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一行数人乘上一艘巨型游轮,从斯德哥尔摩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观光。

我们乘坐的游轮是世界上最大的游轮之一,能够载客3000人。游轮行驶在碧波荡漾的波罗的海上,像一座巍峨的城堡,几乎纹丝不动。它那考验人的想象力的庞大,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泰坦尼克号”。我们乘电梯上到14层,步上宽阔的甲板,近处是飞舞的天鹅,两岸是森林见掩映着的童话世界一般的小村落。眺望遥远水天一色处,夕阳落下,余晖在我们的身上镀上了一层辉煌的金色。同行的几位学者,有徐友渔、朱学勤、许纪霖等人。徐友渔的夫人杨医生在瑞士国际卫生组织工作,专程赶来与丈夫会面,所以只有他们夫妻是“如影随形”,别的与会者都“形单影支”。旁人对他们很是羡慕,朱学勤打趣说:“你们应该学学杰克和露丝,到船头去表演表演‘我想飞’的镜头。”

听到朱学勤的话,徐友渔却不知究里,疑惑地问:“谁是杰克和露丝?”他问得很认真,就像在问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原来他没有看过那部具有倾城效应的电影。这时,徐夫人在一旁已经会意地笑了起来,她拍拍丈夫的肩说:“朱老师在笑话我们呢。”然后才一五一十地向丈夫解释“杰克和露丝”的典故。夫人说了半天,徐友渔才明白过来,憨厚地笑了。而朱学勤和许纪霖还是不放过他,“严厉”地指责他“脱离生活”。

每个学者背后都有很有趣的一面。很难想象文质彬彬的徐友渔会像杰克一样爬上船头的桅杆,然而在30多年以前,少年意气的徐友渔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从书写剑拔弩张的大字报的中学生领袖到大学校园里研究最枯燥的数学公式的大学生,从冷性的英美分析哲学转向热性的当代政治哲学,从文革的亲历者变成研究者,从“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的锦宫城到风沙扑面、寒气刺骨的北京,20多年的学术生涯,宛如弹指一挥间。其间,辗转于书本与人生、历史与现实之间,冷与暖、苦涩与甘甜,如同水中之鱼对水的体验,只有自己知道。

作为旁观者和后来者,我愿意把徐友渔当作50岁上下的那一代中年学者的典型个案来观察。作为他的同乡,我的这种观察更有一种亲近感。1947年出生的徐友渔,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记得第一次与徐友渔见面,是在北大东门外一家雅致的小茶馆,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许多,说话还带着跟我一样浓重的四川口音。像他的文章一样,外貌很温和,骨子里却有一种不可摧抑的气质。时代在他的身上打下的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同时也存在于他的学术取向之中;同时,他又有着超越他的时代以及同龄人的地方,这种超越,我们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近年来,徐友渔一方面埋头于相当专业化的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一方面深入地参与当下激烈的思想文化争论,许多争论的话题已经远远溢出学界,而开始受到公众的关注。跟马克斯·韦伯一样,徐友渔也在一手写冷性的学术文字,一手写热性的社会批评文字。走过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热,也走过了90年代的死水微澜以及“后学”与“国学”的“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知天命”的徐友渔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游学牛津、剑桥、哈佛等英美第一流名校并洞察西方当代最新学术思潮,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扎根中国今日纷繁复杂的现实境况并力图“庖丁解牛”,正如他在自选集《告别20世纪》的序言《不懈的精神追求》的结尾处所说:“面对中国这块广袤、深厚、古老而历经无数苦难的大地,每个研究者和思想者都不能不肃然起敬。任何轻佻和油滑都是亵渎,任何懒惰和取巧都是失职。我们应当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和姿态,观察中国、思考中国,在观察和思考中奉上我们对她的爱心。”

