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的老板金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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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肥水不留外人田

副刊五字真言

回想起那个时候,查先生“内外”都在进行改革,真是他个人的“改革时代”。对于明报来讲,他不但是个严格的老板,也是一位十分专业的编辑,当年,查先生不仅对港闻和国际电讯版着手改革,也对副刊提出他的要求。他曾对我说:

“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

查先生曾写下“副刊之五字真言”,贴在编辑部供大家参考:

短,趣,近,物,图

短:文字应短,简洁,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物: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务,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片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此为本报编辑副刊之要旨,新闻写作及编辑亦不妨参考。

副刊选稿标准

“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
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

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的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或伤小猫之死,或叹写稿之苦。

查先生对副刊专栏作者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其他报纸决定请某人写专栏,有的是副刊编辑说了算,有的是编辑主任说了算,大多数总编辑说了算。

但是,明报不一样,查老板虽然早已经将总编辑一职让出,一般的编务他也基本不过问,不过,专栏作者的聘请,却一定要通过他自己,别人无权决定,这是八十年代明报人都知道的事。

我自己的专栏(开始叫“白衣集”,后易名为“清风匝地”),尽管是潘先生向我约稿,却一样要得到查先生的批准。

即使某位专栏作者已经在明报副刊写稿多年,但查先生一旦察觉该专栏作者长期“长吁短叹,风花雪月,艰深晦涩,读之无味”,也会毫不客气地炒其鱿鱼。

我在八六年到八七年跟随查先生检查报纸期间,便曾遇过这样的事:

有几位作者在副刊已经写了几年的专栏,但查先生不喜欢他们笔下“言之无物”,便力主停掉他们的专栏,其实我跟其中一位作者还是朋友,于是跟查先生说给他一个改进的机会,但查先生“炒意”坚决,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那位作者竟误认为是我从中作梗,他不知道的是,明报副刊专栏作者的约稿大权,始终都掌握在查老板手中。

因为查先生对副刊专栏的严格控制,明报副刊的专栏质量也非常之高,当时能够在明报副刊上拥有一个专栏的,都被视做身份象征,其他报纸也有副刊专栏,但其专栏作者远没有明报副刊的专栏作者名气大。

明报副刊也确实人才辈出,如倪匡(卫斯理),亦舒,林燕妮,胡菊人,项庄(董千里),张文达,黄霑,张君默,邓拱璧,梁凤仪等等,有人索性这样说:

“明报副刊的作者都是‘名店’里的‘名牌’。”

一流好友吝啬老板

不过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虽然明报副刊能办得如此成功,但专栏作者却不是查老板用高薪请来的,这在当年的一众专栏作者中,已经不是秘密。林燕妮叫查老板加稿费,查老板笑眯眯地说:

“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亦舒也曾叫他加稿费,他依然笑眯眯地说:

“你都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

林燕妮和亦舒跟查先生份属老朋友,有次亦舒甚至在专栏里骂他,查老板居然还是笑眯眯地说:

“骂可以骂,稿照登,稿费则一概不加。”

明报当年的记者薪水微薄,查老板曾对人说:

“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

我当时在明报写专栏,稿酬也十分之低,但本着“只管耕田,不问收穫”的原则,不曾跟查老板计较过。

查老板一手创立了明报,并且迅速地将明报定位于香港的知识分子报纸,在我刚到香港的一九八零年,便有很深的体会,那时明报的报格确是与众不同,尤其查先生每天亲笔撰写的精彩社评,更是其他报纸所没有的。

因此,我相信查先生对他的明报有着十足的信心,即使稿费低,能在明报副刊写稿也是作者的一份光荣。还真是没有听说过,有哪位作者因稿费低拂袖而去的,作家倪匡跟查先生是好朋友,他曾这样说过:

“他是一流的好朋友,但他却是最吝啬的老板。”

一九八八年我被邀请到香港电台作国语节目主持之前,要知会查老板,得到他的允许,我才可以“光明正大”地每礼拜去做节目。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给我的条子上写道:

本报工作人员在其他传播媒介作贡献,均需得我同意。现书面同意你去香港电台讲“南北文化之差异”。

查先生对于明报专栏作者到其他报纸写专栏,也很在意,他甚至不愿意作者用同样的笔名在他报出现,为此,他还曾有特别批示。同一年星岛晚报董千里先生邀请我在其副刊写专栏,我特意写了请示报告给查先生:

