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算是富裕的知识阶级分子，胡适介于二者之间，他没有梁启超等人那么富裕，但远比鲁迅要多一些“财务自由”。有人甚至认为，如以纯粹的文人论，胡适的收入应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收入中的冠军。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9月，胡适给母亲写信，在北大饭钱每月才9元，他和高一涵合租一房：“彼处房钱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据说，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上课一个月，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月薪从260元加到280元。胡适给母亲写信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谓不多矣。……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据美国社会学家于1918年、1919年在北京的社会调查，换算出胡适一个月280元的薪资，可供当时北京五口之家的穷人开销三年。1919年度美国副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486美元，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628美元。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等于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换算成美元，胡适的年薪相当于3300美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还遥遥超过将近700美元。有人认为，蔡元培等人建立的现代中国大学，一开始就跟国际同步，也在于这种高薪给予知识人的安全感。
1917年，北京大学颁发给胡适的聘书，校长蔡元培
胡适虽比鲁迅小10岁左右，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即他就职的现代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跟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等相比，要优待得多。26岁时的胡适拿的月薪要高于36岁的鲁迅的月薪。不仅如此，做公务员的鲁迅还没有胡适在文化界的资源多。鲁迅到39岁即1920年时才有兼职的讲课费，到41岁即1923年才有了69元的稿费。而胡适在1918年即有稿费收入了，且是高稿费，当时的小报稿费千字一元起（今四五十元人民币），高者两三元；学术杂志高者也就四五元，但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允千字6元。此连空行在内。”当年3月胡适给母亲写信，“昨日商务印书馆有送来第二次稿费现洋45元，正好应用，这时候的45元，真抵得80元的票子。明天晚上，我在会馆请北京的同乡吃喜酒，大约两桌人”。
胡适的资源确实要多一些。他年少成名，进入文化领域，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算得上是“朝阳产业”。现代中国大学、现代中国新闻、现代中国出版都迅猛发展。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就希望挖到胡适。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元。”可见在个人的生活中，青年胡适有“海阔天空”的条件。
胡适的生活较公务员们宽裕得多。他结婚时自己就支付了600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0000元左右的费用。27岁时的胡适请北大朋友吃饭，一次就花掉了60元，相当于今天的3000元左右。他租住的钟鼓寺14号是个四合院，共有17间房屋，9间正房，5间偏房，加上厢房、耳房。庭院不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月租20元，相当于今天的800元左右。胡适租这样的四合院，也是希望把母亲接来一起住。
胡适的生活显然是今天北京的屌丝们难以相比的。他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四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四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具体到胡适，他的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胡适的家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米粮库胡同常常聚集了北京的知识精英
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后来的唐德刚也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友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因为胡适太有名了。他成名之早给他的生活铺平了道路，同时，他既深谙中国世故，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和人际交往而又不露痕迹的大师”。胡适远比那些在书院里正襟危坐、论学讲道的“村学究”要“现代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如鱼得水。
跟鲁迅相比，胡适的人生要顺得多。鲁迅的书多由他的学生李小峰出版，但也为李小峰所骗。胡适的书则由老乡朋友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版税一律为15％，远比当今的作者版税要高。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计胡适收入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远远高过鲁迅，有人说，胡适的收入是鲁迅的两倍以上。
20世纪30年代，胡适、鲁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黄金期。但鲁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约今2万人民币，胡适的收入月均1500元，约今5万人民币。可见二人的收入、生活不是一个档次。鲁迅曾有名言：“有谁见过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吗？”鲁迅终生的努力也就是挣得了中产的生活，而胡适自走上社会就是中产以上的生活。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2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小时。”
胡适的“成功人士”生活也使得他有余力救济他人。年轻的诗人汪静之多次写信求助，仅1922年一年借去了140元，今天的五六千元。1923年，汪静之跟胡适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元”的要求，“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林语堂到哈佛读书，得到了奖学金，他后来才知道，是胡适给的2000元，今天的小10万元……
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钱穆曾与顾颉刚同去拜访胡适，胡对他们说：“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必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
就是说，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其中重要者之一，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
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太太客厅”。座上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朱光潜、胡适，而林徽因虽为人妻，那样的优雅大方也是让男人们为之心仪的。每逢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谈古论今，皆成学问。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这其实是中外学者很少论及的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青年知识分子或小平头知识分子，因其谋生艰难而注定具有革命性；文青、小资知识分子则多流于文艺或自恋之中；中产、小康生活的知识分子则可以如鲁迅那样做观察者、见证者、启蒙者、革命者、救赎者，也可以坎陷到“客厅”“沙龙”之中；上层知识分子也可以如胡适那样启蒙、建言，也可以成功地指点江山或如天下苍生、文化何？……在这其中，上层知识分子或以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极易与社会脱节，他们认为自己不在人生社会的习俗、义务、责任等规范之中，许多挣扎、付出、苦难、辛劳、使命等，不在他们的关怀之中，他们是“豁免”的。他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即使身在江湖也会“心在魏阙”，一如今人说念念都在“海里”；他们也是孟子所说的治于人的“劳心者”；他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自认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者”。
胡适晚年与夫人江冬秀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了40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40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知识人的不同生活带来了不同的道路。尽管胡适的道路比鲁迅的顺畅，自新文化运动开始，“我的朋友胡适之”就称沸天下。但30年代以后，胡适在相当多的社会青年眼里落伍了，这些社会青年显然是以“屌丝”为主（李慎之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胡适不再是导师，借用鲁迅的话，“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胡适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是中产以上者，他是成功者，但他并不自由。
从老子、孔子以来的中国文人，都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活的安逸、热闹等等反而会消磨他们的精神，中国文人在“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清高里备尝磨难辛酸，还生长不出“赚钱是美德”“积累财富是使命”的新伦理。“胡适在新旧伦理中煎熬”，他有世俗的成功，但也在精神、学术、文艺复兴或革命等方面力不从心。
一如布迪厄的“合伙者”命名，他的自况小诗如此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善于演讲的胡适开始为听众所唏嘘，而年龄大的鲁迅反而成为青年瞻望的对象，年轻的史学天才张荫麟向鲁迅再三致意，说他是“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年轻的天才作家萧红问鲁迅对社会青年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的回答让年轻的小说家汪曾祺终生感动；而同样年轻的作家徐懋庸则说出名言：“人谁不爱鲁迅？”
*本文摘自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安身与立命》一书。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微信公众号：yuge005
余世存工作室 2016-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