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蔡元培:有天下而不与

Share on Google+

蔡元培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曾有人认为梁启超是现代史的开端,现代中国的开端者其实不止一人,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袁世凯等都是这样的人,但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讲,从传统士大夫的角度讲,蔡元培是现代中国真正的开端者。恩格斯曾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在这方面,张謇、章太炎等人旧而少新,胡适、鲁迅等人新而少旧,只有蔡元培先生在新旧、士仕、政道之间出入自如。

说蔡先生之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1935年9月7日,在蔡元培先生虚龄70岁前夕,他的学生和朋友如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等人联名写信给蔡先生:“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住宅,藏书的房屋……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物……”

据说蔡元培经慎重考虑,答应了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随着日本侵华态势加剧,送房建屋之事没能实现。他亲历清政府、北洋、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很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或说“国之重臣”,确实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那就是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1937年10月,蔡元培搬进了上海华山路寓所。一个月后,即在国民政府的安排下,从上海到香港躲避战乱。在香港生活了两年多,1940年3月3日,72岁高龄的蔡元培老人在寓所中,意外失足跌倒。3月4日蔡元培被送入香港养和医院,3月5日即病逝。在此之前,他的生活已经相当拮据。而他最喜爱的女儿蔡威廉已经先他一步死于贫病交加。王世杰先生回忆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在国难中,国民政府给蔡元培先生发布了褒扬令,称赞他“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千金散尽

蔡元培先生一生跟官场结缘。他自认喜好学问,1927年周恩来向组织报告国民党内的几大元老时,称吴稚晖为小丑、李石曾是花旦,也把蔡元培列为学究之列……但蔡元培相当有官运,以至于有人说他是最好的“学官”,有人称赞他是学而优则仕的典 范。

蔡元培的薪水是优厚的。他任北大校长时,月薪600元,相当于今天的四五万元。他让北大收留毛泽东,年轻的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月薪8元,即让毛泽东在北大一时安心工作学习,并自称北大经历使其终生受用。我们由此可知,蔡先生的收入档次。但冯友兰先生说得好,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于官位之外。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他们习惯了当官做吏后,再难以回归平实,再难以自食其力。这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自信自足是包括官吏在内的中国人中少有的。

1907年5月,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当时的他已经做官多年,如1898年弃官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又任中国教育会长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再次学习了四年之久。

因为公派留学机会搁浅,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国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做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还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元(编译)和5元(著述)的标准,每月稿酬100元(约合今人民币7 000元),以此保证留学所需,并维持国内妻子儿女的生活。

四年后的1913年,蔡元培赴法国游学考察,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蔡元培继续靠编译获得收入,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千字,每月3万字可得200元,即千字7元。一直到1915年,虚岁50的蔡元培先生爬格子半工半读有六年之久,他也在修身深造的动力下编著了不少著作,如《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给国人打开了西方的人文社科知识的窗口。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蔡元培先生有着庞大的人脉资源,他又得风气之先。他是不缺挣钱机会的。除了薪俸,即使靠他的一支笔,他也能够挣钱。比如1923年7月,蔡元培带着家人到欧洲考察生活。商务印书馆再次支付稿酬,约请他编写师范和高中所用《哲学纲要》等教科书,并为《东方杂志》撰写论文及杂记,使其有固定收入,计每月编译费200元、调查费100元,共计300元。在欧洲期间,蔡元培写了《中国之文艺中兴》和《简易哲学纲要》等著作。现在留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1923年7月16日给蔡元培信的手迹:“兹送呈全年薪水计银2 400元。又敝公司遏有研究之问题及调查之事项、拟求我公担任顾问,亦荷俯允,兹将全年薪水1 200元一并送呈,统稗察入。”

