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驳熊复、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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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横比有害论”

近闻党中央领导郑重声明,今后的重点仍然是改革与开放和反“左”云云,本人闻鸡而起舞。不觉技痒,乃作此文响应号召,本人虽置身党外,仍不改反“左”才能救党救国之初衷,故参与对极“左”思潮之口诛笔伐,义不容辞。唯念反左之议,如果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进一步退两步,不思奖掖全国人民都来批判和共弃之,恐怕“左倾”流毒,真有可能延续至下个世纪中叶咧。

一、“横比有害论”之提出

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大体可有两种:一种是横向联系和对比;另一种则是纵向思维又称历史考察。一个儿童开始认识世界,由于他的历史是从零开始,所以只能先从横向的感知和比较中增长才知,随着他与外界联系逐渐扩大范围,又从先人和自身的阅历里增加历史知识,人们的思维才得以交替使用纵向与横向的对比法。

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恰恰是偏重纵向思维,试观古代诸子百家表达自己的政见和哲学思想,总是喜欢引证前代的历史为例来给自己的观点增加份量。孔孟的儒家,商鞅与韩非子的法家,苏秦张仪的纵横家等等,他们都是从纵的历史上引经据典,皆以“法先王”与回归周公文王为他们的理想王国,即使有什么革新,也要藉“托古改制”的名义来提创议。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几千年来都继承这一传统,这个传统使国家政体及文化道德维持其长久的持续性,另一优点就是使炎黄子孙至今还得抬出列祖列宗的光辉成就而感到自豪,因而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不过它的弊端大大超过它的优点,这种“言必称希腊”的思维特点,成了阻滞科技和文化进步的阻力。压抑了任何创造性和主体意识,“祖宗陈法”压在中国人头上成了最大的历史包袱,同时也是所有顽固保守派打击任何改革意图与标新立异的棍子。上述这个并不值得骄傲的特点能够维持几千年,是由于中国一直处在封建专制,大一统的闭关锁国的环境里的缘故。

在自然经济聚族而居的农庄村寨里,农民和士大夫局处一隅,坐井观天,谈不到横向思维和对照研究,至多只有张家长李家短的街谈巷议,这就构成了目光如豆的小农意识和纵向思维的畸形发展。

只有在国与国之间打通了门户,交通电讯的发展,信息纷至沓来,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使文化经济的横向联系一天比一天扩展,横向思维与横比方法,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成为思想解放,赶上时代潮流的先导,现代化知识结构及科学的改革理论就是建立在“横比”基础之上的。

广州《现代人报》有一段论述横向知识结构的话很有意思,它一开头说: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学术文化鼎盛辉煌?因为诸子游说。百家争鸣,各诸候国兼并混乱,带血的长矛带着各自的文化渗入异国,造成了一个最具有横向生长点的时代。

“为什么有令中华民族自豪的盛唐文化?因为,汉唐君主有所谓”汉唐气派“,主动派张骞出使西域,主动派玄奘西行取经,主动与番邦异族和亲通婚,主动开辟丝绸之路……那也是一个最具有横向生长点的时代。

“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它的科学和文化后来居上,跃占鳌头?因为它特别礼贤外来的爱因斯坦,斯特拉夫斯基,贝聿铭等各行巨子,因为它给各种学派机会均等地竞争的条件,因而它得天独厚于多元的横向的生长点,现代人终于悟得,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个人,最具有横向生长点的就是具有创造性活力,当然就最富有成果。现代的耗散结构的理论证明,最富有横向生长点的系统,意味着最富有负熵,因而最有活力。”(引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现代人报》)“注一”

非常不幸的是,在全国解放后长达三十余年中,我们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帝国主义从外边来封锁,也起了恶性作用),一旦门户洞开,世界各国的新思潮新动向像潮水似的涌入这个古老的国家,这就给发展横向接触和“横比”准备了充足的机会。中青年两代人加上密封舱里生活过来的一部分老年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本国,与本国的近邻国家与西方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正是由于广泛的横比,对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法制等等;才有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再评价,这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认识对中共宣传的美妙的神话是个不小的冲击,所谓“信任危机”就在这个背景下渐渐地隐隐地滋生蔓延开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成了头等大事,因信任危机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义语。

一九八三年发起的清污运动,原是中共某些保守派急于堵住从横肚里杀进来的一股西方思潮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次尝试,(批人道主义与现代派文艺和禁止港澳流行歌曲录音带等等),他们依然捡起毛泽东用烂了的打棍子、扣帽子、搞大批判以及除四旧等等鲁莽手段来清除“资”字号的“精神污染”,结果只维持了两个月的声势,在一片反对声中,只得悄悄收场。

