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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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9-5-15 08:43 | 作者: 孔捷生

1970年,刚满十七岁的我踏上了一片炎热的冷土。彼时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

老兵新传

此前我对海南岛的认知,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之美尽在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丛山之中,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我所在那个连队,位于海南岛中心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绿色。

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和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老兵”们矛盾颇多。因由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和彭德怀的兵较为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苏北人,平素老阴沉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以前的阶级斗争史不甚了了,只知连队有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连队改造的会计师老林——我们习惯称他“老林头”。

老林头

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老林头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作开支审计。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就是“内控”人员,虽在海南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他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斗,倒斗出了一份友情。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的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的一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跟我说过,他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

事态大致如小谢所料,这个“包袱”段子一抖开,成果出来了,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是铁定的,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旧时代的盲婚哑嫁,他和三元里的某位女子结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后,我也办了“病退”,回到了广州。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两篇“伤痕文学”小说,略有文名,此时正好在广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谢,我就让他到我家一。他告知,自己已选定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国,以前合写长篇小说之议,只好免谈。说来有点可惜,小谢文才不错,谈吐机智幽默,毛笔字写得甚好,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们说起了老林头,可惜都没有他的消息……此后我也再没见过小谢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顾指导员。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未成家的精壮猛男。顾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他妻子长相平庸,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但多少有几分肉感。由于性饥渴,她便频频勾引猛男“野合”于橡胶林,和她有染的足足超过一个排!这都是文革后期的事,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人性里被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很难说是哪一方的“饥渴”使然,从文学意义而论,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东窗事发后,武装连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受到处分。顾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我离开兵团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于是蓦然觉出,其实他也很可怜。

黎族山民

我当年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六师十五团,在琼中县。顾名思义,琼中在整个海南岛的中部,山高林密,瘴疠弥漫。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县的谐音,“白”就是白沙县。换言之,海南第一穷的就是琼中,白沙次之。这两个县都是黎族苗族聚居的地区。

我那个连队在热带雨林深处,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点缀于山间林际。只要登高远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槟榔树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琼崖原住民的栖息之地。

我曾受过“蕉风椰雨”文学描写的感染,来到五指山中,为了寄托只见蕉叶不见椰林的单相思,曾在连队的小河边种下一排椰树苗,怎知直到我离开五指山那年,它们仍半死不活,只长成齐腰高的“小老头树”。

入山始知,此间槟榔树才是土着文化的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好看得多,它挺拔而优雅,花序很特别,如同黎家的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槟榔树意味人,常在热带林莽中出没的兵团知青,在雨瘴疠里迷途时有发生。高佻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的标志,用文革惯用话语,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五指山深处人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们几无货币流通,也无以物易物,我们汉黎两家犬之声不相闻,更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位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了打篮球,他回归寨子就把这“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然而,每次都被我们兵团知青以凌弱,比分几近于大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不算庸手,显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是输了一球的,黎族人却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兵团女战士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终觉得,“大汉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对热带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无甚贡献。球赛使诈之劣,更形同“民族压迫”!

就在我要离开五指山那年,某日我去边远连队探访广州知青,路过黎寨时,正与那位复员军人暨黎家球友相遇,他请我留步对酌黎家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挺郑重的,主人切了些兽肉干,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储蓄。酒是足的,山兰土酿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说起他的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便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被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祖辈辈住的茅草屋,没有一丝一毫改变,军营里的电和自来水在这里就像传说……后来他双眼濡湿了,我于是无言。

在山里山外,文革犹在高歌猛进,然而那时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门和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苗寨故事

现在说到苗族。海南苗人历朝历代苦难最深,他们受汉人欺压,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悍,而且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我们连队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远,由于这里是我们去其他连队找知青串门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数颇多。就我所见,苗族人比黎族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壮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着苗人的卫生习惯也比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晓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颇,因为这个苗寨是文革中的样板,它是被大汉族文明改造过的另类。

这个苗寨叫园,我怀疑这么汉化和诗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因为此间曾出过一个苗族秀才。园苗寨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样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来只不过是学校办得好,是广东省教育厅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时期,没人再关心教育的事情,便改封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寨。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和“路斗争”的先进集体,已属万幸了。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谁愿意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头人和峒主。不过在旧时代,苗王也不是共产党“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军阀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共产党建政后,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区里当政协花瓶,这算是斯文;黎苗两家的头人在“镇反”时也有被枪决的;五七年时“右派”也没少划。但总的来说,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了。

园苗寨“学大寨”,其实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种菜不养猪,吃肉山中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更和土着山民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任何一块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千万别笑话黎人苗人刀耕火种,我们兵团连队被要求“学大寨”,便在伐木垦荒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地种点山地旱稻——我们也是刀耕火种。只消放把山火将杂草灌木烧光,再用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非“大寨精神”之开花结果。

因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实际上他们连旱稻都不多种。而园成了苗家“学大寨”的样板,完全是汉人工作组干部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他们在苗寨开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能全寨住上砖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独一号。

为何要给它“整容”呢?原来园是文革年代罕有的对外?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宾都是特殊的“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着名的日本左翼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琼中山高林密,对“外宾”少见多怪,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筛选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在路边假装劳动,一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另一方面也能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的视。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寄人篱下的他倒不敢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不是说他们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总之,我每次经过园这座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一个革命大盆景。我见过苗寨的党支部书记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对他虽然无恶感,亦无太好印象。因为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性格应该更为憨直,作的事情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这面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自己要扛的,但我总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却没有料到,一宗偶发事件把苗寨党支书推向了“风口浪尖”——某日,园的一位苗家少女从学校回寨子,却遭到了一个兵团战士的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地区,是因家乡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来的。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时代的压抑令他陷入了欲海漩涡。他瞄这个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时日了,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慌张的他也没来得及做下什么,就被人血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们十五团的团部就被扛火铳猎枪和砍刀的苗人包围了,领头的就是这个苗寨党支书。我闻讯赶去现场看热闹,苗人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此事恐难善罢,只怕要动私刑才能平息“苗变”了。

