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做思想工作的人，他们很注意所属人员所发的种种“牢骚”，他们过去所以重视下面的“牢骚”，因为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人们真正的思想。当汇集了诸如此类的牢骚以后，便采取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个别谈话，批评一顿，说是不该这样自由主义或小广播；第二种是记入账本，等待年终鉴定或开生活检讨会时，来一个总算账，本意不外是说他会发牢骚，组织观念不强，严重一点的则批评为散布不满情绪，损害领导威信等等；第三种就是大会点名，在群众会议上说某某人说了一句什么不妥当的话，作为某种不正确的思想的典型，批驳得体无完肤。被点著名的人，没有一点申辩的机会，从此以后，也就很难抬起头来。
被叫去个别谈话的，或是在大会上被点著名的人，他们在纳闷和懊悔之余，就免不了产生这样的问题：我就是私下里随便说说，是什么人打我的小报告的呢？结果，就联想到党员和团员的身上来了。这样，就使得这些人远离我们的党和青年团，对党员和团员产生了某种戒心。当然，我在这里也无妨批评这种联想实在是捕风捉影的猜疑，而好猜疑之特性，据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甚的。
这样批评自然是容易的。可是它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却只会加深这种隔阂。其根源却由于这些从事思想工作的同志，自己的思想就有问题。首先他们是主观主义的，对“发牢骚”缺乏辩证法的研究和考察，把“牢骚”一律看做是大逆不道；他们是宗派主义的。因为他们只相信某些党员或积极分子的汇报，把好发牢骚者引向与党、与青年团对立的地位；他们又是官僚主义的，因为他们不让下面讲不满的话，不喜欢听带有讽喻性的批评。
须知：牢骚者，即不平之鸣也，“不平”者，即矛盾之所在也；而在缺乏民主的气氛下，言路阻塞，下情不能上达，乃化为三五知己之间的“牢骚”。固然，牢骚里面一定有许多不健康的消极因素，如道听途说，添枝加叶，个人成见，各走极端等等；问题不应该光看到这一面，还应该看到牢骚里面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如直率的暴露思想；尖锐的自下而上的揭露，可以听到各种反面意见；对我们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发出警报，这一类意见往往在正式的会议上是听不到的。长久以来，我们光看到“牢骚”的消极的一面，看不到“牢骚”中也包含着另一种东西。更不善于化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于是把下面的“牢骚”视为“自由主义”或“散布不满”，采取手段压之，禁之，把发牢骚的人列入“落后分子”队伍中，无非是想一手堵住人们的嘴，结果是原来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古人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牢骚是堵不住的。
我倒并不是提倡大家来发牢骚。但我认为：牢骚也是一种民主不足的补助手段。凡牢骚多的地方，那里的民主生活一定不正常，那里的领导者总不大喜欢听取群众的意见。所以，如果要人家不发或少发牢骚，正当的办法就是多多的发扬民主，真正尊重下面的意见；其次，应该分析“牢骚”中包含着带有批评的部分，要学会利用各种反面意见检查我们的工作，从积极方面求得改进，也就是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牢骚”中的不健康因素，如夸大事实，个人成见，过高要求等等加以解释和说服，而这种解释和说服切忌在大会上指名，应该不牵涉到具体的人，在适当的场合采取诚恳的友好的态度附带说明一下就行了。有时候，不作解释和批评也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有“宰相肚里好撑船”的胸襟，用不着为两三句下面的流言而耿耿于怀。
近读《解放日报》上登载甘牛的一篇“试改‘自叹歌’”，裹面引录了几首有趣的现代民歌，我看这几首民歌，其实也是“牢骚”之类，不过它采取了艺术的形象化手段罢了。比如其中有一首：“好女不嫁乘车郎，三朝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郎君归，呼呼一觉到天亮！”甘牛同志只是针对“自叹歌”里不正确的思想，加以批判。并指明：不论火车上的乘务员或经常在外的采购员，他们的劳动都是不可少的，都是光荣的，这种讲法虽然正确，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把“自叹歌”改成“自乐歌，同样不能解决思想问题。依我看来，像乘务员的这首自叹歌，非常深刻而沉痛地抒发了他们的苦闷和要求。因为列车上的乘务员的服务时间，过去安排得很不合理，他们一上了车，直到终点站才能休息，有时候连做两天或三天的通班，弄得精疲力尽，”有朝一日郎君归“，竟至于”呼呼一觉到天亮！“我们除掉同情他们，赞扬他们的耐久的劳动精神以外，还应该挖得更深一些，看出这裹面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首”自叹歌“正是给我们发出了警报，要求领导上来考虑改变乘务员的工作时间问题，关切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这样来对待”牢骚“或歌谣体的”牢骚“，才能从这中间吸收到有益的东西，才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原载四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日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