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丹:青春与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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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1-9-29 21:09 | 作者: 郑丹

郑丹,1948年生于贵州省大方县。毕业于贵州省艺术学校,现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委员会负责人、太阳花少儿舞蹈艺术团艺术总监。

那大概是1971年初冬天的事情。

我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于是向组织上告假回家待产。想不到军代表找我谈话,说等你休完产假回来,我们这边的运动也结束了。你,有什么想法?

从省艺校毕业之后,我便被分配到贵州省杂技团乐队担任二胡演奏员。我到省城工作和生活,时间不算长,不过两年多。那时候正赶上全国文艺院团进行斗批改运动,我们团和省黔剧团被分到一个组,由军代表带领,下放到晴隆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进行思想改造。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整风、学习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省,上面希望看到我们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这时候军代表问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好了,自我改造,要求下靠地方,到基层我的老家去。

我的表态让组织很满意。然而改造归改造,人情归人情。私底下同事朋友们个个惊讶,纷纷背着领导来说我傻:人家都是争着往省城调,你下靠了,想调上来就难了。还有朋友忧虑:你到下面去,那你的专业不是就丢了?

无论什么时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都是人之常情。我从偏僻的小县城考入省城读书,还分配到省里的文艺团体工作,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麻雀变凤凰了,现在要返回去做麻雀,可不算傻瓜么?

但是,离开省城下放,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家乡有我全部的亲人,何况爱人——那个年代,夫妻之间大家都习惯称呼为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一个农村中学教书,我们分居已经很久,由奶奶带着的儿子还小,现在女儿又将出生,我回去显然更为现实。说到专业,我们天天在这个村子里,不是学习、批判,就是看着小煤窑里时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不断抬上人来的惨剧,不也没有什么专业可说?

下去就算是当个音乐老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好——我这样想的。

文艺要到广大农村群众中去

我没想到,我的回乡竟让县委宣传部长那般的欢喜。他马上把县文化馆馆长叫来,两人都很兴奋,说你来了,太好了——我是那个小县城里来的第一个科班毕业的艺术专业人才。

文化馆刚刚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是在原来县黔剧团的基础上,再招收了一些有文艺才能的中学生,还有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组成的,正缺专业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我一去,不由分说便成了编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音乐。当时国家要求文艺院校的学生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在校都学习过舞蹈、表演的课程,但是专业的编导,我还真不会,可是还有谁能比我更“专业”呢?我只能拼命去看《东方红》这样的电影来学习。

就这样,我成为文化馆里的“一把抓”:舞蹈、歌剧的编导,乐队演奏员,作曲,独唱,兼舞蹈、话剧演员。很快,我的第一个舞蹈《苗家姑娘上大学》也编出来了,演出的对象,便是乡村里的农民们。

七十年代,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下到工厂,下到部队,尤其是要下到农村去,全国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成立农村文艺工作小分队。我们文化馆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月必须到农村演出十次以上,另外还要辅导农村文化站的工作。

那时候乡野之间道路不发达,我们送文化下乡,就靠两条腿,大家自己背着演出的服装、乐器和道具,一次下到一个区——现在都改叫乡了,走到一个村子演一场,然后接着赶往下一个村子去。什么时候赶到就什么时候开始演。

演出一般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进行,条件好一点的村子,会为我们搭个台子,没有台的,我们在场上围个圈子就开演。我们还专门创作了一个歌舞短剧,就叫《打谷场上》,团里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写的剧本,我作曲兼编导,故事讲的就是打谷场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创作演出的原则:要结合农村生活,随时随地取材,从农民最熟悉的生活里去创作节目。所谓送文化下乡,并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高姿态,而是走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的节目通常由这样几部分组成:由发生在田间地头的阶级斗争搬演成的歌舞短剧,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品,只不过那时候不这么叫罢了。我们那里又是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歌舞节目比较多,用歌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另外我们还演一些贵州花灯,还有些演唱、独奏节目等等。通常这样一台节目足够我们走乡串村地演很久,有时候还边走边采风,有新题材便创作新的节目。

