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余世存
半生波折，将近知天命之年的余世存，终于在北京的郊区，为自己布置了一个理想的居所：院子里有花，有木栅和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屋宇明阔，有实木打造的整面墙的大书架；地下室用玻璃搭建了小小天井；室内一角布置成和风茶室，可以冥想，可以与来访的朋友小叙。最为奢侈的是，小区的背后，就是北京东部最大的湿地郊野公园。因而，余宅虽在都市之内，却端然有着世外的气象。
余世存说，他现在才懂得了穆旦的那句诗：“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我的朋友都在古人的队列里”
“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找绝对的时间也好，天神也好，上帝也好，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去打量我们的生活，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
——余世存
1990年，余世存从北大毕业。
对于这名出身农家的少年而言，北大四年，最为受益的，是读了很多书。读的最多的，是哲学、美学与诗歌。在校园里，他读诗，自己也写诗。
在校期间，余世存最喜欢的诗人是何其芳；然而，毕业之后，他开始迷恋穆旦。在他眼中，相较于何其芳，穆旦对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把握得更好。
余世存毕业的1990年，苏联失去了继续争霸的能力；而未来的赢家美国，则刚刚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
这一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一中教书，而按照他的理想，他应该进入文化单位，一展文史方面的专长。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现实都令人迷惘。
于是，他再次进入书的世界，寻求安慰与答案。
那时他是北京图书馆的常客；白天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萨特、梅洛·庞蒂；晚上写作随笔，半年攒下了十几万字。
两年后，余世存离开了北京一中，下海经商。因为那个时代的氛围，就是“大家纷纷下海和出国，想要去寻找更大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他骨子里并没有任何经商的基因，跳到海里做了两三年，不成。于是上岸，进入《战略与管理》杂志。在这本杂志，他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主编。
回头再看这段经历，余世存认为：“《战略与管理》，对我比较大的影响，是它让我从一个纯粹的有文人情怀的人，变成一个对这个社会的转型有一定了解的人。同时也开始对‘大文化’开始有点兴趣。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心态转向了对社会更深入的观察。我开始想搞清楚历史和现实转向，有点像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己觉得应该是做这样的事情。”
为了能更好地观察社会，也因为认识到自己想做的研究，在僵化的体制化思维下难以完成，1997年，余世存选择离开《战略与管理》，做一个纯粹靠写作来养活自己的独立知识分子。他认为：“这样的话，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应该更为客观一点。”
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精研“老庄”的张远山。起初，作为一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余世存并不太关注本国典籍。然而，接触到《庄子》之后，他被深深吸引了：“它最吸引我的是文辞之美，然后是高妙的哲学思想。萨特也用美来表达哲学，可是庄子做得更好。”
从此他发现，中国的经典体系如此丰富多样。对外，它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传统相区别；对内，它不仅仅包括儒家思想一条线索。同一个世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非正统的解释未必没有价值。这一发现是一条伏脉，延伸到他之后的阅读和研究里，催生了他剑走偏锋的研究路数，以及不断引入新“参照系”的努力。
所谓“参照系”，既是观看世界的一种视角，也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
余世存认为： “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找绝对的时间也好，天神也好，上帝也好，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去打量我们的生活，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
在媒体社会化、商业化尚未充分的的上世纪90年代初，选择离开体制，完全靠写作自给自足，是一个相当先锋的举动。有一段时间，余世存的日子过得很苦，生计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在那封著名的写给友人的《生活的压力的确过于艰难，过于沉重》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这段日子最常想到的是鲁迅在民初京城谋生时遇物价飞涨时的心态…..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顶著一口气的人，什么时候，这口气顶不住了，我也就完蛋了。生活的压力确实过于艰难，过于沉重。 ”
好在，他还有书，还有着“至高的精神”作为参照与支撑。这种支撑，“使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很苦难的人生中，能够活得很安心。”
