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一九七六:初恋败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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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9-3-13 08:13 | 作者: 唐晓渡

一九五四年一月生。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著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歌评论自选集》、《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唐晓渡诗学论集》等;散文随笔集《今天是每一天》;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等;另编选有十数种诗选。

要被“炒鱿鱼”的消息,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刚过由厂长兼总支书记老段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正式宣布的,根据是红头中央文件,什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清退国营企业合同工、临时工的通知》之类。这噩耗早有风闻,可真等到棺材抬上门,大伙儿还是全傻了眼。有多憋气就不必说了,更冤的是还没地方撒气,因为厂方和我们一样灰头土脸。

我们这个厂是从南京迁下来的,虽说当初也过来了些老工人,但一直心思浮动,四年下来,已回去了大半;作为补偿,新招收的数百青工已逐步成长为各工种的骨干力量,撑起了大半边天,问题是其中大多数恰恰就是文件所针对的合同工,如全部清退,这个厂就会立地垮掉。

全厂笼罩在一派凄惨麻木的氛围中,连周恩来去世这样的大事都没激起什么反响。两天后公布了第一批清退名单,走人的多原本就家在农村;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批名单也下来了,基本是当年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城镇青年。两批加起来近一百人,约占该清退合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维持厂子的运转,照那帮正式工的说法,相当于“死缓”。

那年春节过得特没劲,全家人都对我陪着小心,好像我是易碎的薄胎花瓶。更让我郁闷的是,年前和小S约好初三下午来家里一起做酒酿,结果糯米饭煮好了,药引子备下了,却苦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影。那年头小县城连公用电话都没有,只能干等,一边等一边胡思乱想:病了?有急事走不开?相隔没多远,怎么也不过来打个招呼?第二天又白等了一天。本来我也可以去找她,一怕冒失,二是该死的自尊心不答应。三年了,这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次,挨过初五,到了上班的日子。我和小S上下班同道,平常默契,差不多总能碰上。那天下雨没骑车,我在路上忽快忽慢,迟迟不见人影,心里更加忐忑。到了班上,立刻去小S的金工车间,她却到了,正低头坐在工具柜前,似乎在想心事。我有点懵,想想还是自尊心占了上风,只在她左近晃了晃,确定她看到了马上走开。

我和小S同是县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在丁班,我在乙班。她父亲曾是我们班数学老师,还代理过班主任。在校时我对她印象模糊,后来插队三年,相隔甚远,连面也没见过。彼此产生好感是进厂一年后的事。她因滚齿机一时未到货,被配属到我所在的机修组当“小工”。其时我年方十九,血气正旺,再加上脑子快,肯钻研,早早就在同辈中拔了尖。拔了尖意味著有更大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是迅速膨胀的支配欲,于是干起活来不免无意识地效仿师傅,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用不了多久,“怎么这么笨”就成了我的口头禅。也许正是我的霸道吸引了她;;而她之所以让我属意,不是因为她在跟随我的一帮女工中最漂亮(当然足够漂亮),而是因为她最清澈,最文静,从不叽叽喳喳;更重要的,是一说话就脸红。恋情的小火苗一旦从心底呼呼升起,什么同学之谊啦,师生之缘啦,也都统统化作了助燃剂。几个月下来,谁都知道我俩“对上了”。但由于进厂时约法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还由于性格中都不缺少在别人看来是“假模假式”的矜持,我俩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驼鸟政策”,以保守这公开的秘密。

说来可笑,三年来我们尽管一分开就彼此想得慌,却连手都没有拉过,很可点“相敬如宾”的意思。下了班倒是常在一起推车“轧马路”,但多由我胡侃——我自幼一直随父母住校园,守着图书馆,再加上常和几个“书虫”切磋,这方面的功夫自是了得——229她则安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个把简单的问题,与其说质疑,不如说是鼓励。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不会正面触及我俩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天我侃了一大通,她却毫无反应,只顾低头走神。我急问怎么了,她一怔,满脸羞得通红,却不答。最终实在被逼紧了,才没头没脑闷声甩出一句:“你真的没听说过吗?”“听说什么?”“女大一,苦滴滴呗。”

下班后照老规矩,我先到一条属于我们的小马路,放慢脚步,仄起耳朵。没多久,身后传来比平时略显滞重的雨靴拖地声。她轻轻一咳,我没回头,仍保持原来的速度,两眼直视前方。她与我仅一肩之隔,步率几乎一致,但就是不赶上来,显然也不想先开口。

