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对《说风》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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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了十月十八日亦木的《说“风”》一文,并不同感,我也想来“说风”,提一些不同看法。

《说“风”》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吹妖风的人没有了,但‘刮歪风’又出现了。今年是‘风年’,先刮‘人权风’,后来就是‘长发喇叭风’,‘流行歌曲风’。近年又刮起了‘凡老皆坏风’:凡是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

先来谈谈什么是“风”的概念。根据正常的不是主观主义的解释,“风”者,即“时尚”、“风气”之谓也。在宋玉的《风赋》里,古典的对“风”的解释尚有“弥漫”的意思。总而言之,“风”不是牵涉人数较少、或只在一个角落流行的社会现象。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砸抢风”,今年春天的“回城风”,都有十万二十万人或更多的人卷进去,这些才叫做“风”。照亦木的举例来看,都不够“风”的条件。先说“人权”问题,他们针对的我国过去若干年中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被剥夺的现象,这种“四人帮”的专制主义迄今还未完全肃清,提出这个要求有什么差错呢?我们怎能统称为“歪风”呢!至于有的人利用人权的口号,指望某各大国干涉我国的内政,那是不许可的。但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行为,还未形成什么“风”。故“人权风”的讲法不能成立。至于其他两种“风”,一来不一定“歪”,二来只是在少数人中流行,都不能称什么“风”。

亦木的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批“人权风”、“流行歌曲风”,它的重点是在批“凡老皆坏风:凡是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们把他所举的例证,通过实践(即事实)一一加以检验我初步得出的观感是:他的结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没有说服力,而且有危言耸听的毛病。

既然称作“风”了,而且提出了那么一条概括全面、无一漏网的“凡老皆坏风”来,起码应该举十个八个例子(最好是有民意测验的数据)但该文只举了五个事例,而这五个事例中,前两个事例还有个人臆测的成份。他先举了个自己的遭遇,说是他在一篇文章里赞扬了老干部几句,竟收到“一些人”的来信:“把我着实奚落揶揄一番,有的话极为难听。”究竟哪一些人如何奚落他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之大,人多嘴杂,只是有“一些人”对你某个论点说了难听的话,即使他骂得你全无道理。也成不了什么“风”呀,更不能得出这么个“凡老皆坏风”来吧!

后来,他又举了个马路上看到电车撞小汽车的事例。人行道上有人说:“撞得好!”据他臆测,是因为小汽车里坐的是老干部,就叫撞得好,这除去证明此人被“凡老皆坏风”吹得失去理智外,还能作何解释?我认为亦木同志未免武断,我就有另外的解释:(一)这是某种人爱看热闹的幸灾乐祸的心情的反映,这么叫虽然不很健康,但还不必为之上纲上线;(二)坐小汽车的人如果是非党的科技人员或赶赴某大学讲课的教授呢,老干部头上并没有什么印记,你是何所据而云然?退一步说。即使那里头坐的真是老干部,一个路人这么不经心地喊出三个字来,怎么就此说他“被‘凡老皆坏风’吹得失去理智”呢?

逻辑推理的结论必须是有若干代表性的过得硬的事例来证明,事例不足和事例不过硬,它的结论就必然导致错误。上面亦木同志引述的两个事例就不过硬,它的结论就不能不是谬误的。一些读者对此又不免“着实地奚落揶揄一番”自在意料之中。

往下他又举了三个事例,他说:“什么做寿啊,封山啊,市委喝的水特地安了管子从淀山湖里引来的啊,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竟然造谣造到我们最敬爱的人身上去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是正常的批评吗,这些人把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说得专横跋扈,只谋私利,不体恤民情,这样地丑化老干部难道是关心国家命运的表现吗?”

