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鲁:无名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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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1-9-29 21:06 | 作者: 马可鲁

马可鲁,1954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随父移居北京。文革时期曾下乡插队,马可鲁是七、八十年代“无名画会”的重要成员。1974年起参与各类非官方画展,其中包括《十一人地下画展》(1974),无名画会第一、二届公开展(1979、1981),北海画舫斋、《涂画展览会10人画展》(1985),朝阳剧场(被禁)、《七人画展》(1985,外交公寓)等。

1988年马可鲁赴欧旅行,同年底定居纽约,在美学习、工作期间,多次举办画展,曾受邀在多座大学讲座。2006年返回北京定居并设立工作室。撰写艺术文章并多次策划展览。

我这里叙述的是三十年前的一些人与事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地下艺术和它生存与成长的环境。其间,“无名画会”是我生命与情感弥足珍贵的一部分。

每每想起那个时代,似乎依然离得太近,因为柔情与苦恼依然存在。不记得是谁曾说过:“在一生的薄暮时分,很难想起和理解它的清晨……光线是不断变化的,对所见事物的理解也不断变化着的。”我始终无法用轻松惬意的口吻谈论过去的那个年代,玩世主义、调侃的姿态也只有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可以做到。

史习习

我苦苦追索过去,却发现已开始失忆,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起在什么场合与史习习相识相遇,大约是1972年年初。而去年他英年早逝,年仅51岁。习习没有敌人,只有朋友。我想不出任何人对他的非议。我和习习的相识早于认识“无名画会”的任何人。他热爱速写,速写本永远随身携带。速写画得如同它的主人,清秀隽永。当年我们常在一起朗读普希金、拜伦的诗,朗读艾略特的《荒原》。一起读《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在路上》。共同膜拜尼采。我们常通宵喝酒。1976年夏天,我一度住到他那文化部的宿舍楼,在一起度过日日夜夜。十几平米的屋子常常挤满人,青烟缭绕。浓浓的烟草味弥漫。听“披头士”和鲍勃·迪伦,两把吉它每天都敲敲打打,喉咙低哑地吟唱《魂断蓝桥》中那感伤怀旧的旋律。

安份羞涩的习习充满幻想,他幻想着犹如《在路上》里的主人翁,驾驶着一辆白色的大卡迪拉克,屁股门儿上胯着两把枪横穿美国,驰骋在西部的荒漠。他谈吐像老狄恩那样举止分明的牛仔。早晨醒来站立床头作手扶战刀状,自称是拿破仑。

习习也是忧郁的,他热爱马尔凯及马尔凯笔下灰色的巴黎,以至于我们常常整段背诵《人?岁月?生活》中描写马尔凯的段落。当然还有书中描写的莫迪戈里阿尼、苏金……

张伟

罗丹曾说:“一个人是在博物馆里学习绘画的,……一个人应该画他自己时代的图画,然而他是在博物馆里得到这种绘画情感的,这种情感仅在大自然中是无法得到的。”罗丹说对了一半,那是对法兰西画家。而我们确确实实是从大自然获得了对绘画的情感。

1972年冬季的一场雪,我写生午门,正午的积雪被湿冷的空气中的阳光照射,开始融化。我合上画箱,身边一个瘦高、皮肤黝黑的卷发年青人有礼貌地问我是否能看看画儿。我注意到他右手提画箱,穿了一件黑色的长长的棉猴。我们相互交换看了画儿。他画面用的是灰调子,笔法很帅地勾画出了积雪中正阳门外树木。而我的画儿很小,但笔触很大,画里最得意处是阳光下的红墙黄瓦与阴影部分的对比,尤其是阴影中呈蓝紫色的积雪。我们走了一下午的路,谈的都是绘画。

我敬重张伟。他是优雅的绅士和彻底的唯美主义者。第一届“无名画会展”时,他的油画《装卸工》引来争议。灰暗的画面,疲惫的工人,那是唯一的一次。但我始终相信当年装卸工的张伟的优雅,决不输给日后游荡在纽约东村的那个幽灵。

我欣赏他早年的写生,或明亮或迷蒙,非常简洁。八十年代后的抽象画,挥洒泼溅、简之又简。张伟也是疯狂的,1972年一个雨天,我俩儿酒后抓狂,一同在北京饭店后的霞光街冒雨写生。我的画面抑郁阴冷,他口中胡言乱语喋谍不休,将电车画成红色,挂在天上。

