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本来该有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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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这样的大题目是最难做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学、法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会相同。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力,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也有过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众说纷云的原因当中,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和一种人为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人们对于不同时代文学的划分,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它最大的理由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用“世纪”划分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里头记录的伟大文学。这些文学都和“世纪”无关。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所谓“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数千年里,方块字的文学发展和“世纪”根本无关。屈原、李白、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们,也都根本没有“世纪”这样的时间观念。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出最杰出的文学。

相比之下,华文文学和“世纪”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于是,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别无一物。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这几乎是一场毫不犹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化”。而我宁愿把外在的殖民、别人的“东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报》之邀来到马来西亚,参加“花踪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并在槟城、新山等地做过演讲。第二年,我发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提问的人提到的“李锐说过”是一个缩写和简化的“说过”。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我记得提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候,我的原意是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知做出的孤独探索。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同样表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伟大。在我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更伟大”这样的简单判断,我所强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在我看来,说李白比杜甫更伟大,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在这里,报导者或引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任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须缩写和简化。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是因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如果对马来西亚华人、华文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讲话变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那是一个长期受到压抑、歧视、排挤、剥夺的人群,在情感和语言上的直接反抗。这种反抗带有它充分的道义、情感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却也附带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希望用简单的否定来填满那个不平等的深渊。这在所谓发展中国家,在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地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反过来,这个缺陷立即被简单地本质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等等罪名,变成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指责。所谓“民族主义”的简单指责,已经成为掩盖压迫和剥夺、掩盖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经成为一切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原罪”。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所谓发达国家,在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来对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引出的争论必然是如此这般:

“你竟然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你显然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显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义!”

“你说莎士比亚永远是最伟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范,无非是在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显然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

这样的相互简化,离真实和理性越来越远,离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来越远。这种理直气壮的争论,几乎是立刻就把文学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之中。尽管我知道如今国际流行的文化气候是“政治正确”,但在我看来,文学要表达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要比政治宽广得多!一个中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和一个英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们的痛苦是同样的,这用不着事先选择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因此,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深刻表达的生命悲剧同样是文学,同样是伟大的艺术,这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同语种的文学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关于“欧洲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中心”、“美国文化中心”的判断都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种为了某种权力和利益而制造出来的神话。我知道,我这样讲文学、文化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的想像。而理想这种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人们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剥夺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别人的压迫。但是,在有所谓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之前,伟大的文学不是早已经存在了吗?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横行的同时,人们不是也一直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吗?难道在所谓的“欧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义”之外,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真的就没有任何另外的意义?被人剥夺、被人压迫、被人不平等地对待,已经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为什么还要用这不幸的忿恨去污染文学,为什么还要因为别人的压迫而诋毁最可宝贵的生命表达?最可悲的是,为什么还要把别人世世代代的剥夺和歧视,内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断尺度?用人世间压迫、剥夺的尺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划分优劣和等级,岂不是对文学、对人类最大的讽刺?

不错,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们也许无法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走向,但我们却可以相信文学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这无数努力所得出的结果,不管它是华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马来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文字所写成的,它首先应当是我们都深爱的“文学”。这是所有写作者本来该有的自信。

(本文是笔者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1年12月8日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所撰写的演讲文稿。)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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