这说明违反历史潮流,大失人心,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时隔三年,还是那几位保守派人士,不甘心失败,又趁势发动了声势更凌厉的“反资”运动,他们公然宣布,反资运动是清污的继续,仍然标榜祖宗陈法来指明极左政策有其继续性,可惜他们找错了“祖宗”,因为那个祖宗早被人民所唾弃了。

不过,这一次“反资”与上次“清污”也有若干进步,比较突出的表演,例如他们创造了一套有体系的理论,叫做“反资”为纲,改革是“目”的纲目论,他们搬出的老祖宗不外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以《红旗》主编熊复君为代表,他除了提出“纲目论”,另外开列了十三四个该批判的论,“横比有害论”就是其中之一。他比其他极左人士聪明,总算找着了人民产生信任危机的根源所在,不过他开的药方比其它人显得更苍白无力,他号召大家不得进行“横向比较”,企图在第一道防线被冲决以后,又赶快设置第二道闸门,索性不允许横比,这样从根拔除祸患之根源,可惜因人们的脑袋不能改变其私有制,恐怕只能枉费心机。

二、横比出革命

跟熊君的“横比有害论”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横比和“横向生长点”不仅像《现代人报》所说,是产生先进科学和高度文明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诱发革命和改革的先导和催化剂,简而言之,即“横比出革命”是也。

试观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史,对东方睡狮有过五次强烈的冲击和启蒙,一次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次是康梁戊戌政变;接着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第四次是五四运动;第五次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五次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革命行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国外先进国家受到启发,也就是从西方世界取来的经,进行了一番横比的纵向的思考。每一次革命运动的发起人,都是留学西洋的传播进步思想的先行者,连中共的最早发起人也不例外。那个时代,少数人得以出国留洋,恰恰是给铁桶也似的封建古国打开了一条缝隙,透进来一道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曙光。开头几次革命的失败,并不是横比有害,借来西方的“经”失灵所致,也不是西化太多或全盘西化之过,归根结底,往往是被中国本身的封建势力所腐蚀与破坏,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失败,是由于天王恢复君主专制,兄弟分封,引起窝里斗自相残杀而分崩离析。戊戌维新的六君子,原指望满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注定了要失败,其原因还是康梁本人未能摆脱封建堡垒思想的束缚,而清廷的顽固势力又很强大的原故。民国以后的两次,其致败之由为大家所熟悉,此处不一一细述。(至于晚近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更有现实意义在下一节申论之)。

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话也是这样看的,他说:“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

不过他话锋一转,在介绍了中国人纷纷向西方学习的形势,却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应该说,他这个推理太奇怪了,这里连简单的形式逻辑也不顾了,他把“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老师“注二”偷换成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概念了。它的推理的错误与混同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和该国的人民属于同一性质。产生这种错误推理,又得从历史传统里去找,它和十九世纪末齐鲁间义和团初次接触洋人,一律看作是“洋鬼子”的朦胧的浅薄的民族意识差不多。至于他在叙述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有意把中国共产党不计在内,表明共产党人与众不同,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这一观念一旦成为执政党的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纲领,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如把西方的政冶、文化、学说等看作是敌性的毒草,盲目的排外思想主宰大陆(马列主义除外),所有学成归国的学者和教授都称作“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先生老是打学生”倒真兑现了)。还有,一提到“西化”或幻觉中的“全盘西化”就神经紧张,魂不守舍,好似帝国主义真的马上要打进来似的,如此等等,都和上述那句最高指示一脉相承。

在这次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洋洋大文中,上引的毛泽东的那段名言出现了好多次,这表明我们的“左”字号理论,离开了祖宗的拐杖,就不会自己走路;另一方面又证明了:目前的反资斗争,依然未能摆脱毛生前竭力推行的“兴无灭资”运动的轨迹,借用他发明的词汇,可以说仍然把他的毒草当作香花供奉,难怪老百姓评述这次反资运动:“毛主席的一套又来了”,并非群众有什么逆反心理,他是从横比结合历史考察的理性批判。

由于他的后人并没有彻底打扫毛留下的马廐,并且还以集体创作的名义保护了毛泽东思想里很多错误的论点和做法,以致使凡是派和准凡是派“注三”得以麇集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四项基本原则里也有的),常常兴风作浪,它的社会效果是祸延子孙,后患无穷。正如斯大林在苏联未曾彻底批判过,这就成了当今进行改革的思想上最大的障碍,是同样的后果。(这个认识也是从中国与苏联横比中得来的。)