杨雨树

赵文量的小屋早已被画儿堆得满满当当,但终日人来人往,无数激烈的夜晚辩论,使这里成为信念确立的场所。昨日的毕加索被徐青藤打倒,今天无辜的塞尚又被拉下神坛,明天又和八大、石涛一起被重新供奉起来,最后总能握手言和。杨雨树最为言辞激烈,席间被他打倒的大师最多,但最后又谦然一笑,放人一马。近乎武断的他常在讨论中一针见血、不留余地,使其他人不由噤声。

他的激烈是性情使然、也是社会使然。他极端犯上、蔑视权威、愤世嫉俗、崇尚不接驾的八大。我还记得他高声朗读:“库尔贝说得对:我反对国家干涉艺术,我是个自由的艺术家!”

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文学、政治与哲学。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从帕斯捷尔纳克到索尔仁尼琴。讨论费尔巴哈的《神学论》以对中世纪罗马教会僧侣阶层的特权本质,了解神权政治的谎言与罪恶。整个七八十年代,在这个群体中,好像没有人在意或理会历届的官方全国美展,似乎从未提起。

杨雨树的绘画是华丽的、温暖的,也常常是温情的,常常使我想起古希腊雕塑那些残存的男子肢体。我诧异于那坚硬石头的质地,似乎竟带有体温。而他作品中的鼓楼与那些风沙下的北京胡同,则诉说着另外的隐秘与苦痛,我能体会到,却说不出来。

我以前从未在杨雨树的作品中看到如此压抑的气氛,我感觉到画中的愤懑。两幅“墙”的的创作日期均为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年,那年我也愤怒不已。想起一位朋友讲的一个故事:那年六月一个血色清晨,一位从广场撤退的抗争者,一路惊魂未定走到东华门,从护城河的方向边忽然传来一声京剧高亢拖腔。这位青年从悲情中猛然清醒,原来这座古城几百年的血雨腥风从不曾改变城里人的从容。杨雨树画墙、画宫阙、画寺庙、画北山中的陵寝、画寺庙前枝桠磐结的古树。

他是个本质上的温情主义者。我记得他喜欢《大路之歌》:“我轻松愉快地走在大路上,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那年他三十出头,身材魁梧,或白色或湖蓝套头衫,牛仔裤,腰板挺到直直。他景仰周亚夫、霍去病、石涛、八大、金农,近代的黄秋园与刘海粟,推崇凡高和塞尚,却说了不少毕加索的坏话。

韦海、郑子燕

子燕和习习、包乐安同住文化部宿舍。她曾讲起少时如何同男孩子一起爬墙上树,如何捱过那艰难的岁月,父母被斗,而后父亲辞世,母亲被关牛棚,她又如何为母亲送饭,同时还要照顾弟妹,如何胆怯地白天躲在家中看书、夜间受饥饿驱使到菜站偷菜果腹。

我对她素来满怀尊敬,她性情温和,大度而爽快。我至今不曾问过她关于她的父亲郑也夫,只知道他是当年鲁迅的学生中那十一个青年版画家之一。我见过他们那些具有强烈社会倾向、如柯勒惠支版画中那反映劳工阶层与社会不公,及对市井平民的困顿生活充满同情心的木刻。

子燕爱笑,说话很少高声,在她经历了一切结识了这帮朋友后,才落足在了友情与快乐之中。我们整日间谈书作画,她的画朴实无华,不娇嗔,不唯美。画面常见一条船,一颗树,一片水。孤独而静美。

北京的冬天很冷,我和子燕在车辆穿流的清晨画街道,在纷飞的大雪中画玉渊潭湖畔的柳树。手指冻得拿不住画笔。有一次,我们被一个小男孩唤去烤火,那孩子捡了些树枝,然后堆起点燃————我们俩都很感动。

1976年初,韦海帮我修复了一张用过的火车票,我带上全部的几十元积蓄,心中忐忑不安——渴望见到离别十六年的上海,还有十六年未谋面的生母、两个哥哥和弟弟妹妹。到了上海已经深夜,我径自靠着儿时的记忆,叩开了十六年前那扇家门……