后来,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过什么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南方的岸》,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吃肉

无论什么年代,“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定律。中国人对吃尤其珍视,其根本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果腹危机始终挥之不去。倘有温饱年代,便放开了肚皮大吃大喝,以冲淡吾族关于饥馑的记忆遗传。譬如现世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食文化”,一再突破国人欲望和味觉的边际,这是特定时代的装饰。

考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一个“吃”字不可偏废。便对七十年代之知青食谱略作沉——

兵团是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吃的是国家口粮,虽按定额分配,却基本管。但副食品便休要提起了。由于欠缺油水,知青们又多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便好像吃下去多少粮食都不见饱,尤其是开荒“大会战”时,我最高食量一顿吃了两斤七两米饭,却仍觉饥肠辘辘。

更糟的是,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山洪流泻,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就用姜片煮盐水下饭。每逢雨季,连队知青都患了“绿色饥饿症”,出工时尽可以采点野菜,但我们属准军事建制,只有大食堂而无小灶,连煮点野菜汤亦属不能。

至于吃肉,每年就是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那是我们知青的大日子。每片猪肉和每滴肉汁进入食道,而后在肚腹蠕动的那种愉悦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而且被“激活”的馋虫迅速爬满全身,益发难受,便是吃肉也要娘: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孰料其后连这珍稀的幸福也离我们而去。原来我们连队的猪圈由后勤班兼管,业绩却不堪提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究其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填肚子。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跑到山中自己觅食,待到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到连队转悠,便自蹈死地矣!连队指导员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了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锄头砍刀实行铁壁合围,呼喊连天,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都惦记晚餐的惊喜,口涎已注满了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我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也有两三百斤力气,正好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的奔猪一个趔趄,便挣扎不起了。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去了……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了。然而,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而坚韧的猪肉,吃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的幸福!

集体谋杀

说起来,我们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却不是用来关“牛鬼蛇神”的,它真养有几十头菜牛。只不过,牛棚是直属团部的,只让我们连队派人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工作。晨早我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嶂,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一队流云……

我没有印象曾吃过团部分给我们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由此亦可窥知“供给制”的奥秘,在那个副食品普遍匮乏的年代,“多吃多占”也是团部不容置疑的特权。

然而,切莫低估了知青对吃肉的渴念。插队知青或会偷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实在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一样的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牛棚里那堆“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终于让知青乘隙得手了——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了。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的儿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的吃肉欲望也不弱于我们。更兼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口一词:杀了它!

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其辞的答复,而聆听群众呼声,却是世人皆曰杀。于是就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是梁姓复员老兵(就是前述的乒乓好手),他在乡下宰过牛;我被派工打下手。老梁一兴奋话就多,他说屠牛有三法,最笨的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的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好吃,牛血也新鲜。

眼前这头蒙冤受屈将被“误杀”的母牛,四足都没有捆绑,呆滞地立,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它知道死期已至了。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和我关系颇善,他说:那就速战速决,一刀取命吧。他让我来下手,余下“技术含量”最高的解牛工夫则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地测量过,手指点戳教我:“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得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然而,我到底肩负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就直捅进去了。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已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死了,是被我杀的——不对,是被我们全连集体谋杀的!

饥饿症候群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是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那颗牛心的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之精确。

然而,这位庖丁已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他上次解牛尚在军营之中,事隔多年,毕竟刀法有点生涩了。结果,足足花了大半天才最后肢解与分类完毕,有的班排已收工了,我们还在清理现场。于是,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的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对幸福的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的是几斤内脏,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器官,反正是下杂。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并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

这天,连队食堂的裊裊炊也洋溢魅惑意味,幸福感随开饭的钟声一起降临。我吃过这顿,意犹未尽,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连里的一排长和一个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口气也难听。原来,据食堂炊事班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是好东西,属于上杂,不包括在屠牛者可以拿走的内脏下水里头。

老梁极生气,一再声言他没有私割牛肝,他还把锅中的杂碎逐一搅动和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是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去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为假像所蒙蔽,他词锋咄咄地指出牛肝上的刀割痕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的肝脏应该有X+1瓣云云。老梁闻言不怒反笑,说那些告发者实在外行,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1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么?

我至今已不记得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只记得老梁用行话挤兑指导员,令他悻悻而退,之后数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涓滴无存。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痛快。念及人欲、人性、人心,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涌,枝节横生,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内脏,就愤而告发,这里头并无几多政治,只是被久旷的“肉欲”所折磨的变态想像。

后来,那位炊事班女班长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华南工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她是从潮汕平原揭阳县来的,不是知青,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历年全团的“学毛着积极分子”……我不知道她到工学院里能学到什么,但有一部文革电影《决裂》,它烈批判旧权威在课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故此我相信,这位工农兵学员到最后也没闹清楚,牛的肝脏到底有几瓣?

往事已矣,吃肉的记忆和种种轶事,如同空山足音,林莽雨滴,都成了青春的注脚。就这样,我走过了自己的七十年代。

2008.10.16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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