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胡平的第二个贡献: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胡平在总结近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权力的异化”:“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力量反过来成了压制人民自己的对立物。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垄断言论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前文论述“以权利限制权力”以及“言论罪”问题时已有讨论,不再赘述。前文的讨论中也已涉及胡平的第二个发现:“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但未及展开。因此,需要在这里再作讨论。

胡平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们,包括“喜欢民主的改革派”,都“认为应把富国置于民主之先”呢?于是,胡平注意到,“不少人习惯于低估以至否认民主本身的价值,仅仅当作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导致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每当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民主就讲得多一些,一旦经济恢复了,‘左’的思潮就会喧嚣起来,民主就又遭冷遇或厄运。”更有许多人“把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寄希望经济发展之后”,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这背后的理念,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开明专制论”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其要点有三:一是“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因此,“现代化”就是(或主要是)“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唯一”观。二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有人因此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三是“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想的民主化——应该说,这里所讨论的,已经不仅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是现实问题,而且是1980年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开明专制论”与“经济决定论”不仅在思想文化学术界大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因为它最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与要求,有极大可能被接受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发展的。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发出警告:“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必将贻害无穷!”他从学理与事实上,围绕“民主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讨论。

他提出“必须澄清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抑或还有其他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进生产的好处,而且它本身便有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性的全面和谐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句空话”。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不仅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民主,以及人的尊严、权利、人性的和谐自由发展,这都是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是更带根本性的。

胡平同时指出:“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治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在给定的区间内,选择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陷入“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的“机械论”。“从历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国家,当初的生产力水平都并不发达,那里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后而并非之前。相反,很多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却依然保留着一种专制形式”。

胡平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而不是更专制些”。他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种“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具有效率的专制”,在这样的“专制下,实现现代化并非不可能。而且,还曾经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更简捷更有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疑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政权之一,但它却迅速地造成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当代的苏联,从很多方面都应该认为是现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很难称得上民主”。

胡平对专制体制下的没有民主的“现代化”作出了这样的批判:“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是痛苦的,因为它势必伴以残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是短暂的,因为它不利于调动人们的首创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因而到头来总是日益加强了那个越来越异化的专制机器。这种发展方式的最高成就是造成一个军事强国,而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却总是处于远远不相称的水平,它必然导致日甚一日的停滞与腐化,或者通过一场对外冒险,或者是勉强维持一个外强中干的架子,最终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了这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从而准备了下一次危机”。

今天重读胡平1980年的论述,想到的依然是他当年的那句话:“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种预言!”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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