余世存这样描述自己那段时期的生活状态：“我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在那读书，然后抄笔记及然后再把他们归类整理，这么写。觉得‘上有古贤’：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都在古人的那个队列里面。”
重新发现传统文化
“我去了大理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回，甚至像是一种逃：逃离都市，逃离纷乱的现代生活。 在这次“逃离”中，我重新发现了《易经》，发现了个体与自然、与时空的关系，像进入了一种大尺度的时间。”
——余世存
2005年，《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出版，成为当年的热销书籍，余世存也随之而火。
《非常道》不是长篇大论的学术书籍；而是以类似于《世说新语》的笔记片段，摘编了1840-1999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以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以胡适、陈独秀为表的文化精英；以钱钟书、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余世存开玩笑地说，《非常道》是比“微博”早出现5年的“微博体”。
名声大噪，余世存却再一次选择了“退场”。他从喧闹的北京，移居云南大理。
他在大理的生活极为闲适。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农家院，有8分地那么大。每天跟着太阳一起醒来。晒太阳、发呆、聊天、种花，读书——“在大理一天晒的太阳，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在大理，余世存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北京的生活：“在北京的时候，作为年轻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有听到的消息，每天都让你有一种好像生命被刷新的感觉，有一种意义感，但是你发现到了云南，你回头看你那些生活里，发现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很多是多余的，跟你自己没有发生切身的联系，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地跟你进行交流碰撞。”
他发现，2007年之前所有的读书和言说，都是外在的；“我和读书这个世界是分离的，是主客分离，我是把读书写作当做一个工具，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谋生也好，都是在当成一个工具。”
他曾引以为傲的知识，其实并没有和真正的生活产生深层次的关联。
而古人，也并不是这样：“传统的知识人，他的学问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用我们现在话讲，是一个通才。他不只知道书本上的学问也知道生活上的学问，就像我们去看苏州园林，我们会对当时的秀才和举人很佩服，因为他们自己能设计房子能盖房子。”余世存说：“他们的知识，能够和生活产生关联。”
很多在北京习以为常的事，在大理得到了重新思考和打量。
比如，他发现，在大理，当地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对时间、对季节，对节气的敏感。他们依旧非常清楚，哪一个节气的哪一天应该播种；哪一天应该灌溉，哪一天应该收成。
他意识到，貌似处在时间前沿的现代人，时间感已经“丢掉了”。都市人的时间都被标准化、简单化、异化了。
余世存说：“智慧的智，它跟知识的知不太一样的地方，智下面是个日字，日代表时间，那么知道时间的人才代表你有智慧。”
在余世存眼中，一个没有“时间感”的人，创造力就难以被充分地激活、发挥。
“司马迁讲：‘万物之聚散都在春秋之中’‘’。这个“春秋”指的就是时间。“余世存说：“一切的东西，包括概念本身都有它的时间特征，比如说诗歌，是春天的，属于东方；比如说小说属于秋天的，属于西方；戏剧是属于北方的，是冬天的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时间这个大坐标下去考量。”
本着这样的想法，他自庄子、老子一路上溯到《周易》，开始研究《周易》，研究人与宇宙、时间的终极关系。
他在大理隐居了三年，读完了诸子百家。三年后，大理越来越喧嚣。越来越多的都市人迁移到那里，试图寻找到一种世外桃源式的宁静与闲适。
余世存选择离开大理，再次回到北京。大理期间积累下的知识，化成了《家世》、《东方圣典》、《大时间》等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
2015年，《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一书出版。这本书被余世存的朋友们戏谑为一本“妖书”——在现代思想训练与浸泡中成长的现代人，和《周易》的距离早已渐行渐远。或者将之等同于封建迷信，或者只宣讲其中的“义理”部分，而对于卦象推算等则略过不谈。
余世存的研究方法，是回到《周易》的本身，回到它诞生、扬显的时代与环境。《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用通俗的现代语言重新阐释了易经，又以易经这个既古老又超越时空的更大的时间模型，对现代人的生活做出了解释与指引。
“我一直在说回到《易经》，是希望大家回到它本来的面目、状态，并且让它有效加持现代人的生活。古人说《易经》是“为君子谋”，而不是“为小人谋”，小人也指百姓众生，‘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我这本书就是要把《易经》还给大众，让大家拿回一个工具，用来理解自己跟世界、跟时空的关系。”余世存说。
这也是他从“西学”回到“国学”时，所秉持的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
“孔子活在今天，他拥有的也是一个人类情怀”
“即使孔子活在今天，他拥有的也是一个人类情怀，只不过他用的是中国的符号。”
——余世存
讲述中国传统“24节气”文化的《时间之书》的爆红，是余世存从未想到过的。
