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汉奸爱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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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8-10-11

1856年,长江上的战事已经进行到了第四个年头。一艘小船停靠到杭州码头,船上是38岁的长沙人郭松焘。他从湖南一路东来,要去浙江为湘军筹饷,他是曾国藩在岳麓书院的学弟和热烈支持者,全部盘缠只有7000文钱,一路省吃俭用,恨不得一个铜子掰成两半花。战乱使一切变得昴贵,有时主仆二人一昼夜就要花掉1000多文,这个读书人象被刀子割了肉一样在日记里盘算帐目。

他每到一处先找同乡故旧化缘,凑够去向下一站的路费,直到目的地杭州。皇上恩准湘军在浙江"抽厘"(设土海关向商人收买路钱)充军费,他办的正是这趟差事。

同乡把他介绍给当地达官贵人们,以"中国式的拐弯抹角",在主人陪同下游山玩水、诗词唱合、喝酒吃饭……混熟以后在精心挑选、稍纵即逝的不经意瞬间将要钱之事抛出。有心者会在夜间来访,需要继续耐着性子听他们高谈阔论:圣贤之道、金石考据、藏否人物……临别时来人假装差一点就忘了,并以各种不伤情面的藉口留下一点钱:须知此次来访与钱毫无关系,乃为切磋学问而来。如果介绍人面子足够大,能搬得动当地官场的头面人物,该大员抹不开情面,无论认不认识,总须向"涤翁"、"涵弟"(皆指曾国藩)表示表示,于是下面的人也就不难说话。

这是中国的规矩,哪怕火烧眉毛或者天要塌下来,总需先不动声色嘘寒问暖、攀亲叙茶、吃饭喝酒,走完一整套主客之道的过场,至于正事,需要见缝插针、心照不宣。难怪会把洋人们给逼疯。

(大小汽船)

小船还未靠岸,郭松焘的注意力便牢牢锁到了江上一条火轮船上,他恋恋不舍想探个究竟。进了杭州城马上托熟人给他找西洋物件来参观,有位名叫邵懿辰的人(后来李秀成攻杭州死于战乱)前来拜访,向他讲解西洋天文学:日不动而地动,五星与地球皆围绕太阳旋转;至于经星(恒星),则是更遥远的其它太阳,各又有其行星围绕,因为距离太远,只有微弱的光线传来……

闻所未闻,郭松焘抚掌赞叹:大千世界!

他决心到上海去亲自见见世面,可是腰包却已告磬。杭州的官绅们愿意花很多钱请他喝酒游湖,渐渐知道他是个穷光蛋,天天打发人给他们主仆送两个菜、两碗饭,让他俩苟活下去,就是不给他送钱来。

他呆了很久才化到路费,随即风雨兼程赶往上海,马不停蹄去洋行里参观洋货,本只打算参观,却禁不住诱惑买了"晴雨表"和"双目千里镜",大呼肉痛。

因为法租界离上海城很近,他先拜访了上海官员们称颂的法国领事馆,也许是领事馆华人管事"面目狞丑,语态骄妄"给他留下坏印象,他对被众口称赞的法国领事馆并无太大好感,认为其"极尽奢华"。接下来又去外滩英租界拜访各国领事(当时各国领事馆都设在英租界内),英国副领事密迪乐非常爽快热情地满足了他的好奇心,陪同他参观军舰并充当翻译,而舰长则充当解说,里里外外一切,每一个细节有问必答。只要能打得开的地方,不压其烦打开并解说,专门给他演示蒸汽机从启动到驱动整条船行进起来的全过程。

(左侧洋房即为墨海书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倡办,英国皇家学会出资)

参观完军舰,领事馆翻译麦都司又陪同他去参观"墨海书馆",给他演示印刷机、天球仪和地球仪等物,并送他两本"格物之理"的入门书籍。与不可思议的技艺相比,更令郭松焘着迷的是英国人的风度和礼仪。几天后他离开上海,因为连天风雨需要关闭码头,无法行船,为此先得步行上百里。他在路上遇上两位"弥利坚国小夷目",两个美国人与他热情地打招呼,握手寒喧,真诚地问他们可有效劳之处?"一面之缘而礼仪情义至此,内地人不及。"

