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七斗八斗”,大寨自身受伤害

大寨人在那个年代里到处做报告,到处讲大寨人怎么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资产阶级斗,七斗八斗出了一个新大寨。还说“斗一斗,进十步;斗十步,进百步;步步斗,进一路。”“斗”成了大寨的一种象征。“大寨经验”以″七斗八斗“这一项在全国造成的影响最大,而大寨社员也最痛恨这个”斗“。

在大寨,除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之外,陈永贵还搞了许多″土运动“。除了″土运动”外,还有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真是天天搞斗争,处处搞斗争,这样就在大寨造成了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大寨的干部社员谁也不敢给陈永贵提意见,甚至不敢向上级和外来人谈论大寨的任何问题。十多年来,大寨简直是一个万马齐喑的独立王国。

把生活琐事加以夸大,无限上纲,或者事实真相还未弄清,错误事实还没核对,就乱批乱斗,并且急忙发布新闻,宣布取得阶级斗争的新成果,在大寨已习以为常。如1974年,个别人反映一个大队干部有(男女)“作风问题”,陈永贵马上主持召开支部会进行批判,强迫此人坦白交待。那位干部不承认有这回事。支委内部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此事没有证据。但是陈永贵硬是让党支部给这位干部“留党察看”的处分。

据了解,在大寨由于牛死马伤,说闲话,开玩笑,打扑克,戴手表,穿花衣服,顶撞干部,得罪干部家属等等原因,有被拘留,有的挨批斗,有的扣工分、减口粮、受处分,甚至被迫自杀。当时,有的社员强烈要求记者向上反映情况,以查明事实,昭雪他们多年蒙受的不白之冤。

发生什么事情都提到“纲”上,把人推到“线”上,不管事实怎样,“格斗勿论”或“先斗后论”。1966年,大寨从内蒙古买回十头母马,一头种马。有一天马群咬架,把种马的一条腿踢折了。正巧那天社员贾庆元、贾来顺去地里撒化肥,回来在饮畜池里洗了装化肥的袋子后忘记清池,一头奶牛饮水中毒死亡。陈永贵立即决定,把贾庆元、贾来顺和群马咬架时在场的贾纪元三人抓起来,用绳子捆上押送到县公安局进行审讯,并多次召开社员大会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扣上有意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展开批判斗争。贾纪元对记者说:“我1945年参军,东拼西杀,致残(三等四级残废)复员后,白天赶车劳动,晚上为盖房加班备料,一身血汗快流干了,还怀疑我。就是因为我好提意见,老陈给我记下仇了。”

文化大革命中,大寨通过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涉及面越来越广,整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文革初期,在陈永贵的支持下,大寨成立了“太行红卫兵”,抄了十几户社员的家。社员贾兴文好画画,因画了关公像,被打成牛鬼蛇神。1972年2月,在一次社员会上,陈永贵发现赵存棠戴着手表,大为不满:″现在这年轻人,我讲话不听了,开会不带笔记本,听我讲话不记笔记,戴着表明晃晃的,可了不得了!“还骂什么有人喜欢起″白白的脸,绵绵的手,花花绿绿的衣裳”来了,什么哪家社员“拿了供销社丢弃的烂木条钉了鸡笼子了”,什么谁和谁“又议论干部”了,所有这些都在被批判斗争之列。一些社员说:“文化大革命前,老陈一回来就下地抓生产,现在回来专听‘小情报’,听了就信以为真,专门寻事斗人。”

大干苦干,是大寨特色;违法乱纪,也是大寨特色。鼓吹“学大寨”是只学前者还是二者都学?从完整的事实真相来看,实际上是二者皆有。因为既然陈永贵服膺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遗余力地“七斗八斗”,他不违法乱纪才怪呢。从以上叙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蛮横嘴脸。这个做派当然很合毛泽东的口味,陈永贵也因此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有其君必有其臣,两者互相配合又互相利用,君臣合作,在中国广大乡村演绎出一场场沸反盈天之闹剧悲剧。

毛泽东之斗争哲学举世闻名。陈永贵深谙其真谛,将毛泽东斗争哲学玩得滴溜儿转一一“斗”字当头,争当龙头。且看陈永贵是如何表演的。

大寨的社员说,为了突出这个“斗”字,陈永贵不惜编造历史。自从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陈永贵就不顾实际,千方百计把大寨的事往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联。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更是看准了这个”诀窍“,什么运动来了,就接过什么口号,编造一套大寨早已这样做了的神话。危害最大的是,从政治需要出发,陈永贵精心编造了一整套大寨的阶级斗争史。

早在1966年,陈永贵就指使人写出了《大寨党支部19年》。1975年又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大寨30年斗争史》(未出版)。在这些“史料”中,陈永贵编造了大量谎言,歪曲事实,把大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英雄史”,讲他在几十年的多次运动中都是一贯正确,甚至早在建国前几年他就与资本主义道路作斗争了。为此,他不惜把他的老伙计、老领导统统打成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