而在民国,蔡元培既是文化出版的制度开创者,又是受益者。据说,民国作者的版税收入多半在15%左右,有的作者如胡适高达25%,而蔡元培则享受过30%的高版税。

当然,中国的几乎任何时代,官场都是铁饭碗,都是高收入行业。蔡元培的做官机会太多,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甚至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元培属于那种对钱没有概念,大手大脚之人。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蔡元培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他第一个妻子王昭为此非常不满,丈夫乱花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两人经常吵架。蔡先生的儿子蔡怀新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学生。

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这些人,还有众多的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甚至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妻女以织履为生,家无隔夜之粮。廖平子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蔡元培。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即赠廖法币10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可见蔡元培的豪情出于至诚。他是一个真正实践了儒家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人,他是实践了传统中国人所谓的心忧天下的人。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蔡元培是真正的士。

蔡元培有官运,有天下,但他并不私心自用。跟一般文人不同,蔡元培的实践精神很强,他做北大校长时,学生闹事,他敢跟学生决斗。更早,他是主张暗杀解决中国问题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因此,他是真正如孔子、如尧舜一类的人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从他一生辞职即可以看出。

辞职,辞职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其实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自己也说“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甚至“畏涉政事”,“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但他终生都涉足官场,辞职之烦扰于他几乎是家常便饭。

1890年,24岁的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他主张用新的史学方法编志,但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

1898年,32岁的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后,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的行列,这一官职也是后来林琴南称他为“太史”的原因。但当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仍选择了辞职。

1900年,34岁的蔡元培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年多,学堂新旧势力争执不断,他支持新派,遭到出资人的干涉。蔡元培断然辞职,后勉强留任。次年,因办学经费的事再起矛盾,蔡元培选择辞职离开了。

1902年,36岁的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学校发生学潮,蔡元培支持学生退学,他自己则是辞职。

1912年,46岁的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向袁当面坚辞教育总长。袁世凯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相留,蔡元培脱口而出:“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17年,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四处奔波救助被捕学生,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当晚离京。后放弃辞职。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又复职。

1922年,56岁的蔡元培痛感对北大学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愤请辞职。后经多方挽留而复职。

1923年,57岁的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

……回顾蔡元培先生一生,他的辞职几乎是极为突出的一个特点。1928年、1929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理解蔡元培,只能感叹他是圣贤一类的人物。他没有我们普通人的私心,他有私欲或说生活喜好,比如好酒一类,但他在人格上是超凡脱俗的。他跟鲁迅、秋瑾一类的人物是同乡同志同道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但他的人格气象更高明广大,这跟他的周围环境有关,他是坐天下之人,德位相配,而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近中庸。

北大早期的历史本来是一个笑话,是京城人人皆知的藏污纳垢之地。但蔡先生在北大组织了“进德会”,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意在以改变士风以影响社会风气。蔡元培认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谤。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谤久矣,而止谤莫加自修”。

进德会会员分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蔡元培先生自认“乙种会员”,持“五戒”,一生不置产业,没有艳闻。可见他的自觉,他没有以丙种会员自居,正是清楚自己的意志力范围。

蔡元培先生的一生令人想到孔子的“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动作慎……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其备豫有如此者。”其近人有如此者。其特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其仕有如此者。其忧思有如此者。其宽裕有如此者。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其任举有如此者。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他的一生就是一篇“儒行”,他是孔子自称的“富贵于我如浮云”者,他是孟子所称道的“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者。他还是大禹、墨子那样的贤者、任侠之人。他同时又是老子等道家精神最珍视的“善摄生者”: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因此他能够在清末、北洋、民国的混乱而险恶的大舞台上出入自如,不和即辞职求去,赢得了各方势力的尊重。跟很多为环境绑架、有了把柄、短处而难得自由的精英相比,蔡元培的辞职以及置身于现代中国的精英上层,也可以证实他是最具现代性的中国人,他服务于国家社会,又拥有“无死地”的自由。

我们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可以试图接近这样一位圣贤的心地。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的贡献可谓大哉。恩格斯曾称赞但丁:“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我们看蔡元培先生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微信公众号:yuge005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0-16

阅读次数:980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