郭松焘也许是有记载以来首位对洋人"一见如故"的中国人。他曾经幻想多年,传说中三代礼仪淳朴的世风,似乎在洋人身上看到。他以敏锐的直觉感到:洋人来自一个文明的世界,在坚船利炮背后,是一个比中国更高的文明。

当时中国的文人们仍普遍认为洋人只不是些掌握着奇怪技术的蛮夷,就象辽、金、西夏虽然悍勇,必因不开化而注定衰落,成为过眼云烟,中国虽暂时弱势,却必定凭藉自身的高度文明"驯化犬羊"。他们最大的依据就是洋人不识礼数,也不懂治术。那两大中国法宝将使中国永居于宇宙中心。中国充其量需要学一点技术,以便制服他们。这种观点经林则徐和魏源鼓噪后对后世中国形成了巨大影响,百余年流毒不绝,即:中国只需要外来的技术,而不需要外来文化、思想、人际伦理、宗教信仰、秩序和法律;中国是宇宙中心,应该按自己意愿来安排宇宙秩序而非"屈尊"融入世界大潮。(实质上仅是中国统治者们的意愿,但没有人去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

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植下邪恶基因,和大部分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基于一个个具体的国民而是基于政府。民族主义者们始终在盼望着一个强大的政府出来打败外国人,重新安排国际秩序,重建古代那种"万邦来朝"的虚荣感,而不关心政府之于国民是善或恶。

一转眼两年多过去,郭松焘被朝廷叙用,到北京去做翰林院编修。曾国藩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大,朝廷需要网罗一个湘军心腹,籍以观察湘军集团是否"怀有二心"。时英法联军刚刚签下《天津条约》,回国去找各自国王签字。朝中议论纷纷,商议如何应对英法使节再来的问题。皇帝十分讨厌洋人,不愿自己的都城被犬羊贱种污染,他本以为用一纸条约把洋人忽悠退兵就万事大吉,没想到洋人真的要按条约遣使进京。于是他任用夸下海口的僧格林沁,去重建大沾炮台,阻止洋人使节进京。

(林则徐,民族英雄or罪人?)

郭松焘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主和派,在浙江近三年的经历,使他认定洋人来自礼仪文明之邦;洋人来中国乃为通商,必然希望中国富强,如此方可"利源不匮"。无论形而上之道还是形而下之器,议和修好才是中国长久之计所在。中国自林则徐以降的洋务重臣都是国家的罪人,他们无论主战主和,都看不到商贸之于中外民人之巨大福祉,一味地咬定商业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之道;更愚蠢狭隘不肯去了解世界,把洋人当作低人一等的犬羊,不是想铲除他们就是想忽悠他们,玩弄中国式治术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失信失德,自酿其祸。

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传统儒教秩序的巨大虚伪性和根本上的邪恶:世人皆以谦让为德,士大夫在"举止容体"方面可以相互谦让,可是一但遇上"名利",马上个个恨不得全部据为己有,一丁点都不肯落下。其根源似乎在于"国家以名利驭天下,所收亦皆名利之人",他们把"天下事"当成做自己的私人买卖。这种观点英国副领事密迪乐不谋而合:"中国人做官的根本目的在于侵吞公共资源。"

虽然郭松焘的观点受到了北京朝廷的普遍厌恶,但皇帝和肃顺还是决定启用他,派他去和最坚定的主战派僧格林沁共同负责天津防务,让这个讨厌鬼去扯僧王后腿,以免僧王坐大。更根本的原因,似乎是想制造湘军与僧格林沁这两个隐患集团之间的敌对。

关于郭松焘我们还将在后文中继续,他将成为一名与世道格格不入的"汉奸"。与海外华人及沿海"边缘地带"的人们不同,郭松焘是一位纯正的儒生,将近四十岁才接触到西洋文明并一见投缘。他身上透着人这一物种本身的淳朴力量,超越文化、种族、语言的隔阂:以人类道德、情感为最珍贵之财富!

这正是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共同崇尚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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