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淮生《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论是否在纸质媒体和影视媒体上显身，但凡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必是在网络媒体上出现。出现在网络上的中国真正公共知识分子里，只有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的名字叫淮生。
淮生本是农民，是生长在淮河边的农民。淮生不是农民，是在北京摆铺子做小生意的生意人，算是小商人。淮生终究是农民，是北京的外来人口，是携着妻儿到城里讨生活的“盲流”。淮生不愿是农民，以键盘为笔做起了公共知识分子。淮生终于还是农民，他告诉人们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求解放的真实想法。
淮生的文字总是谦卑的。他不以为自己有知识，不象我等所谓的知识分子，把逛街就可以看见的事实说成是知识。他不以为自己有学问，不象我等所谓的知识分子，把人本能就有的吃饭、走动、言论、尊重说成是学问。但他谦卑的文字，总是让我少有感动的公共文字中的一个。今天读他《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一文，竟是流出了眼泪。
中共的历史，是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又不断进行平反、昭雪的历史。淮生从中共曾经给右派脱帽、让知青回城进行补偿的故事里，判断中共总有一天也会给六四、民运类似的待遇。但他告诉我们，中共从来没有给农民“平反”、补偿过，而中国农民所遭受的远远要甚于右派、知青。淮生说的事实很让我悲伤。我悲伤的不仅是事实，更悲伤这是永远的规则，——在中共的治下，不论补偿，即使一声道歉，农民也是不能够得到的。中共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其基本的教条是把农民看作落后、愚昧的阶级，因此，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必然是要剥夺农民。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举行了城市暴动后进军农村剥夺农民；中国的农村革命道路更是依靠剥夺农民起家，而建设至今仍然依靠剥夺农民获得成本优势，将来也还必然是要这样。
淮生告诉我们，解放的右派、回城的知青本应该是最了解农民疾苦的，但他们一当解脱了自己的苦难，进入了城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权力，又恰是压迫农民的分子。这是事实，这事实让我觉得悲痛。淮生或许不知道，无论右派还是知青，在中共的政治集权、思想集权、教育集权、文化集权、经济集权、人身集权等等集权之下，本是属于中共的体系或是依附于这个集权体系的分子，虽然他们曾经是中共的被清洗对象，但这种清洗本质上属于“内部”的清洗，他们至少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其立场、观念与中共有着一致性。他们在表达情感时也许会“爱”农民，但一当站到集权主流地位落到行动，必然压迫农民，甚至，由于农民的天地曾经是他们的受难地，他们的压迫会在理性名义下空前冷酷。
淮生以农民的朴素对“六四”、民运人士表示了自己的敬仰、支持，但他问：“建立一个基本公正、基本正义的中国的使命，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摆脱奴役命运，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你们作为城里人，是否把拒绝接受不义、不公正的优待（相比于农民），纳入你们的计划？”他问：“你们成功了，诉求实现了，你们是否会像知青、右派那样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淮生的问题让我觉得悲哀。我的悲哀，是我看出，淮生的问题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六四”、民运人士所行的运动，不是民众的运动，他们行的是精英的运动。昨日我还跟一个历史学家谈起相关的问题，我说“六四”虽然堂皇得多，但仅从涉及社会阶层和民众运动的角度，比之“五四”衰退了不止千万里。精英运动的狭隘性反映了运动者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的狭隘性，不仅农民，甚至工人、普通市民也不能纳入他们切实的计划，而“成功”了，对农民而言，遭受精英主义的歧视一定难以避免。
淮生呀，你的所说、所问，让我流出了眼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农民的问题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别人所给的，——即使给了——也只能是要农民承认了是奴才后的赏赐。而这赏赐，在中国也是很难得到的啊！
新世纪2004.8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由淮生提供，发表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