新铺的沥青路面散发着刺鼻的柏油味儿,由于做工粗劣,踩上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天宁寺巨大的阴影压下来。回家该往右拐了,我转身往回走,她也跟上来,但仍差那么一步。气氛越来越僵硬,我有点慌,不知该怎么打破这从未有过的局面。天黑下来,隐在法国梧桐中的路灯洒下惨白的水银光。又飘起了牛毛细雨,且淅淅沥沥越来越密。身后嗒地一声,一柄打开的黄油布伞递过来,伴随着一声轻轻的叹息。

我接过伞,放慢脚步。伞足够大,能罩得住两个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地傍着走。虽然隔着厚厚的冬衣,但间或两肩相碰,仍能感到一种陌生的温软。我有点晕眩,克制住突如其来的想搂过她的欲望。

她再次叹息:“这个春节,我外地的两个姐姐都回来了,是为了我们的事……”

“是吗?”我漫应一声,没接茬。

“三十晚上开了家庭会……南京的大姐听了我们的情况倒是没意见,说只要人好就行。但北京的二姐不这么看。她说……她说……”她停下来,似乎在积蓄勇气。我心跳加速,却故作轻松:“说吧,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

“简单地说,她不同意。”她的语气变得流畅起来:“她说你们想啊,他们家弟兄五个,我们家姊妹六个,双方父母的工作单位都是清水衙门,身体又都不好,根本没有力量支持儿女;现在国家是这个样子,经济一团糟,眼看着两个合同工都要被清退回农村,将来怎么结婚成家?房子从哪里来?生了孩子谁来带?这日子,分明是没法过嘛……”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终于爆发了,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她二姐身上:“说一千道一万,不就嫌我穷吗?小市民!亏得还当过军人呢!”

不能不承认她二姐说的都是实情,问题是此前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实情,我的心高气傲甚至不允许我朝那方面想,因此一旦听到,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驳斥,但究竟应该怎么驳斥同样没想过,于是“小市民”就成了最先从我的道德词汇表中跳出来的判词。那一刻我甚至想到了保尔。柯察金挖苦冬尼娅的场景。

我的粗暴显然令小S非常吃惊,也有点生气:“我二姐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那还能是什么意思?”我再次以激烈的反问打断她的话。自觉有点过份,又稍稍缓和道:“行啦,不说你二姐了。你父母是什么看法?”

过了好一阵她才应声:“你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你,赞成我跟你好。但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现在他觉得二姐的意见值得慎重对待。至于我妈”,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也知道,她总是随着我爸的。”

“那么你的三个妹妹呢?”口气中怪怪的讥诮味儿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她却老老实实答道:“小六子还小,家庭会没让她参加;其他两个妹妹都站在二姐一边。小四子还说,这下子看他还怎么骄傲,到家里来两眼朝天,除了爸爸,谁都看不见。”

我冷哼了一声。当初我俩刚要好,这两个妹妹曾不顾她的抢夺,在家里轮流朗读我写的第一封情书,赞不绝口,尤其是其中那些诗句。

“好,这些我都可以不管,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做主。现在我只问你,”我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她,“你怎么看你二姐的话?”

她低下头,两只手绞弄着胸前的辫梢,昏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可以察知她的呼吸骤然变得急促。“我……我……,”嗫嚅了半天,她终于说:“我觉得爸爸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还要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想好了再来找我!”我愤然把伞塞到她手里,扭头大步离去。

我没见过她二姐,可对她父亲却知晓多多:前解放军大尉、县中最出色的数学老师、多年所向披靡的全县围棋冠军,平素为人宽厚温和。他的反应让我困惑,当然最让我无法理解的还是小S.

