珍珠不愿借钱给他而导致友情破裂——这又是中美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

赛珍珠的代表作被译为《大地》,丢失了英文原名The Good Earth中的“好”处和善意。一九三八年,从中国抗日前线考察归来的英国诗人奥登用英国式的幽默从这“好”处下手,在其报导中称他所看到的中国为“the Bad Earth”。这引起过赛珍珠的愤慨和反击。[29]

赛珍珠大可不必对奥登口诛笔伐,奥登像她一样对中国抗战充满同情。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六月,奥登与合作者衣修伍德访问抗战硝烟瀰漫的中国,见到诸多国共要人及文化界名流,并亲赴前线採访。六月十二日,离开中国之前,面对日军侵略后混乱丛生的上海,衣修伍德引用路易·艾黎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他们在上海、在中国的旅行:“我知道从哪儿重新开始,始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七年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宣布上海设立“特别市”之始。[30]那一年,也是赛珍珠自我觉醒的转折点。

奥登的中国行与赛珍珠擦肩而过。赛珍珠写完《大地》后,放弃了基督信仰和传教事业,急剧转向西方左翼阵营,此后积极参与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极少谈及宗教信仰。而奥登完成《战地行》之后,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场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政治的丑恶,原本没有宗教信仰的奥登发现了宗教信仰的力量,尤其对在华传教士在艰难条件下保持从容镇定非常钦佩。旅居美国后,奥登反省从前的人生观,对此前创作的很多作品产生质疑,不愿意把西班牙内战期间写的《西班牙》一诗收入诗集,一度在他身上迸发的左翼激情戛然而止。[31]奥登皈依了基督教,虽然他的思想中仍带有齐克果式的存在主义。此后,长住纽约的奥登与居住在费城乡下的赛珍珠几无交集。

虽然对中国的“好”与“坏”认识迥异,但奥登与赛珍珠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在中国底层社会发现不可摧抑的生命力。奥登有一首名为《中国士兵》的诗歌,向战死的无名士兵致敬,中国诗人查良铮(穆旦)将其翻译为中文:“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蝨子所遗弃……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淩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深受奥登影响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写了一首《草鞋兵》与之唱和:“你苦难的中国农民,负着已腐烂的古传统,/在历史加速度的脚步下无声死亡,挣扎……//但你们还不会骄傲:一只巨物苏醒,/一串锁链粉碎,诗人能歌唱黎明,/就靠灰色的你们,田里走来的‘草鞋兵’。”[32]至少,这两首诗都可看作是《大地》的浓缩版。

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将她当作敌人?

经历过南京事件的赛珍珠,对纵容官兵抢劫杀人之后又谎话连篇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不会有任何好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赛珍珠已经发现,国民党没有真正打算进行社会和教育改革,新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失望和质疑中举步维艰。赛珍珠如此评论蒋介石:“他是行伍出身,有军人的思想,无论是从性格还是经验来看,他都不适合担任一个国家的领导。……他对现代民主政府一无所知。” [33]她的很多老朋友加入南京政府,但她失望地看到曾经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一旦掌权,很快堕落得像这个国家从前的统治者一样残暴: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残酷镇压反抗者。

一九二八年,当赛珍珠回到南京时,南京正在展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以使之配得上新的首都的身份。第一台推土机压过之后形成了宽阔、笔直的大街。大片的居民区被拆毁,来自革命军队的官员现场监工,围观的人们沉默着,眼睁睁看着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一片瓦砾。赛珍珠不无讽刺地说:“那一天,国民政府让它的对手共产党赢得了第一场胜利。”[34]

赛珍珠与蒋介石有过“一面之缘”,尽管不曾有一句话的交流。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国民政府为孙文举行隆重的“奉安大典”。葬礼结束后,赛珍珠登上新修的大理石台阶,正好看见蒋介石从祭堂走出来。他目光炯炯,直视前方,大步走过大理石地板,在门廊下站住,俯视山脚下的村庄。“我离他很近,以便观察他的脸。那太像一章老虎的脸了,高高的额头微微向后倾,耳朵向后贴着,宽阔的嘴巴似笑非笑,总透出一股残忍。他的一双眼睛最吸引人,又大又黑,闪烁着无所畏惧的光芒。这种无畏并不是来自於睿智或者沉着坚韧的品质,而是老虎的无畏,自恃强大,不惧任何兽类。”[35]以儒家哲学家和虔诚的基督徒自居的蒋介石,不会喜欢这样的描述与评价。

