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8-10-11
1856年，长江上的战事已经进行到了第四个年头。一艘小船停靠到杭州码头，船上是38岁的长沙人郭松焘。他从湖南一路东来，要去浙江为湘军筹饷，他是曾国藩在岳麓书院的学弟和热烈支持者，全部盘缠只有7000文钱，一路省吃俭用，恨不得一个铜子掰成两半花。战乱使一切变得昴贵，有时主仆二人一昼夜就要花掉1000多文，这个读书人象被刀子割了肉一样在日记里盘算帐目。
他每到一处先找同乡故旧化缘，凑够去向下一站的路费，直到目的地杭州。皇上恩准湘军在浙江＂抽厘＂（设土海关向商人收买路钱）充军费，他办的正是这趟差事。
同乡把他介绍给当地达官贵人们，以＂中国式的拐弯抹角＂，在主人陪同下游山玩水、诗词唱合、喝酒吃饭……混熟以后在精心挑选、稍纵即逝的不经意瞬间将要钱之事抛出。有心者会在夜间来访，需要继续耐着性子听他们高谈阔论：圣贤之道、金石考据、藏否人物……临别时来人假装差一点就忘了，并以各种不伤情面的藉口留下一点钱：须知此次来访与钱毫无关系，乃为切磋学问而来。如果介绍人面子足够大，能搬得动当地官场的头面人物，该大员抹不开情面，无论认不认识，总须向＂涤翁＂、＂涵弟＂（皆指曾国藩）表示表示，于是下面的人也就不难说话。
这是中国的规矩，哪怕火烧眉毛或者天要塌下来，总需先不动声色嘘寒问暖、攀亲叙茶、吃饭喝酒，走完一整套主客之道的过场，至于正事，需要见缝插针、心照不宣。难怪会把洋人们给逼疯。
（大小汽船）
小船还未靠岸，郭松焘的注意力便牢牢锁到了江上一条火轮船上，他恋恋不舍想探个究竟。进了杭州城马上托熟人给他找西洋物件来参观，有位名叫邵懿辰的人（后来李秀成攻杭州死于战乱）前来拜访，向他讲解西洋天文学：日不动而地动，五星与地球皆围绕太阳旋转；至于经星（恒星），则是更遥远的其它太阳，各又有其行星围绕，因为距离太远，只有微弱的光线传来……
闻所未闻，郭松焘抚掌赞叹：大千世界！
他决心到上海去亲自见见世面，可是腰包却已告磬。杭州的官绅们愿意花很多钱请他喝酒游湖，渐渐知道他是个穷光蛋，天天打发人给他们主仆送两个菜、两碗饭，让他俩苟活下去，就是不给他送钱来。
他呆了很久才化到路费，随即风雨兼程赶往上海，马不停蹄去洋行里参观洋货，本只打算参观，却禁不住诱惑买了＂晴雨表＂和＂双目千里镜＂，大呼肉痛。
因为法租界离上海城很近，他先拜访了上海官员们称颂的法国领事馆，也许是领事馆华人管事＂面目狞丑，语态骄妄＂给他留下坏印象，他对被众口称赞的法国领事馆并无太大好感，认为其＂极尽奢华＂。接下来又去外滩英租界拜访各国领事（当时各国领事馆都设在英租界内），英国副领事密迪乐非常爽快热情地满足了他的好奇心，陪同他参观军舰并充当翻译，而舰长则充当解说，里里外外一切，每一个细节有问必答。只要能打得开的地方，不压其烦打开并解说，专门给他演示蒸汽机从启动到驱动整条船行进起来的全过程。
（左侧洋房即为墨海书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倡办，英国皇家学会出资）
参观完军舰，领事馆翻译麦都司又陪同他去参观＂墨海书馆＂，给他演示印刷机、天球仪和地球仪等物，并送他两本＂格物之理＂的入门书籍。与不可思议的技艺相比，更令郭松焘着迷的是英国人的风度和礼仪。几天后他离开上海，因为连天风雨需要关闭码头，无法行船，为此先得步行上百里。他在路上遇上两位＂弥利坚国小夷目＂，两个美国人与他热情地打招呼，握手寒喧，真诚地问他们可有效劳之处？＂一面之缘而礼仪情义至此，内地人不及。＂
郭松焘也许是有记载以来首位对洋人＂一见如故＂的中国人。他曾经幻想多年，传说中三代礼仪淳朴的世风，似乎在洋人身上看到。他以敏锐的直觉感到：洋人来自一个文明的世界，在坚船利炮背后，是一个比中国更高的文明。