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英美分析哲学这一分支,直到今天,在西方哲学中依然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冷门。对于大学本科在四川师范大学学习数学的徐友渔来说,数学的根底也许是他选择分析哲学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不在于此。因为从性格上来说,徐友渔不是那种“躲上小楼成一统”、“板凳坐得十年冷”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这门“很学术”的研究方向呢?这是我与徐友渔初次见面时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徐友渔的回答果然与我的猜测差不多。他当时选择英美方向哲学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长于政治伦理和审美体验,拙于对经验的分析、缺乏逻辑、理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具体到写作上,中国的文人学者写文章,一般都靠气势和文采取胜,“以情动人”多而“以理服人”少,从《春秋》、《左传》到《隆中对》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是如此。我一直就很讨厌韩愈的文章,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其实思想专制、蛮不讲理、逻辑混乱,正是徐友渔所批评的“中国文章”的典型。一直到今天,文坛、学界以及媒体上的若干争论,依然呈现这种混乱的状况,大家的思维方法和行文风格依然没有根本的改观。

第二,一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思潮是从卢梭到马克思一脉的乌托邦思维。这一思路跟中国传统一结合,更是变本加厉,落实到现实层面,用徐友渔的话来说,就是“浪漫主义和独断政治,以及诗人气质的乌托邦狂热”。这种狂热,否定常识、否定科学、否定理性,宣扬的是所谓“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唐而“神圣”的观念,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徐友渔从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入手,开始了他艰苦的学术道路。他在进入具体的学者和学术著作之前,有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这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他的诸多研究都在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很快,他从罗素走向另一位大师——维特根斯坦,并发现了20世纪哲学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根本转折,即“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以此为论题的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誉,并于1995年获得“金岳霖学术奖”。

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几乎都在随着“诗人”的“雄心壮志”而“高歌猛进”。结果如何,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中国人,都能够咀嚼出浓浓的苦涩。因此,徐友渔对常识和理性的呼唤,尽管不如另一些人“锦上添花”式的、对浪漫和审美的把玩,但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他把准了脉,知道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徐友渔的这一选择,让我联想起近半个世纪以来“诗人”的泛滥,尤其是近年来,“诗人”们写不出诗歌来了,便一窝蜂地涌进社会文化批评领域,发高烧、说胡话。1993年顾城杀妻的丑闻,由一个诗人的丑闻演变成中国文化圈全体的丑闻。70年代诗坛先锋之一的周舵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文人看来,似乎诗人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谴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在宽容。”我们的社会被“诗人”和“诗人政治家”牵着鼻子走,已经多次走进了沼泽地。诗人本应该在一个虚构的文学领域发挥他们的才华,一旦进入现实政治层面,起到的十有八九是负面效应。可是,直到今天还有那么一些“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化人,如文学博士旷新年、青年作家祝勇等人在那里声嘶力竭地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自命精英,其实连那些只念过中学的出租汽车司机都不如——因为出租汽车司机清醒地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他们连开出租车的权利都没有,出租车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需要被连根拔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所谓“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他们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满脑子的浆糊和垃圾。民主总比独裁好、多元总比一元好、和平总比战争好、有自由总比没有自由好,这些是连文盲都能够作出的最基本的判断;可是就是有些所谓的“精英”偏偏要说,贫穷就是高尚、文革就是民主、伟大领袖就是我们的亲生爹娘。而这些奇谈怪论往往比徐友渔的“低调”更受到关注和欢迎。这也正说明启蒙之路任重而道远。

