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常回忆起在长沙时梁太平弟兄所言__我现在只想娶妻生子，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是，固难如愿。斯时走在湖南大学林荫道上，晚上灯光迷离，于今回想，颇有悲凉之感。或许这就是当下中国异见者的典型处境。
因参予联署零八宪章及一三年南周事件，梁弟兄被公司以旷工名义开除，年薪十余万的工作丢失，还有房贷压力，背负着这个没落时代的十字架，独自熬炼已经数年。作为主内弟兄且于神学涉猎已久，在教会服侍顺乎上帝旨意，因当局干预，为免连累教会，专职传道人的牧职还是不得不放弃。除了主持一个团契，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参加社会活动，便是默想祷告，读书写作。
但这一生活方式对一个基督徒诗人而言的代价显然是沉重的。一方面他的作品被禁止公开出版，只能自费少量印刷，还得提防当局以非法经营罪罗织构陷，偶尔和自己的朋友去岳麓山卖一二次自己的诗集。如果一个知识人要潜心神学研究或其他专业的学术研究，经济独立无疑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经济压力会导致自身精力集中上的困难度，专注力将颇有不逮。事实上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悖论现象，原本对社会公义投入巨大热忱的反抗个体，自身生活却被置于一团糟的困境，以至于这样一种论调__先安排好自身生活，然后才能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所作为，仿佛一个陷阱横弋在异议者的生活面前。基于生活的反抗才是真实的反抗，已经不可逆的掉入了垄断一切绝对资源的极权当局所设置的陷阱，成为一种不得己的失去生活的反抗。更甚之，在当局技术霸权下长期的猫捉老鼠游戏中，个体的写作热情与自媒体创作，横遭权力的无形之手在背后以删除封号方式实施强奸羞辱，反抗者应然的温和理性，有时候在偶然的状况下也不得不以属血气的方式爆发出来。感谢上帝保守，这种极端的戾气在太平弟兄身上尚无立足之地，于我却常常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发泄出来。
当然，我与梁弟兄的处境不同，他是典型的不服从不得食这一极权权术的牺牲品，我则是现行医疗体制受害者家庭的承担者。正是这一类境遇各异但良知尚存，道德勇气尚未完全为极权统治所剥夺的反抗者，虽于公义心向往之，于安身立命之私却如此狼狈。质言之，针对极权统治的全方位垄断与控制，建基于生活的反抗者中很难形成职业的政治活动家群体，自组织的反抗模型因为经济基础的普遍匮乏陷入了资源限制的瓶颈。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通的正常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异议反抗人士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单就爱情，家庭及职业困境而言，不仅仅现实困境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甚或陷入某种形式的道德困境。引用美国制宪国父的一句话来说，自由宪政不会由一群道德绝对高尚的圣人来完成，它只会是充满各种人性弱点与缺陷的普通人完成的事业，简言之，神圣事业也是由基督教教义上充满原罪的罪人所完成的。
简单举例，在经济独立的反抗人士中，夫妻分离各居异邦的情形已属普遍现象，由此发生的道德困扰，正如前面太平弟兄盼望娶妻生子这样一个最普通的愿望在现实境遇中亦难如愿。种种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困扰，在公义与私域的矛盾冲突中交织显现，存在的虚无或者说现实的虚无正在漫过每一个普遍悲观的人心头，并非所有人都是乐观的，因为乐观需要事件来奠基，需要在场感和参与感来激发。倘若矛盾是必然的__上帝已经鉴察，在此向最高的存在祷告，或许已经启示了存在的意义和源头，当此之时，自我救赎成为异见者不得不思考与面对的普遍问题。