根据九二七指示,现有如下报告:董先生邀我在星岛晚报之“纸三角”写稿,从十一月开始。望您能够同意。

其中的“九二七指示”,就是查先生九月二十七日给我写的那张条子,他并没有说那是“九二七指示”,是我有点开玩笑地根据大陆文革习惯改称的。

而他给我的书面答覆是:

同意,一般原则是最好不用与明报相同的笔名。若已用,也可。

因查先生事忙,看到我的请示,已经是两个礼拜以后,故,猜想我已经开始用“石贝”的笔名写稿,所以只能写“若已用,也可”。

查先生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啊。

专栏补白生涯

我从一九八一年十月开始,在明报副刊上写专栏,一九八五年因潘粤生先生的介绍,到明报作了个小编辑。八六年的一天,潘先生问我:

“你可不可以再写一个专栏,比这个专栏字数多一点,但一定要写关于女性的稿子。因为林燕妮有时去外地出差,稿子就只好用读者来稿顶上,不过,很难跟林燕妮专栏的风格保持一致,所以请你来专门补白。”

我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并依潘先生之嘱,起了一个很女性化的笔名——梁司兰,而栏名就叫“梁司兰随笔”。不用问就知道,这个补白专栏也是要通过查先生的同意才能一“补”的。

我跟林燕妮素不相识,找我补白,可能是看了我的从“白衣集”到“清风匝地”的稿子以后,发现本人什么都能乱扯一通,不论男女,爱情,人生,医学,音乐甚至烹饪等等,又加上当年来自北京的作者极少,香港读者喜欢林燕妮是惯性,间中加插北京女人的声音,更可收吸引读者之效。

果不其然,我的梁司兰补白渐渐引起读者的注意。我当时已经在明报上班,有一天在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身旁的人在议论:

“谁是梁司兰?你知道吗?”
“听说是个大陆人,女的,讲国语。”
“梁司兰好像就是石贝,那石贝又是谁呢?”

聼人家在你旁边议论你自己,那种好笑的感觉难以言喻。不过很快的他们就知道了我的身份,于是我就变成了一块“新大陆”。

梁司兰随笔陆陆续续写了一年多以后,有一天翻开报纸,我发现为林燕妮补白的专栏没有用我的稿子,而是用了黄霑的稿子,可是我的补白稿依然存在编辑那里,于是便问蔡编辑是怎么回事,岂知蔡编辑大为光火:

“林小姐的补白稿当然是由她男朋友黄霑写。”
“那我写的补白稿就不用了,是不是?”我很平静地问道。
“你的稿子要等黄霑缺稿的时候才用。”
“潘先生叫我为林小姐补稿,不是为黄霑补的,请你把我的稿子还给我。”

不知道为什么蔡编辑却因为我这句话跟我大叫大嚷起来,全编辑部的人都为之侧目,我告诉他我的听力很好,犯不着跟我用这么大声音讲话。

最后的结果是,蔡编辑将我的补白稿还给了我,从此结束了“补白生涯”。不过明报下属的明窗出版社很快找到我,将我的补白稿集结起来,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强,女人?

这件事跟查先生没有什么关系,写在这里,是想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明报副刊当时的状况。林燕妮是香港著名女作家,查先生曾经赞誉她的散文充满了香水味儿,黄霑则是林当时的男朋友,也在明报副刊写专栏。

林黄与查先生很熟,八十年代的时候两人还曾在查家行“婚礼”,记得明报还专门登载了这一“婚讯”,不过这当然没有政府注册的效用,九十年代黄霑真的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林小姐。二零零四年黄霑因病去世。

专栏得查先生指教

一九八九年大约九月份,查先生的秘书忽然来到编辑部,递给我一封老板的信,拆开一看,方知是查先生看了我专栏里的一篇稿子,提出他的意见。我在八九年“六四”以后,在我自己的专栏里写过好多篇关于六四的稿,七月份我找出毛诗词,玩心大起,便提笔和了几首毛词,其中一首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学生努气冲霄汉,坦克步枪严阵待,齐声唤,扬言要捉知识犯。
三十万军入京城,浩浩荡荡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不能干,中南海里小平乱。”

另一首是:

“西风烈,资产阶级错路线,错路线,惩治老九,搬出马列。雄关万道真难走,而今迈步维艰难,维艰难,戒严救命,以后咋办?”

