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肥水不留外人田
副刊五字真言
回想起那个时候，查先生“内外”都在进行改革，真是他个人的“改革时代”。对于明报来讲，他不但是个严格的老板，也是一位十分专业的编辑，当年，查先生不仅对港闻和国际电讯版着手改革，也对副刊提出他的要求。他曾对我说：
“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
查先生曾写下“副刊之五字真言”，贴在编辑部供大家参考：
短，趣，近，物，图
短：文字应短，简洁，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物：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务，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片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此为本报编辑副刊之要旨，新闻写作及编辑亦不妨参考。
副刊选稿标准
“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
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
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的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或伤小猫之死，或叹写稿之苦。
查先生对副刊专栏作者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其他报纸决定请某人写专栏，有的是副刊编辑说了算，有的是编辑主任说了算，大多数总编辑说了算。
但是，明报不一样，查老板虽然早已经将总编辑一职让出，一般的编务他也基本不过问，不过，专栏作者的聘请，却一定要通过他自己，别人无权决定，这是八十年代明报人都知道的事。
我自己的专栏（开始叫“白衣集”，后易名为“清风匝地”），尽管是潘先生向我约稿，却一样要得到查先生的批准。
即使某位专栏作者已经在明报副刊写稿多年，但查先生一旦察觉该专栏作者长期“长吁短叹，风花雪月，艰深晦涩，读之无味”，也会毫不客气地炒其鱿鱼。
我在八六年到八七年跟随查先生检查报纸期间，便曾遇过这样的事：
有几位作者在副刊已经写了几年的专栏，但查先生不喜欢他们笔下“言之无物”，便力主停掉他们的专栏，其实我跟其中一位作者还是朋友，于是跟查先生说给他一个改进的机会，但查先生“炒意”坚决，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那位作者竟误认为是我从中作梗，他不知道的是，明报副刊专栏作者的约稿大权，始终都掌握在查老板手中。
因为查先生对副刊专栏的严格控制，明报副刊的专栏质量也非常之高，当时能够在明报副刊上拥有一个专栏的，都被视做身份象征，其他报纸也有副刊专栏，但其专栏作者远没有明报副刊的专栏作者名气大。
明报副刊也确实人才辈出，如倪匡（卫斯理），亦舒，林燕妮，胡菊人，项庄（董千里），张文达，黄霑，张君默，邓拱璧，梁凤仪等等，有人索性这样说：
“明报副刊的作者都是‘名店’里的‘名牌’。”
一流好友吝啬老板
不过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虽然明报副刊能办得如此成功，但专栏作者却不是查老板用高薪请来的，这在当年的一众专栏作者中，已经不是秘密。林燕妮叫查老板加稿费，查老板笑眯眯地说：
“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亦舒也曾叫他加稿费，他依然笑眯眯地说：
“你都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
林燕妮和亦舒跟查先生份属老朋友，有次亦舒甚至在专栏里骂他，查老板居然还是笑眯眯地说：
“骂可以骂，稿照登，稿费则一概不加。”
明报当年的记者薪水微薄，查老板曾对人说：
“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
我当时在明报写专栏，稿酬也十分之低，但本着“只管耕田，不问收穫”的原则，不曾跟查老板计较过。
查老板一手创立了明报，并且迅速地将明报定位于香港的知识分子报纸，在我刚到香港的一九八零年，便有很深的体会，那时明报的报格确是与众不同，尤其查先生每天亲笔撰写的精彩社评，更是其他报纸所没有的。
因此，我相信查先生对他的明报有着十足的信心，即使稿费低，能在明报副刊写稿也是作者的一份光荣。还真是没有听说过，有哪位作者因稿费低拂袖而去的，作家倪匡跟查先生是好朋友，他曾这样说过：