不久,韦海和子燕同样靠修复的旧车票来到上海。那晚母亲煮汤年糕招待了他们。那次旅行中韦海和子燕恋爱了。张伟不久也来到上海,但禁不住对李珊的思念,第三天便折返北京,车到济南被查出无票,又没钱,下车后竟沿铁路走了很久,最后匪夷所思地回到北京。

韦海、子燕和我则继续南行。我们从来都是趁着夜幕溜上车,半夜或凌晨下车沿着铁路溜到站外。

我和二哥、邻居阿第、韦海和子燕去了杭州、苏州、无锡,一路正值江南早春,西湖畔枝条已绿。我和韦海子燕借宿在杭州美院宿舍子燕的亲戚家。终日徜徉在断桥、苏堤、白堤、西冷印社、林隐、虎跑、九溪十八涧及龙井村山后。我们还去了苏州半塔。梅园正值花季,阳光中满园是硕大团的白梅花。我们也在无锡的小街小巷穿行,在太湖边上作画。南方湿冷的气候把我的手冻得像胡萝卜。

一路自上海回京,又去了南京,这次住在张伟的阿姨家中。拜竭了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灵谷寺。我们去了泰山,三人努力爬山,路遇五位老妇人,结伴登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无论如何努力,每当我们歇息时,五位老人总是能神态安然赶上并超过我们。她们小脚、裹足、包头、不语、不喘,遇到山上人家,她们便叩开柴霏,以火柴施舍,让我们甚为感动。待我们到了山上,听说几位老人天黑前就已经到了山顶。

韦海骄傲而帅气,脸部线条厚实好看。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认识。进入学校不久,我便常看到他那一举一止的潇洒,很羡慕他和其它几个高年级的垄断着学校墙上那巨幅油画的制作。认识他后,常听他讲,造型、造型永远是最重要的。你的型不准!我们一起画素描,一起画油画。他的家在北京画院宿舍,出身世家。我常看到他眼中的轻蔑,而他造型真的比我准。

韦海的声音好听,记得他练了好一阵子美声唱法。他的老师是杨洪基,从他那儿我明白了杨洪基和沈湘唱法的区别。我常常起哄,和他一起在故宫的筒子河边练声,他轻吼一声,雄厚的共鸣声便从对岸的城墙打回来。但他的缺憾在于音乐处理,他从未完整地唱过一首歌。

东煤场5号

在我的记忆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些日日相聚的去处,简直太奢侈了。每一个地方不过十几平方米,然而最小的地方,是赵文量的东煤场五号。满屋子的画儿,一张大木床,两个凳子,到冬天,一安装炉子就没地方了。近二十年间,那里人来人往、不计其数。大家常常在屋里、门口,或坐或站,渴了喝口水,饿了下碗面,又继续清谈。常常到了半夜,还是会有刚来的人。早晨尿盆还没倒,便常常又有访客敲门。那时没有电话,也不兴事先约定。

聚会常常是马拉松式的,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从绘画技巧到理论。偏激的观点常会使争论激烈,甚至到气氛紧张的地步。大家也常在一起读书,这时气氛最好——杨雨树手执书本、引经据典;赵文量则开始画画,他画得随意极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震了,我被家人连拉带拖地从睡梦中拽到院子中央,那里已站着许多惊恐的人们。随之而来声音越来越可怕,仿佛世界末日。待平静下来,很久没有人敢回到屋里。挨到清晨,又是一阵强烈的余震。我不由地想起赵文量的小屋,心里不安起来。我执意要去赵文量处看看,家人不放心,劝我等等。天刚亮,我向赵文量的家里赶去,从我家步行十五分钟,并不远。好几个画友已先我而至,随后又有更多的画友赶到。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这一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煤场5号的小屋聚集过的年青人不计其数。属于“无名画会”的基本成员有:赵文量、杨雨树、石振宇、张伟、马可鲁、包乐安、李珊、韦海、郑子燕、田玉、王爱和、刘是、田淑英、邵小刚、赵汝刚、张达安、徐延宗、汪小波、马建刚、刘又非、朴茂华、杨延华夫妇等。以及“四月影会”的王志平。除“无名画会”外,常造访的画友有:刘韦星、刘韦伦、刘树信、周迈游、齐志远、洪麦恩、钟鸣、唐平刚、朱海东、赵百威、关伟、宋红、冯国东、任世民、曾小俊、王效宓、张寥寥等。星星画会有:马德升、黄锐、毛栗子(张准利)、赵刚、朱金石、王鲁炎、李爽、杨益平以及《今天》地下刊物的北岛、芒克、严力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

