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关于“类人孩”语——我的《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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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乡愁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

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

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今年跟鲁迅,后年就跟“哈哈哈”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 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

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类人孩”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在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

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不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

告别“类人孩”

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

当然,“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 “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

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 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天何言哉?予欲无言。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余世存工作室 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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