三、横比真理

前一节讲到鸦片战争后经历五次程度不同的革命和启蒙运动,前四次皆失败了,这四次失败的原田是大同小异的。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呢?在上引毛的那段论述里,他把这次无产阶级革命说成与前四次完全不一样,他强调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不同,因为是遵循马列主义的缘故。我不否认这种差别,但只要稍稍深入研究共产党建国以来的历史,就应该看到正是毛的有害机体大都是封建性的,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与灾难,严重地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我曾率直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很多是封建和半封建的。而且说,中共在夺取政权、统一华夏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但在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方面基本是失败的。(至于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封建专制,这种估价过头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也不必给这种观点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属牵强。)我之所以说出这个十分离经叛道的论点,正是由于我痛定思痛,长期思考,进行多边的多层次多角度横向对比所得的结论,当我坚信自己的发现是符合科学规范的,作为执政党的一名成员,内心是沉重而痛苦的,并不像杨振宁李政道博士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那样感到兴高采烈。当我向一部分人讲出这个真话,我确实怀有不祥的负罪感。

好在邓小平在今年五月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承认,他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我在一年前就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呢?你就说不出来。”这么说跟邓小平对外宾所说的岂不是走到一起来了?莫非因为王若望提前了半拍,就把我讲的两句话列入铅印的“王若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言论集”里吧。如果说,敢于讲出真话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要在这里重复说一遍: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太多,应该是多多益善。

邓小平能够公开讲出社会主义目前还没有优越性,而且是“不够格”的,这种大胆而又谦逊的宣告,在认识论上是一次伟大的飞跃,我可以肯定,他作出接近真实的判断,同样是日积月累与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的结果,而一贯在夜郎圈子里满足于纵向思维,“左”的教条尚没有清除的人,他们就想不通,也许拍拍他僵化的脑袋发出惊呼:批了半天,怎么批出个合法化的“自由化”思潮来了?

四、有害的“遵命横比法”

“横比有害论”的实质就是开放有害,解放思想有害,而它的变种则是允许横比,但必须按“左”的条条去横比,胡乔木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他在新闻界座谈会上说:“在进行中国现实的历史探讨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横向的科学的比较,任何国外的现实也都是各自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在对中国进行横向比较时,往往提到远东的南朝鲜、台湾、香港与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历史差别,究竟那些方面可比,那些方面根本不可比,至于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比较,也必须分清可比与不可比的方面。要写出文章讲清楚。”

这段话的开头那一句,即有关“各国的历史都不同”,实际就是指明“横比”只求其特殊与差异,这么说等于取消横比。我们所以进行横比,既要从“同”的方面比,也要从差异方面比,要比其强项,同时也要比其弱项,这样才能客观地较全面地观照周围的世界;胡乔木的这句话的另一个毛病,就是企图把横比服从历史的纵向思维,而不是把历史方法与横比当作矛盾统一的思维科学。

胡文事先言明横比的可比与不可比,他没有指出可比与不可比的界限和标准是什么,北京一家报纸把胡乔木的用心说得旗帜更鲜明:“我们不是不可以跟周围的诸国作比较研究,不过我们跟别人比,为的比出志气,比出干劲,比出自信来。”换句话说,凡比不出志气与自信的,即属于“根本不可比”。九九归一,引导大家进行横比,最后都达到一个结论,不是符合党的舆论一律,就是给首长的指示提供证明其非常英明的材料。这种横比的假材料比没有这种横比更能增加愚弄人民的份量。

我手头就有两份提供这一类的“横比”材料的文章,其中陈俊生的一篇全国报纸都转载(该文发表于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还印成小册子作为批资的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他刚好讲了亚洲几个小国与中国如何进行比较,他说:“亚洲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小国和地区都缺乏民主。例如南朝鲜,搞的是独裁政治,台湾三十多年来一直实行戒严法。”(编按:台湾最近已废除戒严法)是的,南朝鲜的政体缺乏民主,今年五六月间以学生为先驱,连和尚、修女和工商界资方人士参加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致高呼:“我们等待民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要民主,要人民的权力!”这几天的消息透露,全斗焕在广大人民的抗议怒潮下,不得不作某些让步。

作者为何没有把中国眼前发生的事件与南朝鲜进行对比呢?难道由于我国是高度民主的,南朝鲜和台湾是专制独裁的,就不可以横比了吗?陈君是否不愿作深一个层次的对照呢?我在前边讲了横向对比是多边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从这个具体的横比事例来看,就说明陈君的角度和层次与平民百姓的角度是不同的,什么可比,什么不可比的取舍也因而不同。