当时我们家因子女多被分作三处,我单独拥有一间猪圈改成的小屋。是夜辗转难眠,快天亮时我不得不在小本子上尝试用简易问答法处理乱麻般的思绪。

问:你爱她吗?
答:爱。
问:她爱你吗?
答:当然。
问:那为甚么会出现当前的局面?
答:因为她太软弱,就像她母亲。
问:在这种情况下你准备怎么办?你会放弃吗?
答:争取她,和她一起与小市民价值观斗。决不放弃。
问:怎么争取?有胜利的信心吗?
答:暂时不知道,看着办。有信心,但不太足。

“不太足”似乎不妥,有点泄气,圈掉,随后改成:“前提是她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向我认错。”

合上小本子,面对墙上自书的毛泽东联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我做了个深呼吸。

随后的十多天我参加了县文化馆和省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一个诗歌学习班。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刻意地与小S保持完全隔绝状态,再上班后也仍然如此。我的自信和自尊都需要这种状态。

这样大概又过了一周。那天下了一场春雪,快下班时车间里已空无一人,我也收拾好准备回家,忽然透过大玻璃窗看见小S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过来,心头不禁一阵狂喜,赶紧迎到门口。不想她见了面脸一红,眼睛看着地面,递过来一个折成燕尾的纸条,一言未发,转身就走。

什么意思?有这种认错的方式吗?我攥着手里的纸条,像攥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坐定,这才慢慢打开,只第一眼就知道自己错了:平时她给我写信抬头都称什么什么的晓渡,而这次只有光秃秃的“唐晓渡”三个字。时至今日,我还能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信:

“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树丫里长出来的,而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现在既然我父母不同意我们的事,我也没有办法。请从今日起一刀两断,再也不要藕断丝连。”

第二天上班,我立即去找她,约好下班一起回家,她红着脸点点头,没有拒绝。那天我们没有走平时的熟路,而是绕道东郊,那里行人较少。但谈话毫无进展,任凭我怎么苦口婆心,她只用父母的话搪塞。天黑下来,我们在她家附近的土路上来回推磨。行人越来越少,以至完全绝迹。我又冷又饿,终于失去了耐心:“我看,跟你说得再多也没用,我也不想成为一块牛皮糖。还是直接跟你父亲谈吧。”

“好,好,”她如蒙大赦,“现在各自回家,我帮你另约时间。”

“不必了,就现在。我是说,我要马上见你的父亲。”

她楞住了,借路灯看了看表,用从未有过的语气责备道:“现在?你太任性了……都快夜里十二点了,我父亲早就睡下了;再说天这么冷,他毕竟是五十老几的人了……”

“不!只谈几句,我不会耽误他太长的时间。”我坚持着。

“太任性了……太任性了……你也不想想,这个时候你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谈会是什么效果……”“我不管!今晚必须和他谈!”我开始低吼。又僵持了几分钟,她长叹了口气,说:“好,我可以帮你去

叫……不过咱们说好,是你坚持要这么做的,后果也只能由你自己负责。“她家在县中宿舍,四间平房并排,傍着条小河,左拐再左拐就到了。

客厅门咔地一响,老S似乎一步就跨到了我面前,高大肥胖的身躯带进一团砭骨的寒气。

“那么着急,改天谈不行吗?”他一身改制前的军官行头,显然是慌忙中临时披上的,皮帽子歪在头上,棉大衣没扣扣,手抄在袖子里笼于胸前,光脚趿着皮拖鞋。他像往常那样笑吟吟的,却没让我坐,和我面对面站着。

我用最快的速度说明了来意,除了道歉,主要是表明心迹——我爱他女儿。

在此过程中老S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两眼看着我,极其专注的样子。待我打住,又增大幅度笑了笑,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我一直欣赏你,从你在校时起就欣赏。对你和小三子的事,我从一开始就很赞成。本来基本就这样了,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发生变化。现在你们都要被清退回去,但生活不存在清退不清退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两家……”

“对不起,这些小S都给我说了。”我不失礼貌地打断他,“再说,情况可能还会有变化,至少最近厂里没人再提清退的事。”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等一等,但实话实说,女孩子,还大你一岁,我们拖不起。我是父亲,不能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万一你们被退回农村,别的不说,糖从哪儿来?煤从哪儿来?这些都要凭计划供应。你们不会总是两个人吧,有了孩子,你们怎么办?”

我尽量克制住怒气:“不至于吧?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凭我的能力,大概都不至于混到需要为糖啊,煤啊,这些东西操劳的地步吧?真要到了这个地步,哼哼,”我冷笑一声,“那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那这个国家就整个儿都完了!假如整个儿都完了,是不是被清退回农村又有什么重要呢?!”

