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胡适:中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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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算是富裕的知识阶级分子,胡适介于二者之间,他没有梁启超等人那么富裕,但远比鲁迅要多一些“财务自由”。有人甚至认为,如以纯粹的文人论,胡适的收入应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收入中的冠军。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9月,胡适给母亲写信,在北大饭钱每月才9元,他和高一涵合租一房:“彼处房钱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据说,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上课一个月,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月薪从260元加到280元。胡适给母亲写信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谓不多矣。……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据美国社会学家于1918年、1919年在北京的社会调查,换算出胡适一个月280元的薪资,可供当时北京五口之家的穷人开销三年。1919年度美国副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486美元,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2628美元。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等于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换算成美元,胡适的年薪相当于3300美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还遥遥超过将近700美元。有人认为,蔡元培等人建立的现代中国大学,一开始就跟国际同步,也在于这种高薪给予知识人的安全感。

1917年,北京大学颁发给胡适的聘书,校长蔡元培

胡适虽比鲁迅小10岁左右,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即他就职的现代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跟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等相比,要优待得多。26岁时的胡适拿的月薪要高于36岁的鲁迅的月薪。不仅如此,做公务员的鲁迅还没有胡适在文化界的资源多。鲁迅到39岁即1920年时才有兼职的讲课费,到41岁即1923年才有了69元的稿费。而胡适在1918年即有稿费收入了,且是高稿费,当时的小报稿费千字一元起(今四五十元人民币),高者两三元;学术杂志高者也就四五元,但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允千字6元。此连空行在内。”当年3月胡适给母亲写信,“昨日商务印书馆有送来第二次稿费现洋45元,正好应用,这时候的45元,真抵得80元的票子。明天晚上,我在会馆请北京的同乡吃喜酒,大约两桌人”。

胡适的资源确实要多一些。他年少成名,进入文化领域,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算得上是“朝阳产业”。现代中国大学、现代中国新闻、现代中国出版都迅猛发展。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就希望挖到胡适。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元。”可见在个人的生活中,青年胡适有“海阔天空”的条件。

胡适的生活较公务员们宽裕得多。他结婚时自己就支付了600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0000元左右的费用。27岁时的胡适请北大朋友吃饭,一次就花掉了60元,相当于今天的3000元左右。他租住的钟鼓寺14号是个四合院,共有17间房屋,9间正房,5间偏房,加上厢房、耳房。庭院不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月租20元,相当于今天的800元左右。胡适租这样的四合院,也是希望把母亲接来一起住。

胡适的生活显然是今天北京的屌丝们难以相比的。他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四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四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具体到胡适,他的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胡适的家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米粮库胡同常常聚集了北京的知识精英

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后来的唐德刚也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友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因为胡适太有名了。他成名之早给他的生活铺平了道路,同时,他既深谙中国世故,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和人际交往而又不露痕迹的大师”。胡适远比那些在书院里正襟危坐、论学讲道的“村学究”要“现代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如鱼得水。

跟鲁迅相比,胡适的人生要顺得多。鲁迅的书多由他的学生李小峰出版,但也为李小峰所骗。胡适的书则由老乡朋友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版税一律为15%,远比当今的作者版税要高。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计胡适收入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远远高过鲁迅,有人说,胡适的收入是鲁迅的两倍以上。

20世纪30年代,胡适、鲁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黄金期。但鲁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约今2万人民币,胡适的收入月均1500元,约今5万人民币。可见二人的收入、生活不是一个档次。鲁迅曾有名言:“有谁见过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吗?”鲁迅终生的努力也就是挣得了中产的生活,而胡适自走上社会就是中产以上的生活。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2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小时。”

胡适的“成功人士”生活也使得他有余力救济他人。年轻的诗人汪静之多次写信求助,仅1922年一年借去了140元,今天的五六千元。1923年,汪静之跟胡适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元”的要求,“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林语堂到哈佛读书,得到了奖学金,他后来才知道,是胡适给的2000元,今天的小10万元……

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钱穆曾与顾颉刚同去拜访胡适,胡对他们说:“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必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

就是说,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其中重要者之一,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

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太太客厅”。座上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朱光潜、胡适,而林徽因虽为人妻,那样的优雅大方也是让男人们为之心仪的。每逢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谈古论今,皆成学问。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这其实是中外学者很少论及的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青年知识分子或小平头知识分子,因其谋生艰难而注定具有革命性;文青、小资知识分子则多流于文艺或自恋之中;中产、小康生活的知识分子则可以如鲁迅那样做观察者、见证者、启蒙者、革命者、救赎者,也可以坎陷到“客厅”“沙龙”之中;上层知识分子也可以如胡适那样启蒙、建言,也可以成功地指点江山或如天下苍生、文化何?……在这其中,上层知识分子或以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极易与社会脱节,他们认为自己不在人生社会的习俗、义务、责任等规范之中,许多挣扎、付出、苦难、辛劳、使命等,不在他们的关怀之中,他们是“豁免”的。他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即使身在江湖也会“心在魏阙”,一如今人说念念都在“海里”;他们也是孟子所说的治于人的“劳心者”;他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自认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者”。

胡适晚年与夫人江冬秀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了40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40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知识人的不同生活带来了不同的道路。尽管胡适的道路比鲁迅的顺畅,自新文化运动开始,“我的朋友胡适之”就称沸天下。但30年代以后,胡适在相当多的社会青年眼里落伍了,这些社会青年显然是以“屌丝”为主(李慎之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胡适不再是导师,借用鲁迅的话,“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胡适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是中产以上者,他是成功者,但他并不自由。

从老子、孔子以来的中国文人,都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活的安逸、热闹等等反而会消磨他们的精神,中国文人在“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清高里备尝磨难辛酸,还生长不出“赚钱是美德”“积累财富是使命”的新伦理。“胡适在新旧伦理中煎熬”,他有世俗的成功,但也在精神、学术、文艺复兴或革命等方面力不从心。

一如布迪厄的“合伙者”命名,他的自况小诗如此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善于演讲的胡适开始为听众所唏嘘,而年龄大的鲁迅反而成为青年瞻望的对象,年轻的史学天才张荫麟向鲁迅再三致意,说他是“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年轻的天才作家萧红问鲁迅对社会青年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的回答让年轻的小说家汪曾祺终生感动;而同样年轻的作家徐懋庸则说出名言:“人谁不爱鲁迅?”

*本文摘自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安身与立命》一书。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微信公众号:yuge005

余世存工作室 2016-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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