每次我们下去,农民们都特别欢迎,每到一处,漫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听说我们要去演出,农民们老早打着火把就来了。贵州是山区,山多,一个村里的人,在深山野林里东藏一户西住一家的,要到公社看演出,好多人家得头一天就提前赶路。我们是流动演出,路上走着的时间也没有准头,老乡们经常站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不差,一旦走到地方,看见等着我们的老乡,也顾不得吃饭休息,立刻上妆演出。演完之后,满山坡满场地的老乡久久都不愿离去。那样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完之后,正该赶到另一个公社演出,可是一早就下大雨,行路很难。我们正犹豫之际,那边公社来电话了,说老乡们都赶来了,在雨里等着呢。公社里还特意给我们派来两匹马,专门驮演出器材,说是不能让城里来的“艺术团的”太累了。“艺术团的”,是那时候乡下的人们对我们的称呼。

泥泞的道路很难走,西南山区的黄泥一遇雨,不是一般的粘和滑。一匹马在泥泞中还摔断了腿,我们在雨中赶路非常艰难。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到了那个苗族寨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漫山遍野的苗族农民,有的几个人挤在一块破塑料布下,有的就揪块芭蕉叶顶在头上,有的举个树枝挡着,有的干脆什么遮挡都没有,全部在雨里站着,从上午一直等着我们,连午饭也不去吃。

寨子里的人们怕我们受寒,给我们熬好了大锅的红糖姜汤。我们哪里还顾得上喝,立刻给老乡们演,其他的,演完再说!演出是露天的场地,雨还不停地下,淋湿了我们的头发,淋花了我们的妆,但是看到下面的观众们笑啊,发自内心拼命地鼓掌啊,我们也拼尽全力,全身心投入来为他们演出——大概所谓的伯牙对子期也不过如此吧。

演完了既定的节目,农民们全部不愿走。他们拥到台边,用手扒着台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不停地说:“再来个嘛!再来个嘛!”雨仍然未停,我们脸上的妆都淋没了,丝绸做的演出服也淋毁了,苗家舞蹈中小花伞的颜料和着雨水淌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花花绿绿的。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演,把每个人所有能演的都演出来,哪怕是平时谁会唱个什么歌,都上去演!一直演到天都黑了,我们实在掏空了自己无可奉献,那下面站着的老乡们还是拼命地鼓掌,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芒,扒着我们的舞台不愿离去——那是我有生以来演得最好、演得最投入、与观众的互动最真诚的一次演出!

那天演出完之后,寨子里杀了公社唯一的一头猪来招待我们,最肥的猪肉用辣椒炒了,大片大片厚厚的肥肉亮晶晶地堆在我们的碗上,村里的人们却谦逊地招呼:“老师,吃辣子,吃辣子。”眼里满是真诚,可是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

招待我们剩下的肉,公社里每户人家都分到一小块,拿回去熏成腊肉,过年就有荤腥了。只是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去演出的时候,这一点儿肉会不会又成了招待我们的佳肴。那时候农村太穷了,得一丁点儿肉也不容易,但是每次下去演出,我们总被当作最金贵的客人,村子里总是挨家挨户地找到仅有的一点儿腌腊肉,贡献出来用辣椒炒了给我们吃。至到现在,我一想起老乡们那真诚朴实的招待,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一双双不太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在招呼着:老师,吃辣子吃辣子!

农民对我们这样的热情,对文化这样的渴求,让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村里的干部经常会因为路不好走,怕我们来不了,亲自赶马车来接我们。有一次因为路滑,拉车的马被别断了腿,长春公社的书记竟然自己充当马力,生生在泥泞中把一大车演出行李拉回了村子,我们只能拼命在后面帮他推车。这时候,大概唯有“拼命”这个词,才能恰好地形容我们彼此间的感觉。他们拼命地欢迎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拼命地为他们演,走到哪里都愿意去。我们和农民,心是相互贴在一起的,这绝不是宣传上的套话。

我常常会想起,我们演出完了的夜里,睡在村里的大通铺上,看到山间的皎月升起,那么宁静安详,特别美好。经常地,我们每个人这时候都激动得睡不着,——每一次演出完了都睡不着啊!心里满满的,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又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多年以后,我依然从事着群众文艺工作,也感受过成功与掌声,但是至今没有一次掌声、没有一次观众的热情,能够与那时候老乡们的真挚与纯朴相比。