徐友渔的学术工作,其实是想给我们的大厦的底部添上一块坚实的基石。艰涩的学术著作,不过是申明常识的重要性,用周舵的话来说,就是表明我们坚定的立场:“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隙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塌台。”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爆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这是自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之后,中国知识界最有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一次论争。在这场硝烟仍然未散去的论争中,徐友渔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他与上海的朱学勤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与秦晖、何清涟、谢泳等学者一起,为捍卫自由的尊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说谢泳等学者把目光对准国内、对准历史,点点滴滴地挖掘本世纪上半叶以胡适和《观察》杂志同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先驱者们的思想资源与人格魅力;那么徐友渔则把注意力对准国外、对准当下,他利用自己多次访问西方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的有利条件,介绍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的最新成果和动态。两种选择、两种关注点,却殊途同归。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观点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90年代初期的“洛阳纸贵”的《中国可以说不》到90年代末期“新左派”占据南北两个重要阵地——《读书》和《天涯》并在大学校园产生广泛影响,中国社会涌动着一种让人不安的危险思潮。本土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与从西方泊来的所谓最新潮、也最有杀伤力的“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合流。国内有汪晖、韩毓海等为代表,国外有崔之元、甘阳等为代表,一时蔚为大观。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资本主义。而崔之元更是极端地认为,毛晚期的极左路线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

对此,徐友渔作出了有力、有理、有据的批评。首先,他根据自己在西方学界长期访学的经历指出,“新左派”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界的状况并不了解。像在中国被炒得炙手可热的“东方主义”大师塞义德,在西方并没有那样重要的地位,而“新左派”们将这样少数“校园政治文化”的代表者错误地当作了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这批西方学者实际上有很多局限性,他们都是文学出身,最初的专业是研究文艺理论,然后由文艺批评进入文化批评,进而进入社会批评。因为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均衡把握,而产生许多错误的判断。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介绍和宣扬他们观点的“新左派”或者倾向上近似于“新左派”的学者们,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是搞文学出身的。

其次,“新左派”们漠视中国的现实。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如果不顾时空的差异,一古脑地将西方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诊断移用到中国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中国的问题究竟是过分“现代化”了、过分“资本主义”了,还是根本没有实现市场经济、而处于被权力所支配的“伪市场经济”下?这背后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学者的“道德自足”的问题:作为“新左派”,在中国现实的舆论条件下,无论怎样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都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相反可能会得到官方的赏识和青睐;而作为“自由主义者”,一旦承接“五四”没有完成的反专制、反封建的任务,一旦呼吁个体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和法治,就会立即感受到僵硬的体制的压力。

某些“新左派”曾经批评自由主义者不关心社会公正问题,这种指责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比起空洞地摇旗呐喊的“新左派”们来,许多自由主义者才真的下了功夫研究了中国当下的公正问题,并梳理了西方政治哲学中大师们思想的结晶。以徐友渔为例,他在海外访学期间,就曾经深入研究了罗尔斯、诺齐克等大师的理论,并探讨是否能够对分析中国的问题有所帮助。徐友渔十分看重罗尔斯的《正义论》。因为在当初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时候,他发现相关的文献居然多达6000多种,而面前西方学者关于罗尔斯的研究文献也达到了5000多种。也就是说,罗尔斯的地位已经接近于维特根斯坦。与“新左派”们玩弄新词藻吓唬人不同,徐友渔的研究和写作是脚踏实地的,不作惊人之语,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徐友渔坚持的是“五四”所倡导的“启蒙”的立场,与那些时髦的理论比较起来,说“启蒙”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老调子”而已,对充满好奇新的年轻大学生没有多少吸引力。然而,正如徐友渔在他的另一本文集《精神生成语言》的序言《选择与道路》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有人敢于对他们称之为‘启蒙话语’、‘现代化迷信’、‘理性崇拜’、‘科学霸权主义’说‘不’,那么我凭着自己对当代世界思潮的健全理解和全面把握,凭着对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痛苦经验和曲折道路的铭记,要对某些时髦的西方思潮及其在中国的生硬移植说‘不’。”徐友渔最近的一次说“不”,是在2000年6月16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质疑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号称“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白银资本》受到刘禾等国内外的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其核心观点是:西方的强盛毫无内在原因可言,东方优于西方。对此,徐友渔反问说:“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我能够理解徐友渔背后想说的话,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明明白白地把它们说出来。过滤掉混入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义和团”思潮,需要我们共同来努力。