“你……”他笑容僵住,两颊抽搐了一下,随后一声叹息:“你还是太年轻啊。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他完全恢复了镇定,“什么时候你觉得有必要,我们还可以再谈。回吧。”

我没有打探那天深夜突访后老S的进一步反应,小S也没提起,这使我有理由认为那次我们是打了个平手,由此双方,更准确地说,三方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如清退之事很久没人提起,似乎我们和厂方之间也达成了某种默契。

四月七日晚,结束了每周三天的“七二一工大”课程,我们正一起骑车回家,全城的高音大喇叭中突然传出中央台播音员那较之平日格外慷慨激越的声音,报道说前两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我一边猛击自行车龙头,一边大吼了一声,把她吓得一哆嗦。分手时她一反常态提前下车,低声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以后说话注意点……万一出了事,叫我怎么办!”

那年初夏,我们家搬到了我父亲新调的单位。刚刚住定,唐山就震了个稀里哗啦,而据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我们这里短期内也将发生七点五级左右的大震,于是防震抗震成了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大事。可期待中的地震却恶意沉默着,躲在一个莫须有的地方躬身伏腰,就是不见动作。

临时防震棚要改建成半永久的。父母考虑到我们家五条虎,人手多,而她家清一色女孩,连声催我去帮忙。无奈,只好向父母说明真相。二老对视了一眼,一致以为桥归桥,路归路,既然还存在这层关系,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被拒,也可求得个心安。“再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你挺身援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火烧眉毛,老S大概也是求之不得吧。”说给小S应了,隔天一早,我自带工具上门,那边的老两口果然满脸欣慰,一个充任下手,一个忙着端茶倒水,不时递上拧好的毛巾,四个“娘子军”也跟着团团转。黄昏时大功告成,我婉言谢绝了老S留饭的邀请,凯旋而归。

是不是七六年最后一场大雪?记不清了,总之是白天白地白睫毛,一离开大路,就陷入半膝深的雪窝里。我抄近道跌跌撞撞直扑我家“穹庐”。

十米龙门刨上马已有一段时间了。这在我们厂是项大工程,为此机修组升格为大组,直属生产科;我则被任命为大组组长,主持这一项目。按条例主持这样的项目得具有五级钳工的资历,而我不过是一个尚处在“清退”阴影下的合同工,自是特别体面光鲜。开工时举行了小小的仪式,总也黑着脸的厂长老段露出难得的笑容,讲完话还特地走到我跟前,狠狠拍了拍我肩膀。

“穹庐”是我们家防震棚的别称,以数十根粗竹竿结成拱形骨架,以缠上稻草的芦苇筑墙,再覆上油毛毡。里外两间,一家七口,吃住都在其中。因搬家后离厂近了,我中午也常回来“蹭饭”。

掀开棉门帘,一股红烧羊肉的浓香扑面而来。这是我今天回来的理由。可为什么空气有点沉闷?为什么以父亲为首,所有的人都绷着脸,全无平时饭桌上那种热闹气氛?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小就不甚待见我的外婆,居然前所未有地亲自到里间为我盛饭?

“不着急……你爸说吃了饭再说,”外婆一边盛一边对满腹狐疑跟进来的我叨叨,忍不住又加了一句:“……还是黄啦,人家来了信。”

“什么黄了?谁来了信?”

“还能有谁?S家呗。”

我回到外间,两眼盯住父亲问:“听说老S有封信?”

“吃饭吃饭,天大的事也等吃了饭再说。”父亲敲了敲桌子,显得烦躁不安,这在他是极为罕见的。“不!”我没接外婆递过来的碗,仍然盯着父亲,“不先看信我就不吃饭。”父亲跟母亲对了对眼,从外衣口袋掏出一个纸条,也是折成了燕尾形。

信是老S写给父亲的,不长,大意是说您是本地教育界公认的忠厚长者,一直很敬重您,本来可以指望结成儿女亲家,以加深情谊,不想如何如何,以致如何如何。最后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小女已另有所许,特此奉告。

我把信撕得粉碎,掷在地上,转身冲出门外。

等我稍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坐在钳工台前发傻。

“小女已另有所许!小女已另有所许……”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台子上有一根折断的钢锯条,我用尖角扎了扎掌心,锥心的疼。前两天送一批零件给小S加工,她不是还表现得很正常吗?怎么突然就变了,一点迹象都没有?