所以,虽然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半时间在乡间奔走演出,有时一个月都在乡野里回不了城,但是我并不觉得很辛苦,也不抵触,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是有意义的工作。

唯一的缺憾,就是回家太少,年幼的孩子照顾不多。儿子基本上托给奶奶带,女儿还在襁褓里,就常常跟着我上山下乡,演出的时候,不上场的人就轮流帮我抱她。为这个,在女儿的记忆里,至今有这样一幅印象深刻的画面:我们搭上一辆卡车下乡,孩子被母亲扶着站在车厢里,一瞬间看见对面过来的车子煤堆上,坐着从乡村中学搭车回县里的爸爸,夫妻父女就这样,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运煤卡车上相望而过。

轻家庭而重社会,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生。“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主张的是女性要走出家庭,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解放之后,这个观念实行得更为彻底。对我个人而言,并非家庭不幸福,并非不贪恋家庭团圆的温馨,然而与家庭舒适同样重要的是,当我真正走入大众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为的时候,感觉是充实的。所以,遗憾,却并不后悔。

把全县的文艺骨干集合起来

七十年代,至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也许思想单一,文化生活却相当活跃:从县里、地区到省里、全国,每年的文艺汇演不断,元旦、春节、五一、六一、国庆都会有演出;除此之外,全年里歌咏比赛、团体操比赛不断,有成人的,也有学生的;还有各个节庆的文化集会需要举办。这都是文化馆的工作范围,既要组织,也要辅导。我们也因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

我刚到文化馆不久,正赶上六一儿童节省里汇演,要给孩子们编排一个舞蹈。那个年代的文艺节目,需要教育孩子的阶级觉悟,于是我们便设计了一个农村里的地主婆,假装在玉米地里打猪草,暗地偷公社的粮食,结果被孩子们抓住的故事。这是那个年代里最常规的一种故事模式,有些特别的是,当时主管的领导正喜欢芭蕾,于是说,郑丹,你编个芭蕾吧。

也许今天的人们听说这样跳芭蕾,大家难免哈哈一笑。但是那时候,芭蕾这种西方的贵族艺术,在中国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仅用来表现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而且连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脚尖。就在我调回到县里之前,县里一中的学生们已经自己排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了,有些学生就来自农村。那时候的文艺生活,的确有其荒诞和简单粗暴之处,但对应现实回头反思,从分享的层面上说,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健康的文艺精神,何尝不是一种今天没有的丰富呢?

全国推广样板戏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剧目,在那时除了有电影,还有完整的演出台本出版。里面不仅有剧本、唱腔、乐谱,还有每场的舞台场记,舞蹈精确到音乐每一拍的动作说明都写得很清楚。此外还有舞台调度图、舞台美术图,甚至细到每个人物的造型、化妆和服装,全部标准化地连图带文给标出来。只要照书排演,虽有优劣之差,但大样子差不到哪里去。我靠着新华书店里买的《红色娘子军》台本书,给文化馆的小学员们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孩子们把“常青指路”跳得像模像样,演出时极受欢迎。

小孩年龄小,教芭蕾容易一些,我们在小学里选了一批条件不错的学生,训练了一阵,也把原创的阶级斗争芭蕾舞跳出来了,最终在省里的汇演获了奖。那时候的芭蕾舞鞋做得挺漂亮,是我专门到省城买的,平时训练用的是布面的,演出用的就是缎面的了。不过,在我们的概念里,芭蕾不过也就像跳彝族、苗族舞,区别不过是,需要的时候立着脚尖跳,演完也就放一边去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乐队。我们乐队里什么乐器都有,二胡、小号、扬琴、月琴、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黑管,谁会什么乐器便奏什么乐器,中西合璧,一派和谐。这可不是我们的独创,那时候演样板戏的专业乐队里就是中西混搭,所以对这种乐队形式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特别。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大齐奏,还是分谱的,水平不能说很高,但至少没有跑调的。不过最初没有人会大提琴,乐队里少个贝斯终究缺点什么,于是我还自学了大提琴来抵挡一阵。后来同事余凤仙特意钻研了大提琴,乐队这个缺才算补上了。