今年,党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开过两次会,每次会议的公报都号召和鼓励人民对我们各级领导同志,不论他们的地位大小,都可以实施监督、批评。第一次会议的公报里这么庄严地写道:“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做好工作,少犯错误的重要条件,也是防止某些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的重要保证,因此,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不仅使党内还是人民内部都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广开言路。”又说:“端正党风,严肃党纪,首先要从上层做起,‘上梁不正下梁歪’,而作出好样子,就会带出好风气,反之,上面做出坏样,上行下效,就会造成坏的风气。”(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上海两报也同日刊出。)

如今,亦木一文把人民中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街谈巷议怒斥为“谣言”,“想把水搅浑”,是“丑化老干部”,这只会产生“堵塞言路”的影响,并招来另一种街谈巷议,“上面说得好听,下面又是另一套,小民还是免开尊口的好。不要再来个追查谣言,吃勿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公报的公布,迄今还没有一年,怎么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了呢?

不管三个事例真相如何,我认为不必为之神经紧张,我们不是天天在喊要重视群众的意见吗?当群众还不大懂得“正常的批评”程序,而采用街谈巷议的方式敢于批评我们党的领导同志,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刚养成的民主空气,那个时期还规定,谁要议论,谁就要吃官司。结果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党的威信是提高还是削弱,亦木同志当然很清楚。前车之鉴,犹如昨日,难道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就以“封山”一事而论,看了贵报十月七日刊登的“我们在黄山见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报道,便证明此事不完全是谣言,是“事出有因”。事实真相是,邓小平同志制止了近似“封山”那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恢复了我党的永远不脱离群众优良传统。当这篇报道在报纸上登出来那天,群众奔走相告,喜形于色,一份报纸不知看了多少人。这情景是十分动人的。这就是“上海作出好样子等于无声的命令,大家跟着学,就会带出好风气”的典型事例。非常奇怪的是,十月七日的贵报已经刊出上述的文章,仅相隔八天,却在“说‘风’”一文里又举例指责封山是“凡老皆坏风”的谣言,时隔八日,便把这么一篇意义深远的报道忘得干干净净,这不是给自己制造混乱吗?

如果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看待邓小平同志登黄山的故事,似乎可以引出这么一条改革方案来:今后关于中央领导人的出巡和外出,警卫人员不宜采取戒备森严,百姓回避的做法,这种气派依然是封建制的遗留物。周总理在生前就告诫警卫人员:他出门时不要惊动群众,前呼后拥;要轻车简从并力求节约。我觉得首长的保卫工作是要注意的,应该研究出适合于现代的不脱离人民,不驱赶行人的新方法。

人民对最敬爱的领导的“敬爱”,表现在敢于无顾忌的“直谏”或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而不是喊万岁、写颂词或发致敬电上。如今发现在街谈巷议中竟是人议论起最敬爱的中央领导同志来了。这是好现象还是“拆台派”别有用心?(亦木文中讽刺他们是什么“拆台派”。)我认为这是证明了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与民更始”的反映,证明了人民对我们党领导同志寄予多大的期望!同时也鞭策着每个老干部。应该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细节”方面同样要做出表率呀!

亦木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质问:“那么,人民中流传的街谈巷议中确有无根的谣言呢,你能保证没有坏人造谣吗?”我对这个问题回答是:(一)拿出事实真相来,比防御性的指责人家是造谣言,即“不攻自破法”效果更好;(二)有些话不值得大惊小怪,宰相肚里好撑船嘛,几句谣言就能拆我们的台了吗;(三)党报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宣传过多次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里不仍然是我们的信条吗?我们无妨从无根“谣言”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我记得一九五八年曾听到一个广为流行的佳话:某机关某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党委书记不该带着一家老小乘小轿车到无锡游玩。党委书记在整改大会上作了这样的检讨:“我的家属一个也不在上海。不过从这张大字报中反映了我深入群众不够,我到这个单位半年多时间,还有人至今不认得我”。群众对这样的党委书记是可亲可敬,可以信任的;如果他在会上宣称,这张大字报是造谣,理由当然很足,恐怕群众对之只会敬而远之,望而生畏了。