浑身躁热,我脱掉棉袄,拿起加工了一半的平面导轨部件,涂上红丹,到作为基准的大平板上磨了,再固定好,取来合金铲刀,吭哧吭哧铲起来。

身边有人影晃动。抬头一看,是笑眯眯的政工组长周成敏。我因常被他抓差,既是大批判组成员,又是宣传栏主力,和他熟得很,没心情理他,又埋头干活。

“怎么,小伙子,失恋了吧?”铲刀停顿了一下。“行啦,想说就说,想哭就哭。告诉你,我刚刚见到你母亲。

她怕你太受刺激出事,一直跟在你后面,眼见你进了车间,这才去找我。情况我都知道了。你放心,这件事组织上会出面,帮你们调解。“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我慢慢直起腰,声音听起来变形得厉害,又冷漠又尖厉:“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就不劳组织上费心了吧。”

“那不行!”想不到他居然抖起了政工组长的威风:“你俩都是团干部,传出去影响会很坏。都谈了三年多了嘛,厂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嘛,说断就断啊?这事你就别管了,等通知吧。”

下班恍恍惚惚回到“穹庐”,直接把自己扔到了里间床上。昏暗中母亲轻手轻脚走进来,先摸摸我的额头,这才开灯,坐到我身边。

“知道老S替小S找了个什么人吗?”我嗯了一声。母亲慢慢俯下身,低低说出了一个名字。我猛地坐起来:“真的吗?”“错不了,是向老S的好友黄老师打听来的。”天哪!我忍不住在心里大笑,可涌出的却是止也止不住的眼

泪。我所笑者是自己,所哭者也是自己:唐晓渡啊唐晓渡,你竟然就被这样一个人轻易取代了!

两天后的下午,组织上真的出面了。我拗不过,来到厂总支办公室。小S已坐在正对大门的椅子上。我的视线漫过去,未能碰上她低垂的目光,只看到她脸涨得通红,连脖子都红了。几天没见,她从形到神似乎都发生了某种变化。

“怎么样,这就开始吧。”代表组织出面的,是分管工会和共青团的总支副书记周苏珍。她是早两年作为工人代表突击提拔上来的,绰号“能豆子”,而她的大脸盘上也确实缀满了大大小小的青春痘。由她出面说来名正言顺,但她真有这份心吗?看她那脸假笑,眯缝眼闪着幸灾乐祸的碎光。

“今天算是调解会,体现了组织上对你们两个团干部的关心。具体情况就不说了,先听听你们各自的看法。谁先来?”周副书记殷切地看向我。

当然是我先来。我在沙发椅上摆出尽可能放松的姿势。我说我只有三句话:第一,因个人的事麻烦组织,不安,感谢;第二,此事到此为止,各自回去,安心本职工作;第三,祝小S幸福。

“完啦?”周副书记显然不满意。“完了。”“那么你呢?”周副书记转向小S.直到这时,我才看到小S的黑眼圈和肿眼泡,心突然抽搐了一下。母亲英明,她是怎么说的?“知道老S替小S找了个什么人吗?”对,“替”——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我……我……”她“我”了好几次,终于说出一句,“反正我和他之间没有……那个。”周副书记咯咯地乐,我却完全懵了。我当然明白她说的“那个”指什么,但干嘛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个?

(直到两三个月后这疑问才有了解。那次我和金工车间书记老秦一起去马鞍山出差,他也当过我们的书记,关系不错。晚上在小旅馆关了灯难免胡扯,他突然问:“听说你和小S吹了?”我含糊应了一声。“你啊,真是笨!”他从床上欠起身子:“当初你要是先把她干了,就没这么多麻烦了。”黑暗中我惊得目瞪口呆,心口咚咚乱跳,那个“干”字似乎一下子蹦起来,孤零零、亮晃晃地悬在正前方。张惶之下我只能问:“为什么呢?”“你啊,真是不懂女人!”他叹息道:“你把她干了,她就死心塌地跟你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小S才憋出第二句:“反正……反正我一辈239子都不嫁人。”眼看她不会再说什么,周副书记重新转向我:“对这两条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摇摇头:“一辈子不嫁人就不必了吧。古人说‘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嘛。”这是那天我说的最无聊的一句话。“那就是小S同志的个人自由喽。”周副书记笑着站起来:“如果没有别的要求,今天就先到这里。回去各自再多想想……”