几年以后,当《大地》摄制组申请到中国拍摄时,国民党宣传部认为它丑化中国而横加阻挠。最后,害怕激起美国舆论反弹的宋美龄下令放行。当剧组带着拍摄完成的胶片回国时,却被歹徒往片盒上倒硫酸,致使在中国所摄部分保存下来的只剩下十分之一。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

当赛珍珠荣穫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民党政府明令驻瑞典大使不得出席赛珍珠的诺奖颁奖典礼,虽然这是历史上这第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一如共产党政权在二零一零年抵制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国共两党真是孪生兄弟。

抗战期间,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赛珍珠多年前的反蒋言论仍然耿耿於怀,对赛珍珠刚在《生活》杂志发表的批评南京政府抗战不力的文章更是恼羞成怒。对外装扮出温文尔雅的基督教模样的宋美龄,用非常滑稽和“小气”的方式打击赛珍珠——她让亲国民政府的《生活》杂志发行人不要刊登赛珍珠的文章,她以为可以像控制中国的舆论一样控制美国的舆论。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在解除解严前的三十八年间,赛珍珠的所有着作都成了禁书。

赛珍珠的思想观念属於西方左派,但她与一般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西方左派不同,她不曾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她知道共产党对农民比国民党更加残酷,她的“鲁妈”们、她童年的玩伴们以及跟随她父亲的乡村基督徒们,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会有好日子过。她不相信土改和大跃进的宣传,她知道大饥荒的灾难之后,夜不能寐。共产党政权也不会将赛珍珠当作斯诺那样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她被套上“美国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的大帽子批判和侮辱,她的着作在中国也成了禁书。

赛珍珠不仅在海峡两岸同时被视为“敌人”,在自己的国家也腹背受敌:她因为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的批评,而受到亲国民党并反共的“右派”政治势力的冷遇;她又因为对“共产主义”持“不同政见”,而遭到极左派知识份子的唾弃。

中国闭关锁国二十三年之后的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宣佈访问中国。已经八十岁并受病痛折磨的赛珍珠希望随团访问中国,甚至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她给每一个能帮助她成行的人写信或发电报,包括尼克森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周的故乡就是赛珍珠早年生活过的清江浦,周的族人中就有赛兆祥曾为之施洗的中国基督徒。

然而,尼克森和季辛吉不认为这个常常批评他们的老妇人有什么利用价值,周恩来也不愿给自己增添麻烦。在尼克森的中国之行结束之后三个月,赛珍珠收到中国派驻加拿大一位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对她签证申请的回覆。对方措辞粗鲁地写道:“你的所有信件都及时收到了。考虑到长期以来你在作品中对新中国人民和领导人所持的歪曲、丑化和污蔑的态度,我授权通知你,我们不能接受你访问中国的申请。”不过,以周恩来一惯的滴水不漏的外交手腕,在拒绝其签证申请的同时,又托尼克森转送给赛珍珠一套精美的漆器作为纪念礼物。[36]

“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於中国。”在此打击之下,赛珍珠一病不起。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在被中国拒签十个月之后,她於孤独地离开了人世。火化时穿着她最爱穿的丝绸旗袍。死亡也许是保持她引以为自豪的“逆差”的唯一方式: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於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

遵照赛珍珠的遗愿,人们将她安葬在她费城郊外青山农场的一棵百蜡树下。斜卧在草地上的小小墓碑,没有出现她家喻户晓的英文名字,只留下了她备遭冷遇和羞辱的篆体中文名字“赛珍珠”。据说是出自她的亲笔,就像一枚阳文的印章。她好像只愿意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回归“大地”。

