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报馆里面风起云涌
老板用人：下围棋的高手
报纸检查工作从1986 年3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七月，一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其间，查老板换掉做了多年总编辑的潘先生，任命王世瑜先生为新的总编辑。
王先生在六十年代时，曾在明报晚报与查先生的前妻朱玫一起工作，据说后来因工作跟朱争执，王便离开明报，办了《今夜报》，赚了钱以后移民北美，王先生被任命为总编辑的时候，刚好从北美回到香港。
当年全港报界都对查老板的这一任命感到十分吃惊，其一，潘先生作了多年总编辑，可以说是跟查老板一起打天下的，作为老资格的报人来讲，他能编能写，对人又和蔼可亲，怎么查老板就要他走人呢？其二，查先生一直非常重视学历，王先生虽有工作经验，却没有显赫的学历，学识说实在也没有潘先生丰富，怎么查先生会挑中他呢？
当时我刚进明报两年，很多情况都不了解，也不认识王先生。有一天，查先生叫我到他那新装修好的办公室，说是介绍我认识王先生。
查先生的办公室分为两部分，一闲是书房（看书和批阅档的地方），一闲是会客室，他示意我到会客室坐。会客室不大，四壁油漆得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而椅子则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查跟我坐了一会儿，刚聊了几句，王先生走进来，查先生立刻站起来迎候，并介绍道：
“这位是王先生，这位是欧阳小姐。”
王先生马上跟我握手，并恭维说：
“啊，这就是石贝小姐，我常看你的专栏。”
王先生也是上海人，说话带着上海口音，跟查讲话索性就用上海话了。查先生于是嘱我们落坐，三个人就开始谈起报纸改革的事。王先生对查老板毕恭毕敬的态度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无论老板说什么，他都会一面点头，一面非常肯定地应道：
“对对对，是是是。”
过了一会儿，王先生走了，查先生笑眯眯地对我说：
“这位王先生很敢说话的，他不像潘先生那样怕得罪人，我要改革报纸，就是要用他这样的人。”
至此，我终于明白外界的那些猜测了，对于查老板来讲，用王先生是要用他为改革明报开路，要潘先生走路是因他不愿开罪人，用我检查报纸，是因没有人认识我，可以“背对背”地工作。查老板不愧是下围棋的高手。
但是，尽管查先生很善于用“手谕”的方式公布大小事项，却从来没有写过一张字条，说明总编辑潘先生不再是总编辑，他只公布过王先生为总编辑的任命。
于是，明报当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呈“双头马车”状态，九楼编辑部总编辑的桌子后面依然是潘先生，王先生虽被任命却坐不到那张桌子的后面，而一众编辑则按照习惯将做好的版样拿给潘先生过目，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同事笑我：给了梯子不登高
1986年底，查先生又传来“手谕”，请潘先生负责检查明报版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替代原来查先生的工作，我则从1987年1月起，将报告交给潘先生。查先生写道：
潘先生，每星期请撰写“综合报告”一份，除综合欧阳小姐之报告外，更从较高层面及观点，指出明报不足之处，可改进之处，长处及短处，进步和退步等等，目的仍是对事不对人，只求改进工作。其他同事可随时表示不同意见，进行有益而有建设性的讨论。
在这期间，明报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简称编委会，包括总编辑和所有的副总编辑，当然以查先生作统帅。明报从一九五九年建报以后，一直都没有编委会，报馆内部的编务，具体做事的由各版编辑负责，但触及到报纸的方针和路向，则全是查老板决定。成立编委会，不知是查老板实在忙得难以分身，还是打算在明报建立集体领导的机制。
有一天，查先生跟我谈完了检查报纸的工作以后，说道：
“不如你也参加编委会吧。”
我马上摇头，回答说：
“您不是叫我背对背地工作吗，我如果参加编委会，岂不成了面对面了？这好像不利工作吧？”
“没有关系，你只是参加他们的会议就可以了，聼聼他们是怎么讲的。”
我不能不承认，查先生对我确是一片苦心，在任何一个明报人看来这都是晋身高层的大好机会，但我认为自己最多可以做的就是查先生叫我做的检查报纸工作，而且边做边学，我想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好。于是我跟老板说：
“北京有一句老话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我连编辑都没做过，怎么可以参加编委会呢？谢谢您的好意了。”
查老板拿我没有办法，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以后，跟一些朋友还有明报的旧同事谈起来这件事，却招来一顿笑骂：没有人像你这样笨的，给你个梯子都不会登高。我们嘻嘻哈哈笑成一堆，我心里却很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坦然感觉。
查先生确实是想改进明报万马齐喑的状态，总是强调“对事不对人，只求改进工作”，但明报建报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不免人事复杂，若想扭转乾坤改变状况，岂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开放2018-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