陈永贵编造的“斗争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建设大寨的老功臣都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其打击的重点,是大寨第一个共产党员贾承福,第一任支部书记、全国著名的老英雄贾进才和在建设大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些人。

贾承福1946年入党后,曾担任过党支部宣传委员、村长等职务。陈永贵给贾承福扣的帽子是一贯坚持走地主、富农路线。经过调查,这完全是胡说。

陈永贵多次说,贾承福入党不久,富农李用中玩弄手段,托贫农宋勉妮当媒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贾承福的儿子贾玉慎。贾承福中了富农的“美人计”,和阶级敌人“穿了一条裤子”。而首先认识到贾承福和剥削阶级“打连连”的错误并与之斗争的是他陈永贵。

事实上,李用中土改时定为上中农成分,根本不是富农。贾承福的儿子与李用中女儿结婚是郭凤莲的外婆主动做媒,两个青年经过恋爱,于土改后的1954年结婚,谈不上李用中用女儿做手段拉拢腐蚀贾承福的问题。

但是,1968年,大寨整党时,贾承福被“劝退”出党。

“大寨斗争史”的第二个斗争对象是老英雄贾进才。他是大寨第一任党支书,任职六年期间,他领导了土地改革和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发展培养了大寨早期的许多党员(包括陈永贵)。大寨历史上贾进才“三让贤”的故事闻名全国,为什么贾进才又成了斗争对象了呢?

关于“三让贤”,陈、贾两个人有不同说法。

贾进才提供的情况是:陈永贵入党后,他确实多次向党组织建议由陈永贵接替他担任支书,但未被批准。1953年整党时,陈永贵批判了贾进才与地富划不清界线,贾进才再次向上级党委提出建议。这年支部改选时,陈永贵才当选为支部书记,他担任副书记。1955年,大寨从外地买回18头耕牛,陈永贵让贾进才去当饲养员。他赶上牛群到60里外的山里放牧,一去就是几个月不回村。贾进才说:“这样就把我和群众分开了,我成天和牛打交道,见不到群众,没有条件再做工作,当副书记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就把副书记也让出去了,只保留一个支委职务。后来,又把支委也推掉了。”这就是六十年代闻名全国的贾进才“三让贤”的故事真相。

这次调查,当记者问起“三让贤”的故事时,贾进才说:″什么让贤,我当时是干不下去了。咱也没有人家那本事,闹不过人家,让人家干吧。“

十几年来,陈永贵对“三让贤”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1964年7月,山西省委批发贾进才“三让贤”的材料时,陈永贵表示“贾进才永远是我的老师”。大寨在全国出名以后,再提“三让贤”,陈永贵就不高兴了,说:″什么让贤,是他贾进才干不了嘛!“1976年,陈永贵对受他指使写《大寨30年斗争史》的宋莎荫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又说他与贾进才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斗争史”的提纲中竟将贾进才写成是“走资派”。

从陈永贵十多年在各地的报告和为《大寨30年斗争史》口述的材料里,可以看出他同贾进才的斗争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著名的“老少组”与″好汉组“的斗争。陈永贵说,1947年,贾进才退出由贫下中农组成的陈永贵任组长的”老少组“,与一部分富裕中农拼凑了一个”名为互助,实为单干“的”好汉组“,公开与合作化道路相对抗。二是贾进才支持一个富裕中农提出的″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的主张,积极动员群众集股筹粮开煤窑,搞长途贩运,做投机生意,发展富农经济。陈永贵说,他与贾进才的错误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其实,这都是编出来的谎话。当年,贾进才根本没有参加陈永贵的“老少组”,更谈不上退出的问题。……

真相是这样的。1947年,大寨确实成立了两个分别由贾进才和陈永贵为领导的互助组,两组都有富裕农户参加,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相比之下劳力差些。陈永贵十几年来在全国到处讲演,说他出于阶级责任心,把一群老头娃娃编成一个互助组,他任组长,带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事实不是陈永贵讲的“老少组”老的里面最年轻的60岁,小的里面最大的是16岁。经调查,小的里面最大的赵大和当时是24岁,被陈永贵说成是只有12岁的梁便良当时是20岁。老的里面最年轻的贾喜善当年是55岁,还是壮年人。另外,陈永贵组里还有贾承让等一批壮劳力。

贾进才的另一条罪状是“发展资本主义”。真相是:当时人民政府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建立了农村供销合作社。大寨党组织动员群众把自己多余的粮食集股,由供销社经营贩运,并开办煤窑。这些都是正当的副业生产。而当时陈永贵也参加了这两项经营:开煤窑,他投了股份;搞贩运,他还赶了20头毛驴到河北邢台贩过棉花。但是,后来陈永贵却在“斗争史”中硬说自己当时同贾进才进行了“两条道路斗争”。