“他是一流的好朋友，但他却是最吝啬的老板。”
一九八八年我被邀请到香港电台作国语节目主持之前，要知会查老板，得到他的允许，我才可以“光明正大”地每礼拜去做节目。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给我的条子上写道：
本报工作人员在其他传播媒介作贡献，均需得我同意。现书面同意你去香港电台讲“南北文化之差异”。
查
查先生对于明报专栏作者到其他报纸写专栏，也很在意，他甚至不愿意作者用同样的笔名在他报出现，为此，他还曾有特别批示。同一年星岛晚报董千里先生邀请我在其副刊写专栏，我特意写了请示报告给查先生：
根据九二七指示，现有如下报告：董先生邀我在星岛晚报之“纸三角”写稿，从十一月开始。望您能够同意。
其中的“九二七指示”，就是查先生九月二十七日给我写的那张条子，他并没有说那是“九二七指示”，是我有点开玩笑地根据大陆文革习惯改称的。
而他给我的书面答覆是：
同意，一般原则是最好不用与明报相同的笔名。若已用，也可。
因查先生事忙，看到我的请示，已经是两个礼拜以后，故，猜想我已经开始用“石贝”的笔名写稿，所以只能写“若已用，也可”。
查先生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啊。
专栏补白生涯
我从一九八一年十月开始，在明报副刊上写专栏，一九八五年因潘粤生先生的介绍，到明报作了个小编辑。八六年的一天，潘先生问我：
“你可不可以再写一个专栏，比这个专栏字数多一点，但一定要写关于女性的稿子。因为林燕妮有时去外地出差，稿子就只好用读者来稿顶上，不过，很难跟林燕妮专栏的风格保持一致，所以请你来专门补白。”
我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并依潘先生之嘱，起了一个很女性化的笔名——梁司兰，而栏名就叫“梁司兰随笔”。不用问就知道，这个补白专栏也是要通过查先生的同意才能一“补”的。
我跟林燕妮素不相识，找我补白，可能是看了我的从“白衣集”到“清风匝地”的稿子以后，发现本人什么都能乱扯一通，不论男女，爱情，人生，医学，音乐甚至烹饪等等，又加上当年来自北京的作者极少，香港读者喜欢林燕妮是惯性，间中加插北京女人的声音，更可收吸引读者之效。
果不其然，我的梁司兰补白渐渐引起读者的注意。我当时已经在明报上班，有一天在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身旁的人在议论：
“谁是梁司兰？你知道吗？”
“听说是个大陆人，女的，讲国语。”
“梁司兰好像就是石贝，那石贝又是谁呢？”
聼人家在你旁边议论你自己，那种好笑的感觉难以言喻。不过很快的他们就知道了我的身份，于是我就变成了一块“新大陆”。
梁司兰随笔陆陆续续写了一年多以后，有一天翻开报纸，我发现为林燕妮补白的专栏没有用我的稿子，而是用了黄霑的稿子，可是我的补白稿依然存在编辑那里，于是便问蔡编辑是怎么回事，岂知蔡编辑大为光火：
“林小姐的补白稿当然是由她男朋友黄霑写。”
“那我写的补白稿就不用了，是不是？”我很平静地问道。
“你的稿子要等黄霑缺稿的时候才用。”
“潘先生叫我为林小姐补稿，不是为黄霑补的，请你把我的稿子还给我。”
不知道为什么蔡编辑却因为我这句话跟我大叫大嚷起来，全编辑部的人都为之侧目，我告诉他我的听力很好，犯不着跟我用这么大声音讲话。
最后的结果是，蔡编辑将我的补白稿还给了我，从此结束了“补白生涯”。不过明报下属的明窗出版社很快找到我，将我的补白稿集结起来，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强，女人？
这件事跟查先生没有什么关系，写在这里，是想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明报副刊当时的状况。林燕妮是香港著名女作家，查先生曾经赞誉她的散文充满了香水味儿，黄霑则是林当时的男朋友，也在明报副刊写专栏。
林黄与查先生很熟，八十年代的时候两人还曾在查家行“婚礼”，记得明报还专门登载了这一“婚讯”，不过这当然没有政府注册的效用，九十年代黄霑真的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林小姐。二零零四年黄霑因病去世。
专栏得查先生指教
一九八九年大约九月份，查先生的秘书忽然来到编辑部，递给我一封老板的信，拆开一看，方知是查先生看了我专栏里的一篇稿子，提出他的意见。我在八九年“六四”以后，在我自己的专栏里写过好多篇关于六四的稿，七月份我找出毛诗词，玩心大起，便提笔和了几首毛词，其中一首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学生努气冲霄汉，坦克步枪严阵待，齐声唤，扬言要捉知识犯。
三十万军入京城，浩浩荡荡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不能干，中南海里小平乱。”
