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颠覆国家政权”与中国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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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纽约民运和媒体的人士。图/田牧提供

在中共的红色文件中,有个让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的大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一款的定义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公开和秘密的行为。不言自明,剑锋直指中国民主运动的群体。虽然这些人仅仅是用笔在建言,在书写,在呼唤中国的民主与宪政,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他们无疑是当代理想主义的精英,但在中共独裁专制的语系中,这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眼下中国民运是否处于寒冬?世人聚讼纷纭、见仁见智。恰逢北美岁寒之际,笔者与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赴华府参加了中国民运的两个重要会议:第15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及第13届族裔青年领袖研习营会议。会前会后,我们与“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群体的新老朋友相遇相聚,会上会下,纵论天下,切磋砥砺,评击时弊,识变从宜。笔者感慨,思绪万千,匆匆记述一些感想——

“颠覆国家政权”者是怎样炼成的

中共自建政后,就将其政权的一级敌人定义为“反革命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分子”。从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开始,中国政府将民运群体视为头号敌人,其言行被定义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究其根源,则要追朔到“七九民运”的民主墙。

这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语系差别了,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中国民主运动,被中共政权视作“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经这么一说明一解释,应该不足以害怕与惊悚了。

中国民运,由一批追求中国社会公平公正、宪政民主的进步知识群体所组成,他们既是专制独裁制度的批评者与挑战者,也是宪政民主的探索者与开创者。

中国民运,从广义上说,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脚步匆匆迈向?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启蒙的民主大浪潮,直至今日的百年民主之路,这就是中国民运的统称。但经历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特别是经历了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革命”后,中国的民主脚步却嘎然而止,重新回到了专制体制黑幕。

就狭义而言,正像严家祺所说,在“七九民运”的民主墙时期,魏京生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从此中国开启了又一波的民主运动探索之路。

田牧、严家祺与廖天琪。图/田牧提供

有一种说法:将“文革”造反,与民主运动挂靠。我个人觉得不合适,文革造反动机很明确:那就是夺权、争宠与效忠毛泽东。

胡平在论述中共改革的话题中说道:40年来,中国社会“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抗争中,自由化力量民主运动力量愈战愈勇,自由化浪潮和民主运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中国缺失的恰恰是自由、人权与民主,中国需要一场全新的民主运动的锤炼,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是这代人的使命。

徐友渔说:“七九民运”的那段历史,及“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是一个重要课题,应该很好的回顾与研究。

经历过中国“五七反右”与“文化大革命”黑暗的有识之士,才会迫切企盼与追求阳光,懂得对民主制度的渴望与追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一种思想突破,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上,再次点亮了民主运动的第一把火,是一个历史里程碑。

和徐友渔夫妇。图/田牧提供

“颠覆者”的平常心态

民主制度,对中国而言,是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与目标。中国民运就是在挑战中共专制政权,追求在中国建立起法治宪政制度。

从人类历史上来看,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挑战统治者的历史,每一次的社会变革和革命,或者说发展和进步,从来就离不开每个时期的社会精英,他们对国家执政制度提出的探索与变革主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纵观中外历史,古希腊柏拉图曾提出著名的《理想国》思想,亚里斯多德提出了“城邦政治生存法则”等。同时代我们的祖先也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王司敬民,罔非天允”等执政为民的核心思想,要求统治者们顺民意、顺人心,改善统治管理方法,因为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会稳定。西周时期“宗法制”被挑战,“天子失德”,诸侯便不来朝见,周王朝逐渐衰落。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挑战贵族世袭势力,实行“军功授爵”和“唯才是举”等。明朝时期有东林党,“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出一些有利于国家改革时政的建议。

宗教也同样经历了不断变革,否则就不会有圣经的《新约书》,就不会出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我们今天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的产物,提倡个性自由,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倘若没有这样的抗争、追求与变革,今天的人类岂不是依然处在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

从中国百姓的平常心态来看,凭什么在中国担任国家主席、总理,就一定是中共党员?凭什么当了总理就可以比和珅还富有?《纽约时报》独家揭密,温家宝总理的家族拥有巨额财产,高达27亿美元,习近平居然没有赐其自尽殊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还不如二千年前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今天的中国人不蠢,都有了人权与民主意识,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平等与公平,需要社会自由与民主,需要国家维护与尊重个人权利,说到底,中国需要走进世界,与现代文明社会接轨,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遵循普世价值观,遵守人类共同的规则。中国民运始终以此为目标为方向,代表的是中国的民意民情民声,所以这是一项健康与阳光的事业。

“颠覆者”面对的强大对手

有人说:老共经过28年的革命,坐拥了天下;而中国民运已走过了40年,却一事无成,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民运的失败呢?