陈文认为以一个泱泱大国跟亚洲四小虎作比,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他主张划出上海或苏南、珠江三角洲来跟台湾、香港与南朝鲜进行比较。他说:“这样来比的话,台湾就比不赢。”他只说了台湾不民主,实行戒严法,外国经援多,以这样的对比来定输赢,台湾人不服,上海人苏南人恐怕也不服,因中国地区省市是在中央集权之下进行建设和劳动,它是不能割裂的,蕞尔小岛在进行横比中,反而显示出它的某些优越性,至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几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家一直作为自豪的资本,为了与亚洲四小国比输赢,怎么竟把这祖传的两大特色降为非落后不可的不利因素了呢?我们的横比主要重点是生产力发展速度、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民主等方面搜集可靠的资料,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优选的参考系数。至于跟别人家比人口比国土只须翻翻世界地图的附录就行了。

但陈君总算抓住了一条救生圈,他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它跟治理小国家、小地方是有本质不同的,而这个条件别的国家都没有。”最后又回到老子天下第一,我是绝对冠军上来了。既然有这个“别的国家都没有的伟大本质”,那还用得着跟蕞尔小岛比什么呢?

其它尚有谈横比的文章,如“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它”一文,影响也很大;陈文除与四小国横比,还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印度作比。因这一系列对比都服从一个主观的目的,一个公式、一个心态,既不科学,又缺乏说服力为了节省篇幅,就不一一论及了。

按照比出志气,比出自信和干劲来的要求,极左观点认为某些项目甚至比不赢蕞尔小岛,就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这两句格言本身就是骄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哲学,并且还带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其实真的发现自家比输了,如经济停步不前,三分之一还是贫困户,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在世界各国中名列一百零二位,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收入百分之零点六八,在全世界名列倒数第二,比末位的柬埔寨略高;印度的大学毕业生万人中有五十四点四人,中国每万人中只有十二人;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留更多的封建专制的东西等等,倒能激起加快改革的决心和干劲,发现本国的弊端和不足,正可以从此处着手探讨治理补救之道,急起直追,而怀有老子永远优越的虚心,俗话说打肿脸充眫子。反而使人产生精神麻木和僵化,两耳充塞万岁和永远健康声,还谈得上什么虚心学习、向上奋进呢?

比方说:去年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今年中国的大兴安岭森林发生大火,这两起举世震骇的事故是不是可作比较呢?我以为是可以横比的,通过这两起大事故暴露了存在着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顽症,即颟顸迟钝的官僚主义指挥系统,各自为政,上下左右互不通气,再加上现职官员和科技人员,缺乏先进的现代化科技知识和装备……两起重大事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管理机制缺乏远见和负责精神引爆的。下边职工早就提出建议和批评,向来不受重视,直至出了事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毛病也是一样的。

怀有要面子的虚荣心从事横比,他们就只会把目光注意别国的腐败、落后、贫民区和抢劫案等等。

(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也有这一类丑陋现象吗?)如果要批倒“丑陋的中国人”,那就首先不要去挖别人的丑陋,多多正视自身的自国的自己党内的丑陋,并改掉这些丑陋才是。我们在国内省内进行横比和横向联系,是为了相互学习,各自扬长避短;跟资本主义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诸国横比,那就是为的取长补短,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心胸才是国际主义的,博采众长的。以挖掘别国的丑陋为能事,拿这种思维模式教育后代,只会增补自身素质的丑陋,给阿Q先生头上增光,而年轻一代人则深受其害。

因此说,熊君的“横比有害论”和胡君的“遵命横比法”都是有害的,不应该接受的。

作于一九八七年六月

注一:《现代人报》的引文第一节在摆汉唐的横向生长点,前后次序稍有颠倒,但这是行文的疏忽,无损于作者的论点,他讲到诸子百家之思想活跃,得益于横向联系与我所述的诸子百家论述的爱好朝后看并不矛盾。

注二: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诗:“转益多师是汝师”。他就主张不拘一格不抱偏见向“多师”学习。

注三:“凡是派”是中共三中全会后新出现的新名词,那意思是指把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当作碰不得的圣旨和经典,凡是他讲过的就是金口玉言,凡是他批示的就是铁案如山,不得平反。它的代表人物为华国锋,其它还有一些人未公开点名。至于其它继续奉毛的最高指示当圣经的,姑称之为“准凡是派”。

刊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一四八期《百姓》半月刊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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