当时中国的文人们仍普遍认为洋人只不是些掌握着奇怪技术的蛮夷，就象辽、金、西夏虽然悍勇，必因不开化而注定衰落，成为过眼云烟，中国虽暂时弱势，却必定凭藉自身的高度文明＂驯化犬羊＂。他们最大的依据就是洋人不识礼数，也不懂治术。那两大中国法宝将使中国永居于宇宙中心。中国充其量需要学一点技术，以便制服他们。这种观点经林则徐和魏源鼓噪后对后世中国形成了巨大影响，百余年流毒不绝，即：中国只需要外来的技术，而不需要外来文化、思想、人际伦理、宗教信仰、秩序和法律；中国是宇宙中心，应该按自己意愿来安排宇宙秩序而非＂屈尊＂融入世界大潮。（实质上仅是中国统治者们的意愿，但没有人去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
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植下邪恶基因，和大部分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基于一个个具体的国民而是基于政府。民族主义者们始终在盼望着一个强大的政府出来打败外国人，重新安排国际秩序，重建古代那种＂万邦来朝＂的虚荣感，而不关心政府之于国民是善或恶。
一转眼两年多过去，郭松焘被朝廷叙用，到北京去做翰林院编修。曾国藩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大，朝廷需要网罗一个湘军心腹，籍以观察湘军集团是否＂怀有二心＂。时英法联军刚刚签下《天津条约》，回国去找各自国王签字。朝中议论纷纷，商议如何应对英法使节再来的问题。皇帝十分讨厌洋人，不愿自己的都城被犬羊贱种污染，他本以为用一纸条约把洋人忽悠退兵就万事大吉，没想到洋人真的要按条约遣使进京。于是他任用夸下海口的僧格林沁，去重建大沾炮台，阻止洋人使节进京。
（林则徐，民族英雄or罪人？）
郭松焘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主和派，在浙江近三年的经历，使他认定洋人来自礼仪文明之邦；洋人来中国乃为通商，必然希望中国富强，如此方可＂利源不匮＂。无论形而上之道还是形而下之器，议和修好才是中国长久之计所在。中国自林则徐以降的洋务重臣都是国家的罪人，他们无论主战主和，都看不到商贸之于中外民人之巨大福祉，一味地咬定商业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之道；更愚蠢狭隘不肯去了解世界，把洋人当作低人一等的犬羊，不是想铲除他们就是想忽悠他们，玩弄中国式治术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失信失德，自酿其祸。
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传统儒教秩序的巨大虚伪性和根本上的邪恶：世人皆以谦让为德，士大夫在＂举止容体＂方面可以相互谦让，可是一但遇上＂名利＂，马上个个恨不得全部据为己有，一丁点都不肯落下。其根源似乎在于＂国家以名利驭天下，所收亦皆名利之人＂，他们把＂天下事＂当成做自己的私人买卖。这种观点英国副领事密迪乐不谋而合：＂中国人做官的根本目的在于侵吞公共资源。＂
虽然郭松焘的观点受到了北京朝廷的普遍厌恶，但皇帝和肃顺还是决定启用他，派他去和最坚定的主战派僧格林沁共同负责天津防务，让这个讨厌鬼去扯僧王后腿，以免僧王坐大。更根本的原因，似乎是想制造湘军与僧格林沁这两个隐患集团之间的敌对。
关于郭松焘我们还将在后文中继续，他将成为一名与世道格格不入的＂汉奸＂。与海外华人及沿海＂边缘地带＂的人们不同，郭松焘是一位纯正的儒生，将近四十岁才接触到西洋文明并一见投缘。他身上透着人这一物种本身的淳朴力量，超越文化、种族、语言的隔阂：以人类道德、情感为最珍贵之财富！
这正是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共同崇尚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