“我有一个要求,”我仍然坐着,但举了举手,“我想请小S带个口信给她父亲,我要再和他当面谈一次。”说完紧紧盯住她的眼睛。

“行,我会带这个信”,想不到她的目光却迎上来,甚至神情也变得活跃,“父亲说,我们家的大门永远都对你开着。”周副书记一脸迷惘:“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原本放在右侧靠沙发的长茶几被挪到了客厅正中,两边对放着两张椅子。而面南的那张沙发椅居正中,是主座;面北的那张木椅稍稍偏西,角度也略斜,当然是客座,并且是晚辈的客座。客座前茶碟上放着盖杯,茶显然已泡上,此外还有瓜子水果之类。看来老S对这场会面准备得不可谓不精心备至——他居然不顾天冷,象征性地敞着客厅大门。

我进来时他已坐在主座,站起来,满脸堆笑,隔着茶几向我伸出大手,连声表示欢迎。我注意到他还是去年那身行头,只不过披着大衣,皮帽没系带子,护耳向两边软软耷拉着。

我略显生硬地和他握了握手。引我进来的小S悄悄退去,顺手带上门,空荡荡的客厅只剩下我们俩。

宾主落座。他神色有点尴尬,语调却够诚恳:“小三子说你想见我,很好,很好。我让她带话说,你永远都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想必已经带到了。”见我点头首肯,又接着说:“这……这事虽不得已发展到这一步,但感情这东西,该在它还是在。你和小三子不必说了,她一直很喜欢你;就说你我之间,也总有一份师生之情吧……”

“是。”见他略有滞涩,我立即接上茬:“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以至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哪里哪里,”他双手齐摆:“你年轻有为,前程远大……”

“不过,”我话锋一转,“所谓老师,无非是说为人师表,学习上如此,生活中也当如此。可在我和小S这事上,照做学生的看,您恐怕还真不能为人师表呢。”他脸色猛地沉下来:“这个……我记得跟你说过,作为父亲,我不可能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

“是吗?”我的口气变得尖刻:“您真的是为你女儿的幸福着想吗?别的不说,就说您给我父亲写信这件事,您似乎忘了,是您的女儿而不是您在跟我谈恋爱;如果她真想跟我断,应该是她自己给我写,为什么要由您来写,而且是写给我父亲呢?她委托您了吗?假如没有,您就连对女儿最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还谈什么为她的幸福着想?”

“你……”他身子往后一仰,似乎要发作,却又克制住,重新往前凑过来。他语速本来就慢,这时就更慢了,“看来,你今天不是来和我谈话,而是来抬杠的?”

“抬杠?您太客气了!”我在心里大叫一声,“说白了,我今天就是来讨还羞辱的!”那天在调解会上一见到小S,这想法就冒了出来;等到结束我提出要见她父亲时,则已下定了决心:您不是喜欢“替”女儿做主,或自己做主“替”掉女儿的意中人吗?您不是非但“替”女儿甩掉我,还绕开我,用我父亲来“替”那绕不开的难题吗?您不是擅长迂回突袭并自以为得计吗?那好,就让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动用一下您身上的“可替性”,请您“替”那些不懂得尊重儿女感情自主、婚姻自主权利的人,“替”那些只认得自己的意志,认不得他人(尤其是亲人)痛苦的人,并且同样经由被迂回突袭的方式,尝一尝被“替”的滋味吧。您已一再羞辱我,大违师道,那就请成全我一次“学”生之道吧。我料定面谈的请求不会被拒绝,一直在心里反复演练可能的局面和相应的对策,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要引他发火,那样他将自取其辱。看来时机快到了,我决定再刺激他一下。

“听说老师以前很喜欢看戏,”我也故意把语速放慢,“那么,《马前泼水》想必是看过的喽。”

其实这齣戏我也没看过,只不过偶尔听父辈谈及,略知梗概而已。剧中主人公朱买臣做官前被妻子刘氏及其父刘二公认定碌碌无为,竟至强索休书;做官后刘氏父女却又拦住他马头,死乞白赖要重续前缘。朱无奈之下,命刘氏取来一盆水泼于马前,称再续前缘不妨,只要她能把地上的水再收回盆中。说来剧中情节与眼前的局面并不那么贴切,但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我报复心切:若他熟悉此戏,从刘二公的形象中认出自己,且被“覆水难收”的警喻所伤……

居然让我歪打正着!他呼地站起身来,一把扯下皮帽子摔在茶几上,声色俱厉地大吼:“唐晓渡,我知道你很聪明,但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话音未落,只听得隔壁一阵响动,夹着低声呼喝。想必是小S和三个妹妹(或许还有她母亲)躲在那边偷听,耳闻父亲怒吼,以为我们要动手打架吧。

我稳稳地坐着,直视他,声音足够平静也足够强硬:“我教训您什么了,S老师?请您不要激动;要说激动,我比您更有权利激动!”

