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五不怕”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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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五不怕?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老婆离婚之简称。如果作为《辞海》的一条政治术语。注释起来可颇费周章呢。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五条不怕中有两条只能属于国民党反动派时期,从后两条来看,似乎又是共产党夺得了政权以后的产物。从五不怕的内容来看,彷佛是“汉律”的“五刑”,较之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不知酷虐多少倍,它包括了从人的生命到政治生命。从精神到肉体所施行的极为残酷的镇压,只有专制暴政才使用这些手段。既然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干嘛还要发生对坚持真理的共产党人采用如此酷虐的手段呢?

为什么好端端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发明出这么个“五不怕精神”,作为教育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的真理,在受到种种迫害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信条?所以要产生这“五不怕”,莫非是早就看到了党内有一股压制“五不怕”的黑暗势力,这个黑暗势力能够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可以随便把他不称心的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或宣布开除党籍,宣布他为“敌我矛盾”,并运用这种社会压力和组织手段勒逼其夫妻离异,直至把这个共产党员迫害致死或宣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判,立即执行”。

这股黑暗势力是不是指的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以及一度掌握政法大权的那个大坏蛋,还得加上那个罪恶昭着的顾问?如果党内没有这股黑暗势力的存在,发明这个“五不怕”岂不是无的放矢了吗?

残酷的历史证明了“五不怕”并不是无的放矢,是有先见之明的预言。自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间,“五不怕”的黑暗势力果然降临于八亿人民的头上,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群众,被投入了黑牢,不审不问,一关就是八、九、十来年,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偌大的共产党瘫痪了,每个党员的党籍不翼而飞。像张志新烈士那样被枪杀,被割去喉管者决不止一个。已见报的就有广东彭湃烈士的侄儿;上海有位同志由于说了几句反对样板戏的话也被宣判处死。这些祖国的精英,民族的脊梁,就在这种长达十年之久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下遭到了灭绝人性的摧残!他们虽则以“五不怕”精神顶住了“五可怕”的黑暗势力,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献身精神,但光凭“不怕”的精神力量就能抵御强大的专政机关的虐杀了吗?不能,他们既没有申诉的权利,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留给你的只有一条死路,可见用手无寸铁的精神力量是对付不了“五不怕”的物质力量的。

黄克诚同志写的《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一文中,引用彭德怀同志在受迫害时说的话:“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彭德怀同志是用他的生命实践了这个信条。给我们留下了可歌可泣、刚正不阿的伟大形象。在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在清华大学揪斗周荣鑫周志,他大义凛然地愤怒地回答“四人帮”,喊出了“五不怕”的钢铁般的言词,把猖狂不可一世的迟群之流顶了回去。周荣鑫同志也是以他的生命实践了这个“五不怕精神”。

其它如贺龙同志,陶铸同志,邓拓同志,刘仁同志等等,他们是国家干城,是党的栋梁,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下,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却不得不面对“五不怕”的可悲境地,这怎能不叫所有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民感到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呢?

天真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能够预先设想出“五不怕”来,为什么不能设想出跟“五不怕”对立的“五不准”或“五不许”来呢?五不许,即一不许把任何革命者关禁闭;二不许随便杀害人,对政治犯禁止用死刑;三不许干涉恋爱和婚姻;四不许任意宣布撤某人的职或靠边站;五不许违反党章规定就开除某人党籍等等。假使早就规定了这“五不许”并且认真的对待,不是让它成为一纸空文,那么,这“五不许”将可以挽救多少革命者的生命啊!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只有“五不许”的豪言壮语,却没有绳之以法,防患于未然的“五不许”。这正如一个外国来宾写的访华观感中所说:“中国医生在发展断手再植的外科方面颇多建树,但他们却不大注意如何保证操作工人的双手不受伤害。”这话讲得不是很有见地吗?

