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2019的中国和中国精英的百年教训(下)

Share on Google+

2019-01-08

2019年飞出的第一只黑天鹅,就是习近平突然升级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恫吓,从而增加了台湾问题触发重大危机的可能。习一直想成就统一国家的“不世之功”,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自己面临空前严重的内外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升级武统的威胁?他想对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敌人传递什么信息?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此举是想告诉他所有的政治敌人,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住权位,为此,他不怕战争、不怕革命,不怕天下大乱也不惜生灵涂炭。

习近平发出这样的威胁,能保住自己的权位吗?当然不能,事实上,习的这种行为表明,他对自己能否长期掌权正在失去信心。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确实还有机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伤害,而且,即使习近平失去权位,甚至共产党失去政权,中国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也还会面临巨大的动荡风险。

百年前的中国精英,为什么没能利用一战后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利用国内当时比较充分的政治自由,建立起法治和民主秩序?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深究,对应对中国未来的挑战是有价值的。

很多人都知道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却可能不知道,这一年还是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决心走列宁的俄国之路的一年,同时,这一年也是梁启超提出“联省自治”,推动地方宪政来建构现代国家的一年。“联省自治”的思路得到胡适、陈炯明、谭延闓乃至毛泽东等不少精英分子的支持,一度获得不错的势头,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孙中山的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苏俄的深度干预是重要外因,而中国精英对政治大一统的信仰,则是重要内因。孙中山批谭延闓搞地方自治太天真,不理解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地方自治就意味着国家分裂。而持这种信仰者,在今日中国的精英中依然大有人在。这种信仰带来的一大问题就是,夺江山可以没有道德底线,保江山也可以没有道德底线。今天习近平为了保住权位,要打台湾,与当年孙中山、毛泽东为了夺江山出卖国家利益,是同样的政治文化逻辑在不同时代的表现。

百年历史证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选择作恶的路,而主张地方自治的精英们选择的是一条少作恶、不作恶的路。百年前选择地方自治的悲剧英雄们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是因为那个时代作恶(政治暴力)的空间太大。21世纪中国推动地方自治最大的机会,就是不作恶的选择空间比百年前大多了。但历史没有必然,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惯性是巨大的。虽然中共垮台已不可逆转,但再度改朝换代的中国,会不会建构一种新的政治大一统,也就是一种高科技的奴役制度?

孔飞力教授认为,中国晚清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王朝衰落”的挑战,也是“文明没落”的挑战。中国经济虽然在21世纪再度崛起,但与政治集权的古老传统共生的中国病毒,不仅再次令中国社会溃败,也再次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这一次中国的内部危机危及到了全球秩序。这说明中国并没有摆脱“文明没落”的危险。这个庞大而古老的文明,既有可能借力全球化实现“伟大复兴”,也有可能把许多文明拉下水。

RFA

阅读次数:201
Pin It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