魏京生为此也作了解释: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政权,当年的国民党天下,军阀混战,中共武装革命,日军入侵,战争连年,经济萧条,国破民穷,最终还被美国数度出卖。想中共当年夺权,面对的是一批辛亥革命成功后,尚未有时间喘气,建立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体制的年轻的国民党政府,那时的军政人员,甚至连部分军阀都多少遵循传统伦理和文化,没有作出丧权辱国之举。倒是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得到苏俄的“私相授受”在华夏大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战胜利以后,又再次从苏俄老大手中接收日军留下的大批军工物资,从而能于短短四年之后,窃据整个大陆。

李酉潭、廖天琪、魏京生与田牧。图/田牧提供

习近平执政以来,锋芒毕露,大力推进他的红色帝国工程。从思想领域来说,不再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

江胡时代,中共高层在出访时,尚且普世价值不离口,温家宝说过:“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价值’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独有,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就。”他还一再强调:“中国民主制度会依照国情循序渐进发展”。习近平却根本不认同普世价值,他强调说:“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从制度策略来说,中共以“反恐”手段对付中国民运,将“颠覆政权、国家分裂、宗教邪恶”列为“反恐”对象打击与镇压。有目共睹,以往民主国家与中国政府交涉的人权牌,显然已经走不通了。

特别是中共19大以后,习近平“黄袍加身”,确立了终身制,复辟了帝制。袁世凯办不到的事,毛泽东尚未办的事,习近平就能办到。

世人应该了然,中国民运面对的是世界最强大的专制政权,是这个地球上的超级独裁政权,从不久前的阿根廷20国首脑峰会上看,全球视角焦距中美两国对决,足以证明中国民运面对的是庞然大物,既便是有“世界霸主”之誉的美国,也对之无奈。

当然,中国民运并不会屈服与放弃,而是会一如既往的坚持与持续,誓将民运之路进行到底!

“颠覆者”群体在壮大

一个健康的政权,必须有监督与制约。民主国家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是通过议会、反对党、民间社团、新闻媒体等专业性机制来实现与落实。而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惟有业余的中国民运以自由为代价的碰撞式建言与批评。

中国民运不只是几个精英、一些群体与团队,而是一代一代觉悟了的人民群体,是一支前赴后继推动社会民主宪政工程的队伍,是中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希望与寄托。

我曾读过胡平的文章,说“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很大的意义”。首先,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中国人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对自由民主有强烈的要求;其次,海外民运充分运用海外的言论自由,对中共暴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在理念方面,海外民运对国内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海外民运为国内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提供了广阔的表达平台,为国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提供了持续的可靠的支持与援助。事实上,在网络时代,海外民运已经和国内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连成一片,相辅相成。

我的体会是:中国民运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经历了“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中国民运逐渐汇聚成代表未来中国的阳光进步力量。海外民运这些年的长期运作,及与民主国家政治家、人权组织、媒体领域等多方合作,对中共政府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在国内的人权救援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胡温时期,在中国宪法中第一次出现人权内容,这与中国民运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与在纽约开办国际学校的政论家陈破空。图/田牧提供

“颠覆者”的标尺

这次赴美,我们与这一“颠覆者”群体的朋友们聚会,其中有魏京生、严家祺、胡平、杨建利、韩联潮、王军涛、陈破空、宋书元、徐友渔、吕京花、唐元隽、郑义等,他们堪称是中国民运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令我等仰视与尊敬,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为中国的自由与民主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中国民运圈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充溢着矛盾与沖突,同样混迹了苍蝇与蛀虫,同样有鱼目混珠的线人与卧底,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局面,行事处事的惟一检验标尺与试金石就是:是否符合中国民运的事业?目标只有一个:结束中共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在笔者的心目中,中国民运是有希望有希冀的,终会迎来“天时人事日相摧,冬至阳生春又来”。

杨建利与韩联潮。图/田牧提供

民报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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