七十年代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小组曾拍摄了“无名画会”成员作画及东煤场5号的纪录片。1984年,西德《明镜》周刊曾到赵文量处专访。1981年11月的一天,吴冠中陪同巴黎来的赵无极来到东煤场5号,与“无名画会”画家见面。

白塔寺张伟

1975年春节,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一座居民楼里,一群年青画家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画展,画家们和数量有限的观众一起静静地庆祝了这一事件。这就是“无名画会”的前身。这次地下展览离1979年的“无名画会展”整整四年半。

张伟的家在这座当时北京最大最高的居民楼,那是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从远处抬头即可望见。这种另类的居住环境对办地下展览却是有利的,不容易引起注意。展览是由赵文量和张伟提议,由艺术家的朋友包乐安组织筹划,他既协调画家之间的关系,又协助作品搬运。参展的画家有:赵文量、杨雨树、石振宇、康万华、张达安、徐延宗、韦海、张伟、马可鲁、李珊、王爱和、史习习、洪迈恩等。画家们只请来了他们的朋友们参观展览,但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仅仅十八平方米的空间,近十位画家的作品都在其中。那晚还有即兴表演,史习习朗诵了他最爱的普希金的《致大海》,一位来客朗诵了“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出来吧,给你自由……”作为主人的云娘是担着风险的。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在中学教俄文。那晚她唱了一首俄语歌曲。

在那以前,张伟的住处就常常作为集体画室,好几个画箱一起支起来,气氛好极了。大家也常常集体出外写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画订在墙上,互相观摩。1975年后,北京图书馆进了一套世界美术全集,中央工艺美院也进了一套。通过在北京图书馆的关系,我们得以阅览到这共六十册的全集。那是第一次能见到如此大量的西方美术的印刷品。我、张伟、李珊、郑子燕、王爱和等人,一同在张伟家里,悉心研究、临摹塞尚、马蒂斯、高更、凡高等大师的作品。

这种共同作画的大场面,在张伟家里延续了许多年。大家在一起切磋,丰富了各自的调色盘,对这个群体的绘画形式、趣味和手法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邵小刚

小刚与我年龄相仿,又高又瘦。自我认识他起,他几乎春夏秋冬永远身着单衣,裤子总在脚脖子以上。他眼窝深陷,颧骨高高,下巴突出,嘴角紧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长长的身子,头显略小,寸头的前梢突出,像是帽沿儿,显得很滑稽,由于学究般的样子,由于总那么彬彬有礼,由于瘦高而微驼的身影,我们都叫他“高尔基”。

他的父母是中学教师。我常去他家,从第一次见到他父母,我理解了他与他的哥哥,何以如此性格平静、彬彬有礼——父母的谦和儒雅说明了一切。

我们大多家境艰难,我能知道他家有怎样的困顿,一家四口,住房不过十二平方米。只好自己简陋地接出一间,再用家具和布帘隔隔。他家住在一个破败庙宇后面的大杂院内。我每次去他家,都见到他父母平和的谦卑,孩子们的倔强,矢志的尊严。他小哥走后不久,他的父亲曾来我家找我,告诉我他的小哥电大自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威斯康星的一所大学。我真为他们感到欣慰。

小刚家离我家特近,他常来我家。有时候他和刘是一起来。每次都带着新画的画儿,让我指点。我记得那份诚恳。那个年代,我们大多数人之间都有的那份卑微的诚恳。我常常想起他那硕高的身躯,双手托着小小的巴掌大的纸片,像托着婴儿,托着鲜活的生命。

小刚从不画大画儿,都是小画儿,很多都在纸上。每当他找到纹路漂亮的纸张,他总愿与我分享。他只有一个用了很久的小画箱。1974年与他相识,我们一起画画儿,题材、趣味、手法自然相近。他的画儿不招摇、不花哨、不炫耀技巧。他感觉很细腻、平实,从没有过厚的颜料,也没有粗暴的笔法。我喜欢他的作品所体现的悟性,描绘对象时的诚恳与忠实。

