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最先发生的大事是朴瑾惠成了狗血韩剧的主角。
锵锵三人行的编辑问我是否知道，我才知道这部剧在国内的解读里都跟邪教挂上钩了。准备了几天，搜集了不少信息，发现朴瑾惠并没有多少可指责之处。在锵锵，跟马未都先生搭档时，我说邪教一词不好这么用，人家是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的社会；没有触犯道德和法律，我们不能判断说人家是邪教。跟马光远先生搭档时，我们都说朴瑾惠请闺蜜看稿子没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自己的文稿不也是亲友是第一读者；如果涉及了国家安全机密那当然可议。
锵锵的节目自由随意，当然也有谈话节目都不免的遗憾，即不能深入展开。节目中窦文涛提到韩国人创教的热情现象，其实就是一大学术命题。何以这个小国有那么多教派？我原来有一个观点，日韩等国的宗教信仰现象东亚地区文明发动机停转后的自谋出路的表现。如果返观我们自家，国人“自谋出路”的信仰表现同样花样百出，说起来还是精英上层或君子大人的责任。
窦文涛还说到韩国民族的韧性，我曾给刘柠先生的书序中提到过，在地球太极中，东方是阴面，日本（可能包括韩国）是阴极而阳的阳点；这大概能解释我们东方人的阴柔。我们的阳刚也是柔到极处的。有人曾经说，看国内几个火爆的作家和知识人，无一不是阴柔男子。我有时也不免自省，我的阳刚特性是通过阴柔来表达的吗？
话扯远了，说剧情吧。这次韩剧的第一集居然就是富二代的失教引起的，看那个二代炫富，哪里有女孩儿的样子？她的行为够得上光棍行径了。有朋友想到了武王伐纣的典故，“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是不打鸣的，如果母鸡打鸣，必定倾家荡产。这个联想，估计谁都没有想到。
如果问我，我想到的仍是孔子说的“富而教之”。无论男女，一个人是否失教，都可由他的言行看得出来。敬畏，谦虚，乃是有教养者必备的素质。奇怪的是，很多二代，无论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戏二代、学二代，他们既无阳刚进取精神，又不知谦虚为何物。
是的，本周正是谦卦时空（10月31日-11月6日），谦卦正是说明君子的德性。君子有终在于谦亨，劳谦君子有终吉。“从基督教传统中走出来的艾略特写诗，我们的智慧乃谦卑的智慧；我也写诗说，我们唯一拥有的智慧是谦卑的智慧，唯谦卑无止境。”
这周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野夫收跪拜徒弟并答天下，荡起了“文化涟漪”。
在大理生活时，野夫就跟我谈过传承的想法，我们当时都是孤魂野鬼，野夫还有一幅照片，神情绝似卡夫卡。我们相信自己怀抱一种精神，这精神正面临失传的危险。野夫还以他特有的语言说，百年之后，能有一个人到他坟上磕头烧香就可以了。我们还想过，如有年轻人到大理来，跟我们一起读两三年书，说不定能够成就些东西。我是说说而已，野夫比我要认真得多，他真的观察身边的年轻人，帮他们出主意，资助他们，给他们提供机会。
这次野夫开门收徒，酿成了文化事件，跪拜是一个问题，野夫的文章又是一个问题。但这些问题无法讨论出结果，双方多边没有一个可信的平台，所谓的江湖已难一统，无人一言九鼎。而无论江湖是否有现代价值，它跟庙堂一样仍是当代中国的事实。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有网友还在我名下说，“余世存也就是一老江湖！”庙堂江湖的存在，使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失去公器，无论是纸媒还是网刊，更不用说自媒体，都不具备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公共性，这也是讨论难以进行的原因之一。人们的言论只能在各自圈子里表达，无论是自由派、保守派，都只为自己的圈子点赞。
失去公器的后果，是我们难以生成意义，难以正义，难以有天伦人伦感，难以有存在的欢乐。尽管移动互联给了无数人成名成家乃至史上留名的幻觉，但我们的名字只是给后人或文明提供材料，我们提供不了形式。
说到80年代的公共性，让我想起了尚扬老师。前不久见尚扬老师，他的活力、幽默一如寻常，他是谦虚的，又是当仁不让的，他的作品对传统中国艺术的创造性转化有目共睹，他的作品里有我们现代人的烙印，有刚性的、焦灼的东西。尚扬老师的阅读极广，但对他来说，最值得一说的是他80年代在武汉与萌萌、张志扬、陈嘉琪等人的交往，当时最新的好书、好文章、好电影，最新的人物，都在他们的视野里。
80年代的中国社会，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青年团体，贵州、广东、上海、甘肃、西安、武汉，我这样随意写下地名就能想起有谁当年在哪里，他们一起读书、谈论天下大事，讨论形而上学；他们虽然也只是一个一个的圈子，但他们的忧患和关怀在于天下，在于人类，他们称得上具有公共精神……跟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那个时候“活得多认真啊”。在北京，十几个年轻人从东南西北坐公交或骑自行车聚在一起，仅仅为了听一个唱片；而几个小伙子在一起为哲学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后，可疗饥的就是清水煮挂面……也许是社会物质普遍的短缺激发了人性的高尚其事，激发了精神向丰沛地带的探索。
谈论80年代的青年团体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明，我想，像尚扬老师等人都受惠于那个年代的朋友氛围，那样的生活使他们既能赋予人生社会以丰富的内容，也能赋予人生社会以形式意义。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尚扬老师和我聊起过萌萌之死，一个人的消逝意味着一个系统的某种缺失，萌萌的死使他们朋友之间失去了某种纽带，失去了切磋联谊和继续公共话题的可能性。这就像现代化的开放，一旦开放之门从内到外都关上，我们就只剩下了庙堂核心、沙聚子民及其各种江湖。很多人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遗民，独立地面对此世的“荒原”，四顾苍茫，一无凭借，自我导演飞龙在天的耻辱和孤家寡人的光荣。
艾略特还有诗说，“哦，我的人民，我为你做了什么？”“企求上帝给我们仁慈吧｜我企求让我忘记｜这些使我对自己讨论得太多｜解释得太多的事体｜因为我不希望再转动｜就让这些话来回答｜那已做过和不再做的一切吧｜愿审判我们不要过重！”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