亦木的文中也讲到另一种“希望党好”,“忠心报国”的批评,并称之为“补台派”,不过由于他没有把“拆台”和“补台”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反而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所以他所批的“拆台派”,就变成了皂白不分、子弹乱飞的“目标”。按照他的说法,“拆台派”未必就是那么“可恶”。真正的不怀好意的拆台派“总是有的,他们往往造出一些毁谤性的流言蜚语。对这种人我们时时要提高警惕,但我们不能为了防范这极少数的坏人,就怀疑起绝大多数好人,应严格掌握善意和恶意之分,毁谤和街谈巷议之分,且不可皂白不分、子弹乱飞,眉毛胡子一把抓。

还有两种“风”字,也为亦木同志忽视了。一个是“不要听了‘风’就是雨”。听马路上有人喊了一声“撞得好”,就认为这是骂所有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不是恰恰犯了“听了风就是雨”的毛病吗?听到某些议论中央领导干部的街谈巷议,就说:“我们不能不怀疑,是否是极少数的人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拆台’!他们之中,有的人恐怕来路就不正。”一个“怀疑”,又加一个“恐怕”岂不也是“听了风就是雨”的表现吗?听了上面某个人讲了又出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自己不用脑子,就连忙在本单位抓苗子,抓尖子,一时抓不到,就到马路上找一两个事例硬凑合,也属于这一类。老实说,“说‘风’”一文的举例说明了,原来并没什么“风”就误以为下雷阵雨了。还有一个“风”字对亦木同志也许有益,这就是“采风”,这里的“风”字作民谣、民间讽喻诗解。汉武帝时曾专设采风官,他们的职务即深入群众采访和记录民间的歌谣、乐府,也包括搜集讽喻朝廷街谈巷议,他们搜集了以后不预备反击民众的“拆台”,而是呈给皇上看,演奏给皇上听,让皇上得知人民的呼声和民间疾苦;我们期望亦木同志能学习一下古时采风官的业务,而不要做防民之口的蠢事。我认为,这未始不是“古为今用”的一道好课题。

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还表现在纵深两方面的“夸大”上。例如:一篇小说,一个剧本,其中把某个老干部写得不大体面,他们就说这是丑化所有老干部;如果这个老干部的职称是公安局长,他们就说这是诬蔑所有的公安局长;有的文章里写的是反官僚主义,他们就说这是反对所有党的领导人,等等。正如亦木同志根据五件并不实在的事例就推论为“凡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是从“纵”的方面的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它的后果就是给老干部周围筑起一道保护墙,堵住人民的嘴。

从亦木所举三个例子中,那些讲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事情,都是些一枝一节的小事,但“说‘风’”的作者自作主张地说:这些人把“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说得专横跋扈”,以及那句“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这就是从“深”的方面,也就是从性质方面加以夸大了。

写杂文允许一定的艺术夸张,也允许喜笑怒骂,自由挥洒。但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形而上学的夸大,是不宜提倡的。

由此看来,“说‘风’”一文说什么今年是“风年”,各式歪风接二连三滚滚而来,这种看法跟我们对一九七九年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一年,不是大相径庭?“说‘风’”一文的看法跟我们如此不一样,其病就在于形而上学的夸大。

此文写好,本可结束,偏偏在“说‘风’”发表后的第四日,即十月二十二日,报上登了一篇“吉林省九台县依法逮捕栾伟和”的报道,其中讲的是营城煤矿两个老干部,夫妻两人,男的是党委书记,女的是组织部长,在这一对当权者的纵容下,他们的儿子栾伟和为非作歹,鱼肉乡民,像个“衙内”,他行凶打了人,还命令政法机关把被害者关起来,由双亲出面,证明这个被害者是“拦路抢劫犯”。这真是到了无法无天、人神共愤的地步!偏在这时候发表这篇报道,很有点跟“说‘风’”一文过不去似的。它证明了,某些老干部有歪风邪气存在,害自身害子女,损害党的威信,简直叫人不能容忍。新华社只报道了已经依法逮捕栾伟和,而没有报道对他的父母有何处理。我认为,让这一对夫妇包办了营城煤矿的最高权力,他们出面协助儿子去陷害一个被打伤了的良民,他们在煤矿的“家天下”内会干出多少好事来,不能不叫人怀疑。但我这个怀疑是合乎逻辑推理的。总不至于也把我归入“凡老皆坏风”的“拆台派”里去吧!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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