邵小刚是1977年考上的中央工艺美院现代印刷系。那是刚刚成立的新系。他在学校的第一张电子分色印刷试样,便用的是我1971年的一张点彩写生“东交民巷的街道”。这可真是个大事儿,当他把几张印稿在我面前摊开来,我俩别提有多兴奋了。

他画了很多紫竹院的荷花,从远景到近景,画得高贵极了。

他曾与女友去了杭州工作,但是后来只身回京后做翻译工作,他英语很好,声音浑厚,说一口带着浓浓鼻音的美式英语。记得有时回到家中,母亲会说:“那个丑小子来找过你。”

我记忆中常常出现小刚八几年的样子:他身体前倾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着地,嘴角翘起,充满信心地缓缓笑着,笑得很好看。

不知是受“披头士”的唱片套上四人跨越斑马线照片的影响,还是从美国海军学院学员的装束得到灵感,1975年的一天,他说他学会了如何剪裁直腿裤。他找了一种银灰色布料,一共裁了七条直腿裤。几天后,北京的街道上,出现了一字排开的几个青年人,个个身着一式银灰色直腿裤。小刚我和习习,刘是,韦海?……想不起来了。裤腿紧绷,屁股圆圆的————回家被父亲看到,只是苦笑地摇摇头。

包乐安

包乐安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的矜持与木讷,恰恰是他举手投足必要的时间差,帮助他掩盖了生性中的冲动与幻想,无端平添出某种老成持重。而我却深知他还有放浪与无形的另一面。

七十年代初,他刚脱少年气,虽不画画儿,却终日与画家朋友为伍。

所有的画友自然也认为他是其中一分子。1975年的地下展览的组织,还有日后“无名画会”的组建,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与历史见证人,他与赵文量、杨雨树,与习习、冯国栋,还有我和张伟,都保持着长久的友谊。

1975年他20岁,一人远赴辽宁,远离北京,当他得知朋友们又将集体出游,到海边作画,就写了一封信给朋友们:

文量,雨树:

接连两天又收到习习和你们的来信,使我十分高兴,我以为人在生活中是需要从精神上得到刺激的,当感情上得到新的养料的时候,就会迸出新的火花,使我的生命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往往悲痛与兴奋使人的心理活动处于紧张状态,伴随着紧张状态而来的是心灵的主动性,使我们的心灵活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在这一不自觉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在一般状态下得不到的东西。关于我的为人与性格,我相信在我们以往的接触中,你们已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这一点,我们的感情相互得到融洽。我们看到任何一种友谊在精神上,心灵与感情的作用相辅相成。使我们之间互相吸引。从友谊的性质上讲,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情,是不应当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转变的……

友谊是在我们自身的生活中形成的,我们对于友谊的看重程度,是依据这种友谊在我们自身生活中的价值而定的。价值越大,对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各种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你的各种行为正是在创造着你自身生活中的价值。可以说,一个人对友谊的态度完全说明他对生活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以为任何一个人对生活都应该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谋求自己的目的,那么我现在的外地生活对我自己的好处可以在费尔巴哈的这段话得到证明:

“生活在幽静中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在孤独和幽静中他汲取了进行斗争必需的力量,作为思想家,他需要集中精神,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与搅扰,以便不受干扰地对自然界,生活及其奥秘的本质进行沉思。)

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愿意思想的人都是适用的。除了上述所表示的,我所需要的活动中获得到的快乐之外,天气好的时候通常进行散步,这里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是我在大城市里得不到的。对大自然新的感触,以及对以往我们共同生活的回忆,都使我觉得快活。

我清楚地记得你们从北戴河回来后那几天令人兴奋的情景,在互相的感染之下,你们创造了怎样的作品,从中汲取到力量。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可贵的。那么在这里,我预祝你们此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乐安,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晚

1975年9月底,“无名画会”成员集体去了北戴河。那时的北戴河并不对外开放,夏季基本用于中央单位开会及干部疗养。所以这么多人集体行动,没有单位介绍信是无法想像的。韦海不知哪里搞的部级介绍信,经过草酸和高锰酸钾处理后,再重新填写,解决了问题。那种技术对我们很简单,我常常为了画画儿请病假,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

那次出行近二十人,张伟、李珊在接到朋友们寄回的火车票再涂改修复后,也赶到了海边。可是,两个人仅仅由于在海边拉手而行,便被公安捕获,还审讯、搜身;并且由于两人没有介绍信,无法住宿,隔日便返回北京。据李珊讲,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外出远行。

