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牢骚和“自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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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做思想工作的人,他们很注意所属人员所发的种种“牢骚”,他们过去所以重视下面的“牢骚”,因为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人们真正的思想。当汇集了诸如此类的牢骚以后,便采取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个别谈话,批评一顿,说是不该这样自由主义或小广播;第二种是记入账本,等待年终鉴定或开生活检讨会时,来一个总算账,本意不外是说他会发牢骚,组织观念不强,严重一点的则批评为散布不满情绪,损害领导威信等等;第三种就是大会点名,在群众会议上说某某人说了一句什么不妥当的话,作为某种不正确的思想的典型,批驳得体无完肤。被点著名的人,没有一点申辩的机会,从此以后,也就很难抬起头来。

被叫去个别谈话的,或是在大会上被点著名的人,他们在纳闷和懊悔之余,就免不了产生这样的问题:我就是私下里随便说说,是什么人打我的小报告的呢?结果,就联想到党员和团员的身上来了。这样,就使得这些人远离我们的党和青年团,对党员和团员产生了某种戒心。当然,我在这里也无妨批评这种联想实在是捕风捉影的猜疑,而好猜疑之特性,据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甚的。

这样批评自然是容易的。可是它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却只会加深这种隔阂。其根源却由于这些从事思想工作的同志,自己的思想就有问题。首先他们是主观主义的,对“发牢骚”缺乏辩证法的研究和考察,把“牢骚”一律看做是大逆不道;他们是宗派主义的。因为他们只相信某些党员或积极分子的汇报,把好发牢骚者引向与党、与青年团对立的地位;他们又是官僚主义的,因为他们不让下面讲不满的话,不喜欢听带有讽喻性的批评。

须知:牢骚者,即不平之鸣也,“不平”者,即矛盾之所在也;而在缺乏民主的气氛下,言路阻塞,下情不能上达,乃化为三五知己之间的“牢骚”。固然,牢骚里面一定有许多不健康的消极因素,如道听途说,添枝加叶,个人成见,各走极端等等;问题不应该光看到这一面,还应该看到牢骚里面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如直率的暴露思想;尖锐的自下而上的揭露,可以听到各种反面意见;对我们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发出警报,这一类意见往往在正式的会议上是听不到的。长久以来,我们光看到“牢骚”的消极的一面,看不到“牢骚”中也包含着另一种东西。更不善于化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于是把下面的“牢骚”视为“自由主义”或“散布不满”,采取手段压之,禁之,把发牢骚的人列入“落后分子”队伍中,无非是想一手堵住人们的嘴,结果是原来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古人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牢骚是堵不住的。

我倒并不是提倡大家来发牢骚。但我认为:牢骚也是一种民主不足的补助手段。凡牢骚多的地方,那里的民主生活一定不正常,那里的领导者总不大喜欢听取群众的意见。所以,如果要人家不发或少发牢骚,正当的办法就是多多的发扬民主,真正尊重下面的意见;其次,应该分析“牢骚”中包含着带有批评的部分,要学会利用各种反面意见检查我们的工作,从积极方面求得改进,也就是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牢骚”中的不健康因素,如夸大事实,个人成见,过高要求等等加以解释和说服,而这种解释和说服切忌在大会上指名,应该不牵涉到具体的人,在适当的场合采取诚恳的友好的态度附带说明一下就行了。有时候,不作解释和批评也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有“宰相肚里好撑船”的胸襟,用不着为两三句下面的流言而耿耿于怀。

近读《解放日报》上登载甘牛的一篇“试改‘自叹歌’”,裹面引录了几首有趣的现代民歌,我看这几首民歌,其实也是“牢骚”之类,不过它采取了艺术的形象化手段罢了。比如其中有一首:“好女不嫁乘车郎,三朝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郎君归,呼呼一觉到天亮!”甘牛同志只是针对“自叹歌”里不正确的思想,加以批判。并指明:不论火车上的乘务员或经常在外的采购员,他们的劳动都是不可少的,都是光荣的,这种讲法虽然正确,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把“自叹歌”改成“自乐歌,同样不能解决思想问题。依我看来,像乘务员的这首自叹歌,非常深刻而沉痛地抒发了他们的苦闷和要求。因为列车上的乘务员的服务时间,过去安排得很不合理,他们一上了车,直到终点站才能休息,有时候连做两天或三天的通班,弄得精疲力尽,”有朝一日郎君归“,竟至于”呼呼一觉到天亮!“我们除掉同情他们,赞扬他们的耐久的劳动精神以外,还应该挖得更深一些,看出这裹面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首”自叹歌“正是给我们发出了警报,要求领导上来考虑改变乘务员的工作时间问题,关切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这样来对待”牢骚“或歌谣体的”牢骚“,才能从这中间吸收到有益的东西,才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原载四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日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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