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字子贞(或子真),早年更名十力,晚年自号漆园,又号逸翁。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熊十力的家乡是湖北省东部黄冈县上巴河以北的张家湾。家世穷困,其父为乡下教书先生。熊十力十六七岁即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阅读明季大儒的书与维新派变法的文章。1917年至1918 年,他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痛感革命党人竞权争利,对政治颇觉失望,慨然弃政向学。1922 年由于梁漱溟的推介,蔡元培始聘熊十力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讲授佛教唯识学。

1949 年10 月,移居广州的熊十力受董必武、郭沫若电邀,回到北京,继任北大教授。1956 年以特邀人士身份参加全国政协知识分子会议,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被聘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后来继任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1968 年5月23 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 岁。

熊十力生前出版的著作单行本就有二十余种,其中以《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十力语要》《读经示要》《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最为代表。

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35 岁以后弃政向学。他没有任何正规学历,特立独行,自学成才,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著名哲学家。他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扬孔子之道,主张思想自由及学术与精神的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 世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创建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体用不二”的新哲学体系。

风骨

熊十力的人格特征是“求真”“嫉俗”,甘贫贱,忍淡泊,“掉背孤行”,独立不苟,堂堂巍巍地做人。他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他经常劝诫弟子们不要好名好胜、好高骛远——“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

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八年,中华民族遭逢了深重的苦难。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虽生活穷困,却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

此时的熊十力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愈加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熊十力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这是他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十力拒绝了。

就在1946 年这一年中,熊十力曾两次退回蒋介石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介石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让他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给熊送去,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6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

“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 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了他处。

孤寂

熊十力自1950 年至1954 年住北京,1954 年10 月以后定居沪上。他埋头著述,写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虽在结构上、语言上风格不同,但基本理念一以贯之,仍以发挥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为中心。他坚持的,从未改易。

后来,熊十力虽得到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的保护,没有遭逢大批判的厄运,但总的说来,他内心深处仍然是孤独的、寂寞的、苦闷的。他有“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的无奈感喟,深怀道废学绝的悲情。

熊十力在1963 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

熊十力1962 年5 月29 日在致唐致中并请他转唐君毅、牟宗三的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海上九年中,独有一刘生(按指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其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

1962 年秋,王元化持熊十力老友、哲学家韦卓民的介绍信拜访熊先生,临去前,韦卓民告诉王元化,说上次韦到沪上看熊十力时,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韦卓民又嘱王元化:“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

王元化当时是被整肃、批斗的对象,他回忆——“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一九六二年十月,熊十力由沪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董必武(右)到民族饭店与他谈心论学。

1966 年“ 文革”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20世纪50 年代上海市政府安排给他居住的淮海中路2068 号小楼,被红卫兵轮番抄查。他被日夜批斗,勒令交代历史问题,并在街头示众受辱。大字报贴到门口,家中书籍手稿被撕毁、拿走或查封;继被勒令搬出淮寓,迁居到儿子所住青云路家中。北京来的红卫兵追寻到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某中央领导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等。熊十力一律回答“ 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创慧

在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熊十力是最具有原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熊十力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吾学贵在见体”。什么是“体”? 如何去“见”? 或者说,什么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如何以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去透悟、契接和回应它? 这便是儒家哲学的本体学和方法学的问题。熊十力正是从这两方面去建构他的哲学体系的。

熊十力的终极关怀,即在于为人类寻找回失落了的自我。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熊十力以探寻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

西方的实证主义,印度的唯识法相之学和中国的汉学考据,在熊十力看来,其根本缺点在于它们关注的不过是饾饤枝节,从而掩蔽了对于“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考察和体悟。因此,重新思考人的类存在的危机和人的类特性与类本质的发展,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并明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

熊十力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即是“明示本体”,哲学“ 以本体论为其领域”。他所说的“本体”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阳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

可见,熊十力之“本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的、刚健运动的“ 生命本体”,同时又是内在的“ 道德自我”即“ 道德主体”。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动,即是“本体”及其实践,即是人的最高本质,它涵盖了天地万物,主导着自然宇宙。