后半句提醒他身为师长太失态了。他一楞,意识到这一点,拣回帽子,掸了掸,扣回汗气蒸腾的头上,喃喃道:“好,好,我不激动……我不激动……”坐下,直喘粗气。

我盯着他那颤动的护耳看了几秒钟,自觉时机已经成熟,复仇的快意提前充满胸臆。

“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您也该休息了。”我刻意让口气变得更加平静,“只剩一件事:这几年我和小S之间通过不少信,也互赠过书本之类的礼品,这些我想就根据各自意愿处理吧,退来退去没多大意思。但,有一件东西我今天必须带回去。”

老S扬了扬眉毛:“什么?”

“那盆水仙。”我一字一顿。

正如我所预期的,他的脸顿时胀成了猪肝色!那盆水仙是一个多月前他母亲,也就是小S的祖母去世时我送来的。水仙既能寄托哀思,又能表明自己的尊严,我想老S必能理会其中意味;索回这盆水仙,肯定会在情感上对他造成重大打击。

现在他只有一个选择:赶紧结束这场噩梦。他剜了我一眼,摇晃着再次站起来,对隔壁喊了一嗓子:“小三子,把那盆水仙拿过来。”

看到她端着花盆进来,满脸泪痕,两眼又红又肿,我百感交集,一时差点不能自己。我接过花盆,走到门口,又回过脸,像背台词一样,对她,对老S,同时也是对自己,说出蓄谋用来压轴的最后一句话:

“这样一个家,是只适合养牡丹,而不适合养水仙的。”

前后也就半个来小时,老S彷彿老了足足五岁。他不再出声,只举起右手,手背向外挥了挥,样子疲惫已极。

跨出门外,突然四周一黑:那年头经常停电,难得的是这么凑巧,像是压哨球。待眼睛适应过来,首先显影出来的是河对岸的皑皑白雪,由近及远,渐趋模糊,衬着几丛黑乎乎的树林和低矮的房屋剪影;极目处又反卷回来,成为泛着灰白反光的天空。

拐上大路,我停下脚步深呼吸,这才发现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回头,除了雪光下淡淡的路影和一只倏忽闪过的黑猫,我什么都没看到。

一九七七年五月,拖了整整一年半的合同工清退问题终得解决:集体转正。这样的好消息,合同工们却反应平平,至于我,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恢复高考,年底,我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243取。报到前一天专门回了一趟厂,说是和几个哥们儿道别,其实只为站在金工车间门口,远远瞥一眼小S.据她母亲后来对人说,她知道我被录取的消息后在家大哭三天,痛责其父,又过了七天终于松口,同意与“替”下我的王某结婚。此人肄业于扬州驾校,算大半个中专生,辗转插过队,替下我时正在县人民医院当司机。其时司机是吃得开的行业,老S看重的是他可为小S提供“幸福”的保障。据我所知,小S婚后一直波澜不惊,至今仍和王某带着一对儿女相守在一起。

一九九○年厂里的铁哥们儿之一来京,一来二去说到小S.这位老兄六七届高中生,在当时我们这批合同工中年纪最大,也最有学识(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性格深、细、怪,尤不喜理人,是个真正两眼朝天的主儿(于是只好去图书馆独当一面)。据他说,我在厂时,小S跟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我走后却成了他的常客,直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你说怪也不怪?”我一时无语,然后问是否曾经谈到过我。“不,她从不谈你。我也不谈。”这哥们儿坏笑着说。

一九九一年秋应邀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在会场与老S窄道相逢。握手,装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毕竟曾师生一场,而他十五年前给我上的最后一课让我受用终生——虽说最终打了个平手,但他还是暗中修理了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自命不凡的意识抬头,就有一根弦被嗡地敲响:狂什么狂!别忘了,一个汽车司机就把能把你给“替”了!如今我早已成为公认的“好脾气”,很可能,如何保护好皮囊下仅存的几块傲骨,会成为我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业。

二○○六年初夏,母亲在一次通话中顺便说到老S去世的消息。我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心里却满是当年小S在雪地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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