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的老板金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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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馆里面风起云涌

老板用人:下围棋的高手

报纸检查工作从1986 年3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七月,一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其间,查老板换掉做了多年总编辑的潘先生,任命王世瑜先生为新的总编辑。

王先生在六十年代时,曾在明报晚报与查先生的前妻朱玫一起工作,据说后来因工作跟朱争执,王便离开明报,办了《今夜报》,赚了钱以后移民北美,王先生被任命为总编辑的时候,刚好从北美回到香港。

当年全港报界都对查老板的这一任命感到十分吃惊,其一,潘先生作了多年总编辑,可以说是跟查老板一起打天下的,作为老资格的报人来讲,他能编能写,对人又和蔼可亲,怎么查老板就要他走人呢?其二,查先生一直非常重视学历,王先生虽有工作经验,却没有显赫的学历,学识说实在也没有潘先生丰富,怎么查先生会挑中他呢?

当时我刚进明报两年,很多情况都不了解,也不认识王先生。有一天,查先生叫我到他那新装修好的办公室,说是介绍我认识王先生。

查先生的办公室分为两部分,一闲是书房(看书和批阅档的地方),一闲是会客室,他示意我到会客室坐。会客室不大,四壁油漆得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而椅子则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查跟我坐了一会儿,刚聊了几句,王先生走进来,查先生立刻站起来迎候,并介绍道:

“这位是王先生,这位是欧阳小姐。”

王先生马上跟我握手,并恭维说:

“啊,这就是石贝小姐,我常看你的专栏。”

王先生也是上海人,说话带着上海口音,跟查讲话索性就用上海话了。查先生于是嘱我们落坐,三个人就开始谈起报纸改革的事。王先生对查老板毕恭毕敬的态度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无论老板说什么,他都会一面点头,一面非常肯定地应道:

“对对对,是是是。”

过了一会儿,王先生走了,查先生笑眯眯地对我说:

“这位王先生很敢说话的,他不像潘先生那样怕得罪人,我要改革报纸,就是要用他这样的人。”

至此,我终于明白外界的那些猜测了,对于查老板来讲,用王先生是要用他为改革明报开路,要潘先生走路是因他不愿开罪人,用我检查报纸,是因没有人认识我,可以“背对背”地工作。查老板不愧是下围棋的高手。

但是,尽管查先生很善于用“手谕”的方式公布大小事项,却从来没有写过一张字条,说明总编辑潘先生不再是总编辑,他只公布过王先生为总编辑的任命。

于是,明报当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呈“双头马车”状态,九楼编辑部总编辑的桌子后面依然是潘先生,王先生虽被任命却坐不到那张桌子的后面,而一众编辑则按照习惯将做好的版样拿给潘先生过目,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同事笑我:给了梯子不登高

1986年底,查先生又传来“手谕”,请潘先生负责检查明报版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替代原来查先生的工作,我则从1987年1月起,将报告交给潘先生。查先生写道:

潘先生,每星期请撰写“综合报告”一份,除综合欧阳小姐之报告外,更从较高层面及观点,指出明报不足之处,可改进之处,长处及短处,进步和退步等等,目的仍是对事不对人,只求改进工作。其他同事可随时表示不同意见,进行有益而有建设性的讨论。

在这期间,明报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简称编委会,包括总编辑和所有的副总编辑,当然以查先生作统帅。明报从一九五九年建报以后,一直都没有编委会,报馆内部的编务,具体做事的由各版编辑负责,但触及到报纸的方针和路向,则全是查老板决定。成立编委会,不知是查老板实在忙得难以分身,还是打算在明报建立集体领导的机制。

有一天,查先生跟我谈完了检查报纸的工作以后,说道:

“不如你也参加编委会吧。”

我马上摇头,回答说:

“您不是叫我背对背地工作吗,我如果参加编委会,岂不成了面对面了?这好像不利工作吧?”

“没有关系,你只是参加他们的会议就可以了,聼聼他们是怎么讲的。”

我不能不承认,查先生对我确是一片苦心,在任何一个明报人看来这都是晋身高层的大好机会,但我认为自己最多可以做的就是查先生叫我做的检查报纸工作,而且边做边学,我想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好。于是我跟老板说:

“北京有一句老话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我连编辑都没做过,怎么可以参加编委会呢?谢谢您的好意了。”

查老板拿我没有办法,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以后,跟一些朋友还有明报的旧同事谈起来这件事,却招来一顿笑骂:没有人像你这样笨的,给你个梯子都不会登高。我们嘻嘻哈哈笑成一堆,我心里却很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坦然感觉。

查先生确实是想改进明报万马齐喑的状态,总是强调“对事不对人,只求改进工作”,但明报建报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不免人事复杂,若想扭转乾坤改变状况,岂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开放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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