那时一专多能是普遍现象,常常这个人在台上跳完舞,一下场坐在乐队拿起二胡接着拉;那个人前一分钟还在弹月琴,下一分钟就上台说起了快板书。要说我们哪里来这么多文艺人才?从各处抽调。

我们虽地处偏远,然而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可不少,大学生里人才多,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吹黑管,有的会拉手风琴……许多分配到农村或工厂的文艺骨干,直接就被调到文化馆了,遇到单位离不开的人才,每到文艺调演的时候,便靠县委宣传部直接发函给他所在的单位,抽调到文化馆一段时间,进行排演。那时候大家对参加文艺演出都很投入,所以各单位对于抽调都一概支持。

歌舞演员,我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学,或者农村文化工作站去挑选有潜质的文艺分子。在城市里的学生,被选进文工团自然算不得多么了不起,但对于农村的孩子,那就是进城吃公粮了。文化馆里有几个演员就是从农村选拔出来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往事。一位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的官,想把他的女儿送进文化馆来。考核过后,我觉得这姑娘形象不行,嗓音和形体条件也不好,就不同意调她。谁知这家颇有关系,因为所在的区盛产大米,就送了当时的主管领导很多大米。那时候大米很稀罕,我们日常都只能吃碎苞谷掺米做的饭。领导被人家搞定,就决定调人。可是因为我的不同意,那家人于是又到我家里送礼,还威胁要告我,闹得不可开交。

人家把状告到了县委宣传部,说我打击贫下中农,这可是个严重的罪名。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算啦,你得罪不起人家的。我说,她专业不行,我就是不同意。最终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书记当即表了态:这种事情我们插不上嘴,要听人家专业的。

那个女孩终究没有调成。农村人总希望进城改变命运,但是不靠自身的才能而走歪门邪道,这样对别人是不是不公平?

放到今天,我一个人的坚持竟然就能抵制这事,那真是奇迹,几乎不太可能。当时,我不过是文化馆的一介普通员工,没有一官半职,就凭我是专业人员的良心,领导就不敢随便调一个人。

充满了色彩的文化记忆

故乡很小,整个县城建在一片东高西低的山坡上,站在南城外塔山上,可以一览全城,而且会担心,它哪天会叽里咕噜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

形容七十年代的这个地方,贫穷、落后、闭塞、单调、压抑,都可能是准确的词。然而为什么我的记忆中,有关文化生活的多彩的感受,会远远深过前面那些准确的形容呢?这是不是因为我所在的是一个偏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歌舞之乡的缘故?

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数民族的各种节日,尤其是苗家的节日,什么“跳花坡”、“踩堂”、“探花房”等等习俗,从未因文革而中断。每逢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都是他们恋爱迎亲会亲家等等的世俗节日,他们跳舞、唱山歌、谈恋爱。唱得好听,跳得精彩,形式多样,热闹活泼,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饱了眼福。我们一边下乡为他们演出,一边跟着他们学会了好多东西。

我是半路出家的编导,为自己懂的不多着急,就买了些皮蛋(这已经是我拿得出的稀罕的礼物了),跑到省里去找人,希望人家有机会可以推荐我到专业院校进修。但是人情就是这样势利,我既然“下去”了,人家上面的人又凭什么帮我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滋养我的,还是从生活里来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苗族人三月三的“探花房”,是苗族姑娘的成人礼,家里会专门为她布置一间花房,闻讯而来的男孩子们,就在她的楼下吹芦笙跳舞,唱山歌逗她。姑娘喜欢谁的话,就邀他上楼,两人唱歌,弹口弦,谈情,再约到端午节的花坡上去。到了“跳花坡”的时候,姑娘们都缠着自己绣的最精美的腰带出门,小伙子喜欢哪个姑娘,就会去抢她的腰带。姑娘喜欢哪个小伙子,最后就会把腰带挂到他脖子或芦笙上。经历了唱歌、芦笙舞的姑娘小伙们,在山坡上撑起一把把花伞,一对对在伞下谈情唱歌……这些生活里的载歌载舞的场景,直接催生了我1977年创作的舞蹈作品《栽孃》,描写苗族的姑娘小伙子们,如何经过一番歌舞的攀比、试探,最终一双双在花伞下谈情。