2016年11月30日，书籍付印前一天，中国的“24节气”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借了“非遗”的东风，《时间之书》一下成为了2017年中国人的“国民读本”，余世存本人也顺利晋升“国民先生”。
《时间之书》被称为是中国人的“时间简史”。余世存将二十四节气与人格、文明相结合：“以人道印证天道，以天道再反馈人文，以人文印证天文。”
余世存认为，节气不仅指导农业生产，也不仅指导我们养生，同时对我们人格是有提示意义的：“人在天地间，应该跟着天地的节奏一起走。
《时间之书》文辞优美、装帧雅致。依靠自己极丰富的知识储备，余世存旁征博引，文化典故信手拈来，间杂中外优美的诗歌作品；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之余，不乏对现代哲学、现代生活的追问与反思。余世存说，这是他写过的“最美的一本书。”
在他眼中，自己在2016、2017年的走红，是“否极泰来”，是长期苦难后，命运带给他的奖赏。
回望这几年的生活，他说，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是他人生中最为焦灼，最为艰难的十年。这十年中，不仅他所选择的这条“独立生存”的道路少有人能理解，自己也感觉行走在一条漫长漆黑的隧道之中，相信前方有光明，但却迟迟看不到那路的尽头。
“生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也是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去突破，如何去解决我们那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比如说东西方的问题，传统现代的问题，解决中国人的出路，解决我们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怎么生活，才算是很正义的。”余世存说。
2012年写完《大时间》之后，余世存感觉自己“慢慢地打开了。”
对于那些曾经一度困扰过他的精神问题，他慢慢有了更为客观和中立的看法。
“‘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式，是一定要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或者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做一个一个二元选择，这个是有问题的。”余世存说：
“多年以来，我们对西方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经常容易把西方很偏激的一种文化当做思想主流接受过来，没有正确的认识西方，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自己，包括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对传统文化是不屑一顾的，都认为传统文化是官方的或者是江湖的那些用来骗人的玩意儿。”
数年来对于传统文化的亲近和研究，对于余世存本人来说，首先是重新树立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在精神最为焦灼的那几年，正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之根，给了他抚慰、滋养与身心的安顿。
“还是找到自信，让每个人找到自己，找到自己跟这个世界最深刻的联系。”他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老外，我觉得其实都处于一种焦虑，这种深层和生活的这种焦虑，没有得到解决。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活的非常偶然，或者是像个投机的赌徒一样的，就是这个世界跟自己没有关联，我觉得我们责任就是告诉大家每个人都跟这个世界有深刻的联系，你找到自己跟这个世界的联系，你就能够得到身心的安顿，进而继续创造更新、更高级的文明。”
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一定要避免用二元对立的眼光去对待传统与现代。他希望，作为一名当代的中国人，一名当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一种开放的态度去对待、去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我们现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知道互联网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义就是共生，大家是在共生共享，所以没有说东西方是二元对立的，也没有必要说东方为体还是西方为体。那么刚才讲传统和现代也是，没有说用现代瞧不起古人，或者是用传统来瞧不起现代，不应这样，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眼光，这种眼光建立在开放的态度和方法基础上——我们对东西方、对于传统现代能够用一种更加平等的态度来看待。”
“即使孔子活在今天，他拥有的也是一个人类情怀，只不过他用的是中国的符号。”余世存说。
在《时间之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年轻人，你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相信时间，相信在时间分分秒秒的流逝当中，你没有完全白过，那么你所做的注定会有结果，注定会有影响。就像很多相信时间的那些智者、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没有在在世的时候看到社会走向开明，或者说人心没有走向好转。但是他们依然觉得无悔余生，自己这一生无悔。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相信时间，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时间的流逝当中自己做到了。”在采访中，余世存这样说。
本文转自“读者”公众号
余世存工作室 2017-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