按照儒家的看法,人的存在必须以在世界上实现最高的善(至善)为必然目的。熊十力在这里强调的儒学之“ 本体”,是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将宇宙人生打成—片之整体。这样的“一体之仁”,可以推广到鸟兽、草木、山水、瓦石。也就是说,通过内在于人的“仁心”或“明德”之体,即人的精神生命与道德意识的运动或感通,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能够回复成一体。但是,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回复成一体的中间环节是“用”,也即是工夫,即是道德实践或社会实践。熊十力强调的就是道德(或社会)践履与良知、仁心的一致,工夫与本体的一致,外王与内圣的一致。熊十力形上学之主要思想渊源是《易经》和《易传》之能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学说。他同时也继承了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大化流行、即体即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以佛学之境界论、自我意识和刹那生灭、瞬息变化的观念强化了《周易》哲学的动态性和能动性。

熊十力所亲身经历的清末民主主义革命,使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又以类似的语言概括自己的哲学。

熊十力哲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强调了“健动之力”和“致用之道”,坚持“ 由用知体”“即用显体”,以欲明性,以有反无,由此彰显本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是人类文化与宇宙之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

熊十力哲学内蕴的勃勃生机确非他的前辈、同道和门生所能企及。他的“体用不二”论、“翕辟成变”论的特点是“ 深于知化”和“长于语变”。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是本体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论。陆王心学的心本论是一种道德扩充论,其“本心”“ 良知”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据,而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之一体,是其延长或扩充的起点与终点。

熊十力的心本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实践的意义,其本体是自然合目的性的“至善”,本体是依靠其实践来实现的。由于近代思想的影响和他本人的民主革命的实践,他没有把实践仅仅局限在修身养性的范围之内。在一定的意义上,本体的功用主要表现为文化创造活动。有本体即有文化创造,无文化创造亦无本体。

评价

熊十力关于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至今不失其意义;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体用不二”的架构,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范型。

熊十力的哲学及其在20 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我想借用几位著名学者的评价来表述。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指出,熊先生“著作丰富,内容宏博渊奥,确有甚深义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

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教授1952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之宗教趋势》中,特别是1963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资料书》中,较详细介绍20 世纪中国哲学家时,重点介绍了冯友兰和熊十力。在以上两书中,陈荣捷比较了冯友兰、熊十力二位先生,认为“熊冯二氏,而以熊先生为先,盖以其哲学皆从中国哲学内部开展,非将西方思想与经学苟合也”,冯先生则“太过西化”。他认为,熊十力“给予唯心主义新儒学以一种更稳固的形而上学基础和更能动的特性”。陈荣捷在给我们寄来的信中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非旧囊新酒之可比。”“ 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

1968 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熊十力”条的撰写者哈米顿(CH.Hamilton)博士认为,熊十力哲学“基本性质即心、意志和意识的性质”。他说,熊十力是中国观念论的哲学家,其《新唯识论》表示佛家、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美、英、法等国各种《百科全书》及《哲学百科全书》均有熊十力专条。无疑,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他的人文睿智不让同时代的东西方哲人。

熊十力的人格感召力和学术影响力之大,也是同时代的许多学人无法比拟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胡秋原等人都是其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熏陶,并接续、光大,推进、发展了他的事业。

熊十力的儒学本体论

熊十力重建的儒学本体论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以西学作为参照,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有作为外缘的、离开主体客观独存的实体,或超越于主体和客体的“第一因”“主宰者”,君临万物之上的造物主、上帝。儒学本体论则相反,即反对“把本体当作是离我的心而外在的物事”,反对“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或建立本体。这就是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的“不二”说。他强调天道人道融合为一,循着思孟和陆王心学的“尽心则知性、知天”的路线,将宇宙本体(或实体)内化为心性本体,并对“天人合一”“孔颜乐处”“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人生境界作了本体论(即道德形上学)的论证。

第二,以佛学作参照,熊十力高扬了《周易》形上学的生生不息、尊生健动的学说。先生之本体学说,不仅重立心性之本体,尤其重开本心之大用。根据他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学说,由即流行即主宰的本体开出了“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论。生命本体或心性本体是活泼的有内在动力的本体,其变动不居、流行不息的特征及能动性,决非静止的、“耽空滞寂”的自然本体或绝对精神所可比拟,同时又不是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所能取代的。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文化学概论》等。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