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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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发布: 2009-4-10 05:40 | 作者: 高默波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著和一系列文章及合著章节。最新专著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什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什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什么,为什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什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77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什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什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什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什么的。

有件事我至今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女孩姚晶静,分配前贴出声明,说她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结果却美滋滋地留校教书。

我也留校教书。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有同学带话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去英国途中,我顺路看望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她父亲送我去北京,买了几十块香皂让我带到英国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通了一年书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调回杭州,从此渺无音信。

我三年后回国,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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