另一首是：
“西风烈，资产阶级错路线，错路线，惩治老九，搬出马列。雄关万道真难走，而今迈步维艰难，维艰难，戒严救命，以后咋办？”
还有几首就不在此抄录了，查老板还挺认真，看了那几天我胡诌的“和词”以后，特意写信指教：
欧阳小姐：
前见你的“和毛泽东词”，觉体例不合，忙中未及奉告。今阅旧杂志，见宋人诸家和秦观“千秋嵗”词，以供参考。凡和诗词，均须1用原体；2用原韵；而平仄自当根据词谱所载格律（凡对仗処，和词亦须对仗）。
查
随信还附了从“中华国学”杂志上剪下来的其中一页，特别用笔标出“对仗”之処.查先生恐怕不知道，北京人闲来没事的时候，喜欢拿出毛泽东诗词“修改”一通，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十年浩劫，跟文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和词”完全不一样。我专栏里的所谓“和毛诗词”也是这么出笼的，基本属于玩笑之作，没有想到不仅引来查老板的指教，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真的是抛砖引玉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查先生虽然对副刊专栏十分留意，但很少因为作者的观点不同，而令编辑抽掉稿子不发，也很少写信给作者“指教”，我在明报前后写了十几年的稿子，只收到他这样一封信。
明报副刊曾有一专栏，非常受读者欢迎，作者叫哈公，栏名就叫哈公怪论，哈公对时政嬉笑怒骂，并且用的是广东方言，更显幽默“抵死”。
八十年代中，有一天两大页副刊里面不见了“哈公怪论”，于是，大家便猜测一定是哈公言论太大胆，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遭到炒鱿厄运。
过了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哈公的一篇稿子中，有一句话被总编辑潘先生删去，这可能也是出于明报的立场问题，哈公得知后，非常气愤，便以罢写为抗议
此后，查先生知道此事，连同潘先生一起向哈公道歉，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但哈公再没有恢复停掉的专栏。
也有传说，当年中新社与查老板关系日渐好转，答应每日供给明报电讯新闻稿，但条件是抽掉“哈公怪论”。
不久，哈公便开始筹办“解放”月刊，十分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才出版了一期“解放”，哈公便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后来，“解放”由金钟接手，改名为“开放”，一直办到今天。
哈公本名许国，在当年明报下属的明河社做出版编辑，主要出版金庸武侠小说，只是当年的金庸武侠小说没有今天那样红火，印刷也很一般，就像香港其他普通小说的出版一样。
停掉女才子专栏
查先生虽说对副刊的专栏文字没有太多的管制，说起来也算是比较宽容的老板了，但有一件事令他破了例。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以下的故事恕我姑且隐其大名：
查先生一向非常爱才，对于学有所成并拥有学位者，特别另眼相待。有一年，查先生便遇到了这样一位女才子，惊喜之余，专门在副刊为她开辟专栏，连栏名都是查老板帮忙起的。果真，女才子不负查老板的厚望，不仅写散文杂文，还在他报写小说，本来是商界女才子，经查老板的识人慧眼，女才子于是成了多产女作家。
后来明报附属的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女才子的几本书。在香港一般来说，书卖出以后，作者所得甚少，也就是出版社赚大数，作者赚小数，除非作者自己出版，那大数就成自己的了。女才子叱吒香港财经界多年，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她不动声色地使出一招“暗渡陈仓”。
几个月以后，香港各大书店出现了某某某出版社的一系列新书，主要都是女才子的大作，甚为玄妙的是，这些新书从设计到规格到用色，几可与明报出版社曾经出版她的书乱真，有心人只能在那一行小小的出版社名字上，分辨出那不是明报出版社的出版物，一般读者则难以察觉。
这其实完全是商人之间竞争惯用的一种手法，可是在香港文化界却是头一遭，当时，很多人都在传这件事情，听者无不为女才子的生意头脑而目瞪口呆。
查老板不久也得知此事，震怒之下，命副刊马上停掉女才子的专栏，并指示今后明报都不再登载女才子的稿件。查先生挖掘到的女才子，却把他杀了个回马枪，这是他绝对意想不到的。
开放2018-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