海边的日子可谓神奇。朋友们一起在海边、在山上作画,每天日出前开始,日落后才结束。有一次杨雨树带几个人随渔船出了海。这次离开“文革”的生活现实,终日在海边畅想的日子,是大家一次艺术的“逃亡之路”,是呼吸自由空气,寻求“自然”与“美”的内心历程中的一束高光。

期间朋友们不断收到包乐安异地生活的来信。那年我二十一岁,史习习二十二岁,包乐安二十岁。从那次出行后史习习给包乐安的回信中,你会读到那个年代里关于青春与浪漫、艺术与友情的证明:

包子:

来信在诸位手里传了很久之后,终于落到张伟手里了,节前一阵儿批宋江的风把宝贝发回了北京,人一点没变,大家还像以往一样,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少不了到新侨大嚼一顿。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就又背着时髦的方跨包,带着一身的酸土气,直奔山西,过他的军旅生活去了。

北戴河之行终于实现了,参与这次远征的几乎是全部人马(只是杜霞一人没有去)。北戴河真是美极了,十月正是北戴河的淡季,街上没有什么人,从旅馆到海边中间隔着的都是别墅,全是空的,到海边的路也很短,夏季的时候可以从旅馆穿着游泳裤去海滩。大海真是太美了,能引起人无限联想……到北戴河我的心情是闪耀的、解脱的。一切顾虑都没有了,只有大海。我和朋友们的心情是轻松的,好像世界更纯洁、更壮丽,真值得活下去。人生真太伟大了,看到海突然觉得心胸变得更开阔了。

我同韦海每天都游泳。在这里向你介绍一个朋友:绍小刚,你可能认识,一个有哲学头脑的“嬉皮士”,我们在一起天天海阔天空地聊着、画画儿、玩和游泳。真太有意思了。

大伙儿的画儿画得都很好,而最得意的还要算老石振宇了,其中有一张画儿据赵文量讲是他十七年来最完整的。临走了,他又画了两张极得意的。

回北京的前一天,大海突然掀起了狂涛,晚上大家都到海边同大海告别。我站在岩石上背诵了普希金的《致大海》。普希金太伟大了!他的气魄像大海一样,他是那样地理解大海。以至我在读他的诗的时候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几乎哭了出来。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我第一次体会到“再见吧”的意思。我们一定还会相见的。

我的心灵充满了你!

我们是永远在一起的,但愿都市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永远不要把这种初恋的感情磨掉,我们要像大海一样自由,永远充满激情。

好吧,扯太远了,赵文量可能也给你写信了吧,不谈了。

祝友谊、自由、光明、智慧万岁。

你的二级瓦工史习习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七九年

我和赵文量一起去看了“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的展览,那些摄影作品及配诗的形式确是个创举。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的动乱和文化的禁锢,整个影展就如一注清新的山泉。摄影作品的意境,还有作品的诗中的意象,都已标志着伤痕文学的开始和朦胧诗的诞生。我当年抄录的纸片中有几首这样的诗,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抄作者的名字:

故乡的回忆
在异地,我依旧认出你、痴心的游子夜夜在梦中、把你回忆。
雨点同大地接吻,微语道“我是你思家的孩子”。

秋夜
月夜,耐心的等待,落叶却已经倦了。


树叶落了,蝉声消了,秋天来了,该结果了。

天葬
雪山的神鹰,把他的肉、他的血、他的苦与贫、他的罪与过、带去天国。
让他的躯体,化作一片、飘忽的寂寞。
还有一首描写残荷的诗,与我们画中常常出现的意境很相像:


浓郁的碧树枯萎了,温柔的粉红衰老了,盛夏的酷热过去了,喧嚣的蛙阵散场了。
现在,已不用再那么匆忙,抱着冷清的怀想、我轻轻地徘徊在这、安静下来的荷塘。

无名画展

1979年的一个春日,我们都聚集在赵文量处,等他回来。赵文量回来后告诉大家,美协主席刘迅和老肖接待了他,希望我们组织一个展览。刘迅告诉他:“我在监狱里就听说有一批年青人,坚持自己的艺术。”他出狱后回到美协,第一件事情便是找到我们,要我们组织一个展览。听到消息的那一刻的心情,今天是难以描述的。我想对于十几年从未展览过的赵文量更是如此。

