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几乎无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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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在上海发生这么一件故事:某工程处一位医务人员小梁,与某厂工人小俞结婚后生下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就这么一桩极平常的事,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差一点闹出人命案来。这正应了契诃夫的一句话:这是“几乎无事的悲剧”。开头有些人说他们是“未婚先孕”,小梁乃向医务室领导出示结婚证书,并告以产科医院的意见:该胎儿属于早产。一场风波才告平息。不料,到了九月底,工程处的个别领导对此事揪住不放,硬逼着小梁

写检查,招认是未婚先孕。小梁不服,向上申诉,又碰到刁难!

小梁的母亲知悉此事,吵者要把小俞赶出家门,并且要把刚出世只有四斤二两的婴儿扔掉。小俞憋了一肚子气。一天晚上,小俞偷偷地跑到黄浦江边,准备投江自尽,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死成。小梁在单位里也受到严厉批评,也准备服毒自杀。

小梁的申诉被上级机关的局长发现了,他亲自妥善地处理了这件案子,后来市工会、妇联和报社也派人下去调查,该工程处个别领导干部还振振有词的说:“为了整顿机关作风,狠煞歪风邪气,抓这个典型还是必要的,如果官司打到中央,肯定也要输给我们。”一位医务室的负责人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证明材料,说什么:“假如十二月十三日为末次月经,怀孕日期就不对了。”

如果是未婚先孕,但如果同居的对象没有换人,并不违反婚姻法,用不着大惊小怪,从道德伦理来看,也谈不上歪风邪气。群众里流行闲言碎语,也难禁止,高明的领导人应该为之解围,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了细处。小梁夫妇的不幸,偏偏碰上了这样的领导人。

职工中有个别的人不守厂规,长期告病假,在外跑单帮、聚众赌博、玩弄女性等等,这是必须整顿的歪风邪气,但该工程处的某些负责人该管的事不管,却喜欢去干预儿女私事,找出并无差错的小梁作为典型,“抓着和尚当贼秃”,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在目前的我国,封建的伦理观念仍有相当的势力,过去我们对违反婚姻法、违反道德规范的性行为的谴责,有句习惯用语,叫做“乱搞男女关系”,其实这“乱搞”两字,也有混乱之处,人们常常把由于封建观念作祟而联想出来的东西,甚至正当的恋爱婚姻关系也包含在内。五十年前鲁迅愤怒指责的情况至今还在流行,即使文化发达的首善之区也不例外。鲁迅在他的《阿Q正传》里有一段写道:

“阿Q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因此“乱搞男女关系”这一句话在相当多的场合成了封建卫道士反对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无情棒。一些不正派的干部在打击敢于揭发他们错误行为的对象时,如果检举人是女子,这个女同志头一个遭到冲击波就是这个“乱搞男女关系”的恶谥。假如这位女同志自己和她的爱人也有封建思想,这句恶谥就会导致她家庭破裂,做不得人。小梁夫妇不约而同想到自杀,也就是在封建伦理尚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逼出来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群众对人们的私生活总是怀有极大兴趣并感到好奇,有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传闻,即使纯属臆测,也会绘影绘色,加油添醋,而且不胫而走,传播神速。这种心理是庸俗的,无聊的,但卷进去的人数决不会比足球迷少。也正由于“乱搞男女关系”这个富有吸引力,容易耸人听闻,社会效果既快且广,且可做到舆论一律。尤其是文革期间,有关这方面的大字报,围观者特众,也顶容易达到斗倒斗臭的目的。“四人帮”利用这一群众心理,制作无中生有的材料,以便挑起该“走资派”夫妇不和,煽动其妻子跟丈夫决裂,站出来提供所谓三反材料,以示划清界限,很多老、中年妇女干部上了当,造成许多美满家庭的破裂,后悔莫及。从政治运动史来考察,把“乱搞男女关系”作为一个内容,其后果是丑化老干部,丑化了党,破坏了无数幸福的家庭,损坏了人的尊严,尤其损坏了妇女的尊严,并且培养了庸俗低级的情操,滋长了专去发人隐私的下流意识,实在一无是处。

某工程处的领导者把“整顿机关作风”、“狠煞歪风邪气”的概念弄混了,以致皂白不分,平地起风波,错伤好人。

某工程处的一些领导人所以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干得起劲,还由于他们欠缺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孟子曰:“羞恶之心,人皆有知。”过去从阶级性来分析这两句体现普遍人性的话:看到别人在遭难而怜悯他,别人遭难要看是什么人,属于什么阶级,遭的什么难,不能一概怜悯之。照此说来,对受难者的怜悯,还须先进行“政审”,弄请对方的出身成份了。这种,以阶级观点抹煞普遍人性,这种解释就是荒谬的。我们承认孟子所说的这个人道格言,仍然是构成中国人的优良的道德风尚和培植高尚心灵美的要素。可惜这两句有益的格言被“四人帮”当作四旧糟蹋干净了,使得他们的许多打手作了许多十恶不赦的暴行而不知羞耻,眼看被迫害者死亡枕籍,仍然神色自若,还夸耀其革命何等彻底!小梁夫妇据理力争,拒不写检查,到总工会、妇联、报社和局领导四处奔走喊冤叫屈,就为的他们有强烈的羞恶之心,懂得名誉的可贵,懂得卫护做人的尊严甚至比珍惜生命更重要。而工程处的某些同志,得知小梁求生不得,小俞求死不能,依然坚持原议,竟触不动他们的一点恻隐之心。局长严厉的指出:“你们这种做法太不近人情,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他批评得完全正确,也很沉痛。

一九八二年二期《青年一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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