不用“五不许”去制止“五不怕”,这已经够愚蠢的了。但当我们发觉坏人专了我们的政,他践踏党纪国法,把许多党的优秀干部置于死地,使许多人人头落地之时,我们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并且还造出这样一种话来:“我们对反革命两面派有个认识过程,而反革命两面派也有个逐步暴露的过程嘛!”这两句话在认识事物的一般进程也许是适用的。但对过去我国的领导层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反革命集团,用上述两句话来开脱是讲不通的。结果客观地研究近二十年的现代史,便可以看出林彪、王、张、江、姚之流,他们的篡党阴谋和丑恶嘴睑早就暴露在外了。即使不是很多人认识他们的真面目,但少数有识之士和知情人已有所察觉,其中有一些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忠诚义士不惜冒着极大风险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报告。像张志新烈士就已经写了几百页的给党中央的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中有不少人已经懂得运用马列主义来识别领导人的好坏和善恶。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设想,如果让张志新的报告上达天听,也许可以大大缩短对这些坏家伙的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吧。问题的严重和可悲就在于:这时我们仍然闭目塞听,这就正好应了中国一句成语,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同志,看得清清爽爽的“旁观者”大有人在,而讲自己正确看法的为数几十万的志士仁人,反而以“恶毒攻击”的罪名宣布为现行反革命,把他们长期关锁起来,甚至把其中许多人迫害致死或执行枪决。这还谈得到什么对坏人的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呢?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败露了,我们说了对他要有个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跟林彪一伙的“四人帮”则仍然逍遥法外。他们的权力反而日益膨胀,更加肆无忌惮的残害人民,残害革命干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我们还是重复着要有个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岂不是很有点“自我解嘲”的意味?请核算一下,长达十年之久的这个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共付出多大的代价!归根结底,这是由于我国长期来缺乏起码的民主,人民群众和党政领导干部之间没有通气的渠道。“当局者”可以不“迷”,但必须虚怀若谷,经常倾听群众的呼声,保证有一个民主的“群言堂”的环境。如果“当局者”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逃不脱“当局者迷”的命运。

我不免联想到汉文帝时有个小姑娘名缇萦上书的故事,他的父亲是名医淳于意,因有罪去长安听审,五个女儿中,缇萦挺身而出,愿意陪伴父亲赴京,父女到了长安,淳于意被判要斩去只脚的刑罚,缇萦乃用竹片写了一箩筐的“申诉书”,向文帝提出请求。她在“申诉书”中说:“把好端端的人斩成残废,这实在太不人道了”。文帝亲自看了这份“申诉书”,他不仅赦免了淳于意的罪,而且另外发了一道公文;“废除肉刑法”。且不论历史家对汉文帝如何评价,仅根据缇萦上书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汉文帝还是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他并不因缇萦是反革命家属,没有跟父亲划清界限而歧视她,也没有让公文照抄照转。不仅如此,汉文帝不是就事论事,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局部到全体的进行思考,由淳于意的被判刖足,他联想到法律里施行肉刑的残酷性,因而命令取消全部的伤害肢体的肉刑。一个小姑娘敢于上书皇帝,为父请命,确是女中豪杰。但汉文帝能够体恤下情,从善如流,改革严刑峻法,也不失为西汉的英明之主,从这两千年前的故事中,对我们的“古为今用”不是很有启发吗?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几项法律,从各方面保证了“五不怕”用不着再怕了;保证了“五不怕”的黑暗势力一去不复返了。上述的“五不许”在新通过的法律里全部都包括进去了。这真是国家民族的大幸,人民的福音。我们获得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啊!是经过了三十年的迂回和摸索,花了千百万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获得这一系列的胜利果实,才获得今天的安定团结,夜晚可以安心睡觉的太平局面。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珍惜和巩固这个来之不易的局面,如何把党纪国法真正付诸实施,如何根除“五不怕”黑暗势力赖以生存的基地。

但愿“五不怕”这个可怕的词汇成为死亡了的词儿。但每个革命者还得“有备无患”,因为在今后的个别地方,碰到个别歹徒,还可能依仗他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制造寃案、错案、假案。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个别的单位,仍然会有颠倒敌我,诬陷好人的事件发生,下了死劲捂盖子,为了保持既得的权益不择手段的压迫人民的人并未断种,但有了民主和法制的保障,有了人民的高度觉悟,这样的案件一经发现,是容易暴露容易纠正的,决不要再来一个长久的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了!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民主与法制》

补注:后来的事实表明,本文后面的一段“良好愿望”并未兑现,当我们了解东欧、苏联诸国皆存在着“五怕”之烦的恐怖现象,这就不是我国特有的,也不限于“文革”时期了,正如我党在正式文件中保证再不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错误,实际上又是落空了,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方能奏效。

一九八七年十月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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