成立画会要起名字。我记得那个晚上,大家不知提出过多少名字,不是嫌俗,便是嫌酸,再不就是太狭隘。起名字是很难的。石振宇提出“戈多画会”,取自先锋剧《等待戈多》。争论半天,又被否掉了。直到最后有人提议叫“无名画会”。

至于后来有人引用:“有名为天地之始,无名为天地之母”来解释“无名画会”名字的起源,那都是后来人的说法。

展览场地是画舫斋,包括南北两个主殿和东西两个辅殿。中间有一个金鱼荷花池,游廊环绕,荷花又大又高。如今回过头看,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办展览,是很气派的。

筹备期间,大伙儿凑在画舫斋擦玻璃、装框子,非常开心。展览的布局很有意思:北殿主殿中间赵文量,左右为石振宇、杨雨树哼哈二将,前殿为四大金刚张伟、韦海、刘是、王爱和、郑子燕、我、习习等。左右配殿为十八罗汉、郑子刚、杨延华、李珊、小田、张达安、邵小刚、赵汝刚等,大致如此。也颇有绿林好汉造反成功的豪壮。

张伟的《装卸工》遇上麻烦,刘迅要求撤换。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有史以来最宽松的,他仍然担心无法通过政治审查。刘迅找到赵文量,委托赵文量同张伟协商,顾全大局。当时张伟表示,如果不展出《装卸工》,他宁可撤出所有作品。最后美协妥协了,画没撤,展览中也没有再引发任何争论。

展览会开幕了,这在当时确实轰动,据统计,每日的平均的参观人数达到两千七百人次。赵文量存有数本意见簿,那是与观众交流的平台。有观众写道:“你们从神文走向了人文。”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艺术现实下,这恐怕是对“无名画会”艺术特点最贴切的评价了。

展览日期从1979年7月17至7月29日。

对峙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展览结束后的一天,马德升来到我家,我俩坐在胡同对面的台阶上说话。他告诉我,他在筹划一个画会,也希望我加入,我告诉他,我已经有“无名画会”这些多年在一起的画友。我也给了他建议,告诉他如何去找美协,去找刘迅,还有我们筹展的经过。那晚,我陪他一直快走到他在柴棒胡同的家才分手。

显然他们和美协没有谈拢。9月28日,“星星画会”在中国美术馆外东面的街头花园举办了露天展览,遭到警察干涉。10月1日他们举行了“争取艺术民主自由大游行”,又和警方发生争执与冲突。随后中外媒体都刊登了消息,西方媒体称之为“地下”、“反叛”、“持不同政见”。

11月30日,美协在中山公园召开了由刘迅主持的座谈会,参加者有三位报社记者。“星星画会”的马德升、黄锐、薄云、王克平、曲磊磊,“无名画会”的我和赵文量、杨雨树。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十一游行”这件事。席间的发言今天看来非常有意思。大家似乎是见招拆招儿,都说着官话。王克平坦率诚实地叙述了他艺术创作的历程,当他说到反传统的时候,新华社记者咆哮着怒斥“王克平,你也太狂妄了!”而王克平的从容与平静,我至今印象深刻。马德升的发言则是滴水不漏,他说:“……能展览,本身就是四届文代会、三中全会后艺术民主自由的象征。现在是事实,而不是白纸黑字。无名画会的同志对自然、对人民充满着爱。在最艰难的时期,把画箱改小,偷偷到郊外写生,被认为不务正业,条件极其艰苦。别人认为艺术家是疯子,但这些同志不是疯子,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

薄云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关于三顶帽子,不知反叛指反叛谁;指共产党,不承认。我们长在红旗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说反叛十几年‘四人帮’的僵化艺术则说对了。‘地下’不确切,今天的会议、展览本身证明我们是地上的。刘迅、美协支持我们。画会受法律保护。关于‘持不同政见’一词,是西方记者采用针对苏联东欧的高知阶层而言,同中国民间艺术家的情况不同。”我在会上代表“无名画会”发言,对“十一游行”问题,对“星星画会”露天展览都表示支持,同时谴责公安局践踏民主、法律,应负责任。

至此,七十年代将尽,时代将揭开新的一页。

是的,七十年代结束了。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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