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过河拆桥,这种政治投机分子人们在现实中见得多了。但像陈永贵这样一个农夫竟然也将此玩得得心应手,实殊罕见。中国农民常见的狡黠特征在他向上爬时,显现得淋漓尽致。弄虚作假,谎话连连,此一时彼一时,陈永贵很会驾驭中国特色的社会机制,驶向心目中的理想王国。从以上叙述中人们可以看到,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但玩弄权术的心机却不笨。他是深知有权就有一切的“真理”的,在这一点他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力的异化与异化的权力混合在一起,让人们充分领教中国农民身居高位后的淫威。

盘点一下,历史上极权专制者哪一个能长久善待自己的臣僚旧故?“伴君如伴虎”可不是文人们的戏说啊!陈永贵在这一点也不会免俗,且看他是如何损人利己的。

陈永贵为了编造所谓“斗争史”,不惜采用损人的手段。1963年,大寨遭受洪灾后,陈永贵在县委派来的干部李锦荣等启发帮助下,提出向上面伸手有若干坏处;后来,在上级领导帮助下,又改成″自力更生十大好处“。这本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可是,后来有人把”十大好处“形成文字的李锦荣打成”对立面“。有一次陈永贵便当着李面说,”咱们1963年有场路线斗争呢!我总结了十大好处,让你给写,你不给写。“李锦荣明知这是胡说,也不敢说出真相。1976年,陈永贵审定拍摄大型彩色纪录片《大寨》时,竟然把李写成反面人物,作为陈永贵的对立面搬上银幕。还要李去化装成反面人物自己演自己。李锦荣受到打击一病不起,1978年因肝癌去世。他说:”只要老陈在,我‘反大寨’的帽子永远摘不了啦!“

1980年记者在大寨调查时,找到了当年与李锦荣一起在大寨驻队的一位公社干部。他一提起拍电影的事就哇哇哭了起来,说:″陈永贵为了自己扬名,把我们糟害死了!拍电影那天,陈永贵头上包着白毛巾,装着在炕下走来走去,瞑思苦想‘自力更生十大好处’,让我和李锦荣躺在炕上装死狗。陈永贵想出来一条让我们写,我们躺着不动,摇头摆手,就是不给他写。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有功的反成了罪人。这电影一拍一放,全国老百姓都看见了,陈永贵给我们脸上抺下的黑可就永远洗不掉了!“

在昔阳,许多干部都怕与陈永贵共事。他们说,与他一起厮混,不知哪一天得罪了他,或因为在政治上需要,他就可以把你搞成″对立面“,给你编一堆”罪状“,使你永无翻身之日。

“大寨斗争史”的提纲上还有这样一条记载:陈永贵说,不要忘了,那一年我与某某人“一夜间搞了六次面对面的路线斗争″。调查中记者找到了这位当年县上派驻大寨的干部,他哭笑不得,苦着脸对记者说:″啥一夜六次路线斗争!为工作上的事,我不同意他们的法子,他一夜不让我睡觉,一会儿就来砸门,非逼着我听他的不行。一直闹腾到鸡叫。这就叫一夜六次路线斗争?”

“七斗八斗”给大寨这个典型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支委梁便良、原大队长贾承让在1980年9月公社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算是把大寨‘整治’了。别人往起抬,大寨的干部也不自觉,造反的造反,升官的升官,翘尾巴的翘尾巴,走后门的走后门。今天斗张三,明天斗李四,搞得上下级关系不正常,群众关系紧张。不是文化大革命,大寨肯定成不了这摊场。“

陈永贵是个典型的人性异化分子。他的异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法避免一一任何一个人只要走攀附权贵之路,他的人性异化是必然的。大寨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本质特性被扭曲了,异化为农村极左现象的典型,但这个责任主要不在大寨。

在被树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之前,大寨的实践是自发的,大寨的成绩是自为的,大寨的形象是自塑的。在成为全国先进典型之后,接着进入文革时期,大寨的行为不再是自发的,大寨的成绩不再是自为的,大寨的形象也不再是自塑的了。依据是,陈永贵批判大经济学家孙冶方(《新大寨粉碎了孙冶方的谬论》,陈永贵,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五版),郭凤莲批判孔子的“中庸之道”(《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一一狠批林彪贩卖孔老二“中庸之道”的反动谬论》,郭凤莲,人民日报1974年3月7日第二版),那文章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可以肯定陈永贵读不懂孙冶方的著作,郭凤莲也说不清“中庸之道”的内涵。在那个年头,大寨人做什么,怎么做,不是大寨人能做主的。而报刊媒体对大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既不是大寨人能够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新闻记者可以自由决定的。(当时,到大寨采访的记者需要提交采访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然后才可以“有组织”地进行采访。)

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风造势的举措,不是自发的,不是自愿的,有些甚至不是自为的。特别在文革中后期,“农业学大寨”不再是一种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而是以政治为先导、以农村和农民为载体的政治运动。这样一来,“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是非得失,就很难说是大寨的责任,或者说大寨的责任有限。

陈永贵亦然。他的恶行充其量是一种“平庸的恶”。他本人对此应负的是次要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将他塑造成撒旦的社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换一个比陈永贵纯朴的王永贵,其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2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