就因为这节目是从村民们的生活里来的,《栽孃》的演出效果好极了:小伙子逗姑娘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起哄;斗芦笙的时候,他们真的当起了裁判;当小伙儿认错伞底下的姑娘,大家哈哈地笑得特别开心;当有情人一对对撑着伞远去的时候,大家凝神摒气,过了很久,才热烈地鼓掌,拼命地鼓掌。

这个节目的创作和演出,是跟他们最好的交流,一边演出一边采风,让我们汲取了最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营养。

还有,经常伴着我们走在乡间的,是山野间脆生生、火辣辣的山歌。生活在那地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走在路上从不会寂寞,走在哪里,都会有人唱山歌,有时候自己抒情,有时候同你调笑。

有一次,我和同事小潘正在去文化站辅导的路上,忽然听见山上正在收割的农民唱起了山歌:“城里姑娘么下乡来,脚上穿双么白球鞋,胶线包包么装少午哇,包子馒头么露出来——”

那时候,最时髦的鞋大概就是白网球鞋了。另外,我们那时的年轻女性,时兴用彩色塑料线织成花包包来背,“少午”是当地土话,指的是下午加餐的吃食,实际就是我们背着在路上吃的干粮。一听这歌就是成心拿我们消遣呢。

小潘是个反应很快的女孩子,立刻和了原调原韵唱了回去:“乡下姑娘么进城来,脚上穿双么水草鞋,麻布口袋么装少午哇,苦荞粑粑么露出来——”只听见对面山上嘻嘻哈哈一笑,就没声了。

因为念及乡里人生活太苦,我常常觉得这个回敬的对歌,有点像是嘲笑人家,但是那一来一往的对歌和调侃,又有说不出的亲近和幽默。这样的对歌,我们一天总能遇到一回。

最擅长唱歌的是赶马的车夫,我们那里称之为“马哥头”。“马哥头”们赶着马车,路上消解寂寞的最好方式就是唱歌,一路看见什么唱什么。最爱逗路边的姑娘,唱得人家脸红心跳,或者停下来骂人拿石头丢他,他便哈哈大笑,快活地逃走。

还有一次,我们走得太累了,很运气,搭上了一个马哥头的空车。那天雨后新晴,山青水绿,天地之间一片安静,只听得马蹄在路面上“踢踏、踢踏”的声音。路上,远远的桥边有一家烟酒小铺,马哥头突然敞开了歌喉:“哥家住在么大桥边,又卖烧酒么又卖烟,有钱来么你喝杯酒啊,无钱来么你咂竿烟——”

悠长的歌声飘荡在青山翠谷间,荡出一声声的回音,说不出的和谐美好。我们也忍不住跟着他,一声一声地唱着,享受着悠悠山谷外远远传来的回音,仿佛天地在与我们对话。

这位马哥头歌中唱到的糖果烟酒小铺,那时候在县城里,或者马路边,都很常见。赶路疲惫的人们,常常靠在铺子边,打一杯水酒喝,或者卷一支纸烟吃,几毛钱几分钱的,丰俭由人。这样的情景,曾经是那个小县城经年不变的图画。

我其实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擅于唱山歌。我的母亲就是极会唱的,她有一把小二胡,还有一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她都会演奏。但是她最爱弹着那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唱歌,独自唱着《苏武牧羊》什么的。每到端午节,城北桥头的古银杏树下,总聚着一群人在那里对歌,每每的,我母亲总是最后唱赢的那一个。

七十年代,我们过节的风俗并不因贫穷而省俭,每当我们一家人,喝完雄黄酒,吃完晚宴,依着传统习俗“游百病”走到城北桥头的时候,总听见人家喊:“哟,你家郑么娘又唱赢了!”母亲看见我们,便会跑过来抱住两个外孙,说:“么,我的乖儿,你们来了!”招呼完我们,她又会回去继续对歌,直至午夜才尽兴而散。