还有几首就不在此抄录了,查老板还挺认真,看了那几天我胡诌的“和词”以后,特意写信指教:

欧阳小姐:

前见你的“和毛泽东词”,觉体例不合,忙中未及奉告。今阅旧杂志,见宋人诸家和秦观“千秋嵗”词,以供参考。凡和诗词,均须1用原体;2用原韵;而平仄自当根据词谱所载格律(凡对仗処,和词亦须对仗)。

随信还附了从“中华国学”杂志上剪下来的其中一页,特别用笔标出“对仗”之処.查先生恐怕不知道,北京人闲来没事的时候,喜欢拿出毛泽东诗词“修改”一通,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十年浩劫,跟文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和词”完全不一样。我专栏里的所谓“和毛诗词”也是这么出笼的,基本属于玩笑之作,没有想到不仅引来查老板的指教,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真的是抛砖引玉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查先生虽然对副刊专栏十分留意,但很少因为作者的观点不同,而令编辑抽掉稿子不发,也很少写信给作者“指教”,我在明报前后写了十几年的稿子,只收到他这样一封信。

明报副刊曾有一专栏,非常受读者欢迎,作者叫哈公,栏名就叫哈公怪论,哈公对时政嬉笑怒骂,并且用的是广东方言,更显幽默“抵死”。

八十年代中,有一天两大页副刊里面不见了“哈公怪论”,于是,大家便猜测一定是哈公言论太大胆,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遭到炒鱿厄运。

过了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哈公的一篇稿子中,有一句话被总编辑潘先生删去,这可能也是出于明报的立场问题,哈公得知后,非常气愤,便以罢写为抗议

此后,查先生知道此事,连同潘先生一起向哈公道歉,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但哈公再没有恢复停掉的专栏。

也有传说,当年中新社与查老板关系日渐好转,答应每日供给明报电讯新闻稿,但条件是抽掉“哈公怪论”。

不久,哈公便开始筹办“解放”月刊,十分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才出版了一期“解放”,哈公便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后来,“解放”由金钟接手,改名为“开放”,一直办到今天。

哈公本名许国,在当年明报下属的明河社做出版编辑,主要出版金庸武侠小说,只是当年的金庸武侠小说没有今天那样红火,印刷也很一般,就像香港其他普通小说的出版一样。

停掉女才子专栏

查先生虽说对副刊的专栏文字没有太多的管制,说起来也算是比较宽容的老板了,但有一件事令他破了例。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以下的故事恕我姑且隐其大名:

查先生一向非常爱才,对于学有所成并拥有学位者,特别另眼相待。有一年,查先生便遇到了这样一位女才子,惊喜之余,专门在副刊为她开辟专栏,连栏名都是查老板帮忙起的。果真,女才子不负查老板的厚望,不仅写散文杂文,还在他报写小说,本来是商界女才子,经查老板的识人慧眼,女才子于是成了多产女作家。

后来明报附属的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女才子的几本书。在香港一般来说,书卖出以后,作者所得甚少,也就是出版社赚大数,作者赚小数,除非作者自己出版,那大数就成自己的了。女才子叱吒香港财经界多年,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她不动声色地使出一招“暗渡陈仓”。

几个月以后,香港各大书店出现了某某某出版社的一系列新书,主要都是女才子的大作,甚为玄妙的是,这些新书从设计到规格到用色,几可与明报出版社曾经出版她的书乱真,有心人只能在那一行小小的出版社名字上,分辨出那不是明报出版社的出版物,一般读者则难以察觉。

这其实完全是商人之间竞争惯用的一种手法,可是在香港文化界却是头一遭,当时,很多人都在传这件事情,听者无不为女才子的生意头脑而目瞪口呆。

查老板不久也得知此事,震怒之下,命副刊马上停掉女才子的专栏,并指示今后明报都不再登载女才子的稿件。查先生挖掘到的女才子,却把他杀了个回马枪,这是他绝对意想不到的。

开放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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