比赛珍珠长一辈的司徒雷登,也是出生於来华传教士家庭,其闻名於世不是以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而是以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司徒雷登以《原来他乡是故乡》作为其回忆录的书名,以此表达对中国的一往情深。而赛珍珠的一生,虽然同样对中国一往情深,却不得不将这个书名颠倒过来——“原来故乡是他乡”。她以为是“故乡”的中国,对於她来说其实永远都是陌生的“他乡”。

[1] 金陵大学的前身是一八八八年由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汇文书院。一九一零年,美国基督会和长老会创办的两所书院并入其中,改建成金陵大学堂。一九一五年,金陵大学开办农林学院,中国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关闭了在北京的林学院,将学生转交给金陵大学农林学院。十年之后,金陵大学农林学院拥有一百二十名学生和七十八名教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农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参阅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204。

[2] 希拉里·波林斯(Hilary Spurling)《赛珍珠在中国》,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页99-100。

[3]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00。

[4] 黄岭峻《谁是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5]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26。

[6] 据上海《申报》报道,南军攻击各国领事馆,日本陆战队员后藤龟喜被流弹所杀,根本少作右腹部及臀部为枪击伤(即为后来在中日战争期间担任驻蒙方面军司令官的根本博,根本博在战后受蒋介石邀请到台湾,成为白团成员,帮助防守金门及台湾),本村少佐右前上腕为弹贯通;英国医生史密斯已毙命;美传教士文怀恩等人被杀。

[7]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26-127。

[8] 控制北京的奉军首领张作霖查抄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缴获大批秘密文件,其中一份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训令中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半个多月后,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发佈了对南京事件的祸首——第二、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缉令,但这两人早已逃之夭夭。

[9] 思想史家张灏以“主义时代”的兴起为“转型时代”的下限,并以一九二五年为标志。在五卅运动中,“党”的动员与“主义”的宣传等形式都集中出现了。“主义时代”兴起之后,原先那种充满危机与混乱,同时也是万马争鸣的探索、创新、多元的局面,逐渐归於一元,被一套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所笼罩、宰制。参阅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10] 小爱德华·布里斯《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页244-245。

[11] 黄岭峻《谁是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12]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页302。

[13]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29。

[14]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28。

[15]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30。

[16]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页116。

[17] 布克的想法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相似。他后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参与制定农业政策。他领导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成为全球最大的农学院,农学院的全体教员占金陵大学全校员工的一半以上。他主持完成并於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土地利用》,该书被《纽约时报》誉为“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人生活队各个方面队最细致的研究”。布克在第一卷的第一个註解中承认,妻子创作的《大地》与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共生关系”。参阅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70。

[18]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63。

[19]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55。

[20] 吴晓晖:安邦集团前董事长,出生於福建农家,与邓小平孙女邓卓芮结婚而成为显赫一时的“驸马爷”。安邦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其收购华尔道夫酒店的举动,使得让美国总统到纽约时“出於安全原因”不再入住这家酒店。习近平上台后清理“粉红色财团”,吴晓晖被踢出邓家,锒铛入狱,被控诈骗六百五十二亿人民币,被判十八年重刑,没收个人财产一百零五亿。

[21] 詹姆斯·布莱德利《中国幻相:美国亚洲劫难的历史真相》,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版,页117。

[22] 参阅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3] 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页68。

[24] 参阅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 薛忆沩《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6] 魏时煜、罗卡《霞哥传奇》,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版,页67。

[27] 魏时煜、罗卡《霞哥传奇》,页68。

[28] 詹姆斯·布莱德利《中国幻想:美国亚洲劫难的历史真相》,页171。

[29] 薛忆沩《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

[30] 严洁琼《诗人奥登:1938年中国行摄录》,见“腾讯文化”网站。

[31] 严洁琼《诗人奥登:1938年中国行摄录》,见“腾讯文化”网站。

[32] 杜运燮、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36。

[33]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36-137。

[34]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42。

[35]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143。

[36] 希拉里·波林斯《赛珍珠在中国》,页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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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ugust 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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