不仅仅这个野蛮之邦需要救赎，利益统治集团需要救赎，异见者自身亦需要救赎的问题现在已经如此紧迫。救赎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指向未来与可能性的思维方式，单纯的批判已经失去现实意义。
纯粹的不带一丝怜悯感动和悲伤的批判，事实上已经等同于野心的躁动，这在流亡者之中表现得尤其如此深刻。急于表达出先知般的影响力但与现实却如此疏离的思维方式，既可能摧毁自身的思辩力，更危险的是已经预先摧毁了自身的判断力与行动力，如此则批判只是为批判而批判，既不可能救赎自身，还将异化自我。
倘若已经失却或者本来就不具备悲悯情怀，那么并不需要谈论政治，因为将无从产生政治家，只有野心家，尤其是当观念市场呈现为霸权垄断的时代，领袖欲所需要摧毁的正是人的自我救赎。
需要一个绝对的中介来建构批判的可能性。上帝的每一次出现都是有意义的，只有通过万物的源头来检查国家，社会等等世俗观念产品，人的绝对尊严和价值尊严才能以价值理性的路径荣耀最高者。没有上帝临在，一个工具世界已经将人当成了工具，并赋予其工具理性的社会训练和家庭训练，国家荣耀的开端，正是神的荣耀被集体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只有政治才是人的自由行为的开端，才包含了人的自由的价值。这是因为，没有公共生活的自治，人的价值尊严及价值理性将荡然无存，人类将以工具理性为自我认识的起点。正因为此，极权统治才极力禁止公民参与和公共自治，丧失了公共理性的个体，无论看起来多么巧言令色，擅长谎言，实际上不过是奴化教育格式化了的愚民。
从中可以发现，公共参与是衡量人的社会道德的起点，这是一个内部溢出式结构的社会运动，并从中生产政治艺术及其路径的可能性，谓为人的自治。自治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及人的绑架，它所要把握的是自我救赎与自我认识的社会脉搏，当且仅当，政治家不仅仅是闭门造车，着眼于权力之时，权利而不是权力才可能创造出自治的艺术。并且这一自我成长的人格意识最终将从人权的方向解构极权统治的根基__对人权的践踏。
质言之，异见者和反抗者的政治，它需要的是自治_社会运动_解构及建构，对应的是个体_社会_国家的三元结构，最重要的是，内部溢出式结构要说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这是检验一个政治家悲悯情怀和政治认知的根本点，也即行动力的着力点。由此形成的历史溢出效应则是以自组织力量为宪政奠基，与此相反，蛊惑者耽于意识形态的争斗和观念市场上的纸上谈兵，不屑于投身有风险的自组织社会运动，祛除了建构行为只有解构意志的所谓革命导师，推出了一个外部嵌入式结构的强奸与观念殖民，仅仅以巫师的语言占领一个无行动力的高谈阔论的中产市场_同时还是知识分子市场，这是典型的毫无作为的流亡看客心态。前者_内部溢出式结构坚持以行动感召把握社会，强调从内部建构自身的民意市场，推动反抗的事件和支援。外部嵌入式结构的强奸与殖民，强调理性建构主义的历史设计和领袖意志，扮演历史先知的预言家，以政治巫术解构既有的现实与传统，是从外面遥控革命的领袖欲和领袖癖作怪，这也是流亡者不成气候的主要原因所在。
革命巫师在传述大洪水的预言时归于上帝，这一说法令人印象深刻。归于上帝本身包含了一个悖论，即人要求上帝对一切负最后责任，但传达这一意志的人将一切归于上帝时，归于者却是人的意志。由是，大洪水流血漂杵的预言在一方面仿佛历史已经按照其意志实现预言，另一方面建构了需要以归于上帝为借口的狂人意志及野心。
但上帝已使人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见证了人的自由与自由意志，与此同时也见证了人的原罪将罪恶归于上帝时却急于荣耀自己。一个罪人的世界在编辑基因婴儿和创制民族时，伦理及道德上的困境指向它本质上的反人类的动机，其一推翻了上帝造人，准备了我来造人的乱伦人。其二推翻了现代共和，准备了我来创制民族的乱伦领袖。其三预设了自由宪政的前提，摆出了一盘死棋。罪人总是想将世界归于他自身的那个我。
内部溢出和外部嵌入的内外之别，不仅关乎逃亡坚守之别，更关乎服侍社会还是霸占舆论霸权，只不过前者将是开放的结构，后者将是封闭的结构。
12.17。佩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3/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