或许就是这些从不消散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端午是这样有趣,春节元宵更是热闹。除了那些传统的娱乐项目,和必不可少的文艺演出之外,我们文化馆还配合节日,组织很多文化活动,比如年年春节至元宵的灯谜大赛和舞龙的表演。

我爱人是猜谜的高手,这样的猜灯谜活动,通常的奖品是烟卷和糖果,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常胜,学会了抽烟。有了孩子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去猜谜是欺负人,但又丢不下好玩之心和那点奖励的香烟,于是就让孩子们去看了灯谜回来,他告诉孩子去领奖。

灯谜由文化馆的人四处搜集,或自己创作,都用毛笔写在五色的彩纸上。一串串的彩纸挂在绳子上,挂满了文化馆的院子和排练场。人家见两个学龄前儿童老是扯了灯谜彩纸去领烟,都觉得不像话,仔细一看恍然大悟:“难怪,刘扬忠家的嘛!你家爹咋会不自家来?”我爱人还一直取笑那些灯谜出得没文化:“神拿石头打人”猜一词牌名,谜底是什么?“菩萨蛮”!

元宵的舞龙是文化馆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都是夜里才舞。大龙灯扎得漂漂亮亮,还有鼓乐队敲敲打打。跟在公家龙灯后面的,是爱玩的百姓自己扎的“草把龙”,没有公家的亮眼,却在上面插了很多点燃的香,舞起来也是一团红线,让人眼花花的。

有几年为了增添舞龙的绚丽的效果,在大十字、小十字这样的重要街口,都有烧得旺旺的火炉,里面熬着铁水,用勺子盛了火红的铁水,用木板在勺子下猛向上一拍,铁水散向空中绽放开来,如同国庆礼花一般好看。可惜好是好看,祸害可不小。那铁水往往还没冷却就撒了下来,慌得底下看热闹的人群,又是叫又是躲。我倒不记得元宵过后有多少人说被烫的,只记得小女儿后脖子里落了个铁粒,烫了个大水泡,好几天才好。后来大概撒铁水劳民伤财,就不用了。再后来,不知为什么,舞龙的表演也渐渐没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慢慢马路多了,房子多了,汽车多了。路上的“马哥头”越来越少,路边的烟酒铺都变成加油站和超市,渐渐也就听不见马哥头的歌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山间调侃路人的歌声也稀少了。母亲去世了,早在她去世之前,端午城北的歌会也不见了。春节的灯谜会猜的人越来越少,规模渐渐小到没有了。我离开故乡太久了,听说苗族的“跳花坡”等节日,在这些年倒是越办越大,成了当地一项重要的特色活动了。

我们县城依然挺立在那斜斜的山坡上,从未像人担心的那样,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只不过原来破旧的茅草屋和青瓦白墙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一样难看的水泥楼房。

那个地方小归小,却有一个豁朗的名字——大方。

因为单纯,所以快乐

1975年,我爱人终于从农村中学调到城里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也一同调去当音乐老师。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群众文化工作的结束,而是我以师范学校为阵地,又开始了新的文艺工作。

师范学校对我的工作百分百信任和重视,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没有乐器就给我经费。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专门去省城和四川采买了一趟器材,什么笙啊、扬琴、手风琴、二胡的,买了一堆回来,再买本教材就教学生练乐器。

当地的文艺汇演十分频繁,自从我去了师范学校之后,就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非常红火。而且,由于我们夫妻同一单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们都有新作品,我作曲,爱人写歌词,唱《送红军》之类的歌。那时候跟红军有关的歌曲都比较抒情,旋律好听,像《长征组歌》、《映山红》什么的,我们那时候的写歌风格也走的是那种路数。

在每年全县的各种文艺汇演中,师范学校的演出总是力拔头筹,质量最高,也最受欢迎。每次演出不是在经常举办篮球比赛的球场坝,就是在老电影院,有时候也会在县委礼堂。每次演出都挤满了观众,这时候,也是门口卖瓜子的小摊最赚钱的时候。县城很小,大家又都爱看文艺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场,台上的“光辉形象”到第二天就会成为一条街上八卦的话题。

那段时间我偏好排演歌剧,给学生成功排演了歌剧《江姐》的片段之后,又排了部叫《刘四姐》的小歌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这次是师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我爱人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由他扮演剧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剧中肖司令最终被刘四姐一枪结果了性命,于是八卦来了。演完之后,全县都在说那个“刘扬忠一枪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戏,弄得6岁的儿子气呼呼几天不理我们,死活不肯再看那个演出,连演出后发的糖包子这样金贵的东西,他都不肯吃。

我们的演出,服装、道具、舞美,无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笔。那时候演出服都讲究,大多是丝绸做的,我们自己买了料子和花边,自己设计样子请裁缝做。耳环就自己买珠子串,没有人打耳洞,就拿线串着,挂在耳朵上装样子。盒子枪都是我爱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画了样子锯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简直可以乱真。

其实,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那时,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校长请我帮他们学校排演一个节目参加汇演。我爱人便拿孩子们最爱看的一本小人书《会摇尾巴的狼》,编了一部童话歌舞剧,我给他们谱了曲,编了舞,把5岁的女儿也拉进来演了小白兔。演出很成功,一家四口以这样的方式圆满地合作了一回,大家觉得上台演出是天经地义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若是换到如今,我还会有这样的勇气么?即便我有,家人孩子们恐怕都不会那么配合了。

今天,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在那个年月多么的有头脑,或许正因为简单,人没有太多的杂念,所以有最单纯的快乐。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排演节目取过报酬,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付出的比别人多还是少,没有担心过自己是不是太出风头的问题。我安心于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工作让自己、让周围的人、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这大概是我对那段岁月缺乏痛苦记忆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随着文化馆在地区进行汇演。演出进行了一半,突然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人群在欢呼,一向对演出极为专注的观众开始呼啦啦往外跑,这让台上的我们莫名奇妙。突然有人对我们大喊:“别演了,中央出大事了!快出来吧!”场内人全部跑了出去,我们化着妆穿着演出服也从舞台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帮”倒台了。消息太震撼,新闻中欢快的气氛激动了我们,大家都在欢呼,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我们想起来后台有锣鼓,便跑回去拿出来敲锣打鼓开始满街游行,一边走一边喊“打倒四人帮,全民得解放”。

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那一年的悲伤和惊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这么快乐的消息作为结束没什么不好。

那狂喜的气氛延续了很久。很多从前不让放的电影,开始反复放映,广播里,像是要把从前没能放的歌一口气放完,满大街都是欢歌笑语的。我们家也借了个朋友的唱机,一天到晚大喇叭里放着文革前的老唱片,还有不少那时出品的红色塑料薄膜唱盘。方圆百米的街坊邻居都跟着我们天天听音乐,倒也没有哪家嫌吵的。

我们的文艺演出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话剧,剧本很快刊登出来,于是我们紧跟潮流。

我又被调回了文化馆,开始主演话剧。我们一口气排了《深夜静悄悄》、《于无声处》直到后来的《权与法》等一批新时期话剧。西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憋着一口方言普通话演戏,经常笑料百出,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自己,有时会笑场笑到演出无法进行。但是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于是我们文化馆毫不含糊地做了两三年的话剧团。当然,区里省里的汇演,我们唱歌跳舞创作依旧不耽误。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爷爷的葬礼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电报。这是个对我们全家都影响重大的消息,几年后,我们都跟随他离开了这块文艺活动格外活跃的土地。1983年,我原单位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调演,我原来参与编导的一个仡佬族风情歌舞《打亲敬酒》获了奖,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奖品,是一盏台灯。

后来不太听说有全国汇演的举办了。我原来的单位,据说也逐渐散了,家乡的文艺汇演渐渐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与丈夫的合作终究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那时候政府曾经想向全国征集新的国歌,县委宣传部领导很郑重地把我们夫妻叫去,让他写词,我谱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记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但我不会忘的是,那个过去的年代,我有过毕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观众。时时想起,还分外地怀念。

(郑丹口述,刘净植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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