文革研究:“不堪”却“必须”的回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虽然“文革”结束20多年了,但“文革”研究在国内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如果说由于几代中国学者呕心沥血的努力,当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已经被推翻和改写;那么,“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说法却依然成立。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直到今天,研究文革依然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禁区”。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的懦弱和文革参与者的自私。文革作为一种精神毒素,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血液里。虽然年轻一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但他们在“后文革时代”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从思维方式到语言表达,不可能完全“青白无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并且是卷入极深的亲历者,徐友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革研究之中。对于他来说,文革是历史,也是现实;文革虽然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研究文革,可以说是揭自己的伤疤;但是,要揭别人的伤疤,首先就得揭自己的伤疤。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真诚和坦率。无论做什么样的学问,文革都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必须直面的历史,对文革的回避将导致整个价值立场的崩溃。

我曾经寻访过若干当年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或者或者对过去保持缄默,或者依然为过去的辉煌感到洋洋得意。尽管他们已经被排斥在政治中心之外并且几乎没有可能再次返回中心,但他们还是充满了参与现实政治运作的功利心。言谈举止之间,当年的“万丈豪情”依稀可见。徐友渔与这些同龄人迥然不同,他对文革、对自己的青春时代有着清醒的反思。在《自由的言说》一书中,有十多万字的篇幅属于“回忆录”,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当年在成都的“革命家史”道了出来。在一次闲聊中,徐友渔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他说在小乡村里最得意的往往是木匠。作为手工艺人,木匠常常走到乡村之外的地方去揽活。因此,比起终身呆在一个村子的人们来说,木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因为见过“大世面”,他便在同乡面前得意起来。这种心态就好像进过城的阿Q,情不自禁地要蔑视没有进过城的老乡。许多当年的红卫兵头子,用有点刻薄的比喻来形容,不过是乡村的小木匠罢了。徐友渔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有明显的“自觉”。他能够跳出圈子看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绝不当村子里的小木匠”。当个人的利益、荣辱、得失被超越的时候,历史的真实就凸显出来。

徐友渔在文革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在我看来,这本在香港出版的学术专著是研究红卫兵问题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红卫兵运动,让我大吃一惊:如果没有徐友渔所抛出的一个线团,那么这一庞大的迷宫,我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不仅是国内面前最有研究深度的著作,而且在海外也遭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首先,作者除了融合进自身的切身体验外,还采访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卫兵,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其次,作者对一些学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错误论断重新进行了考辨和修正,让一潭被搅浑的水恢复了清澈。徐友渔有自己特殊的研究路数,他曾经说:“我写每一篇学术论文,第一部分都是缕述西方研究者工作的优劣得失,再以更公允的论点,更扎实的材料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句话用来评价《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的研究风格,虽然平实,却是画龙点睛之笔。徐友渔的另一篇研究文革的、引起我注意的论文是《评〈剑桥中国史〉第15卷关于“文革”的描述》。这一卷《剑桥中国史》由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师级学者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我读书所能够涉及的范围内,徐友渔的这篇文字是对其批评最严厉、最尖锐,同时也是最有力、最到位的一篇书评。可以说,每一处细节都能够见出作者的功力和只眼。正是在这样的“短兵交接”中,学者胸中墨水的“有”和“无”、“多”与“少”见得清清楚楚。

就在斯德哥尔摩的学术会议上,徐友渔与崔之元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论争。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任教、充分享受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崔之元,依然用一口流畅的英文表达着他惊世骇俗的“观点”。他滔滔不绝地说,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胖胖的崔之元没有经历过文革,他不知道,如果他生活在文革时期的广西等省份,如果他又是“地富反坏右”之一,他有可能被活活打死,然后扔进锅里吃掉,吃他的人会吃得满嘴流油。我对这批舒适地生活在欧美、然后盛赞中国树立起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同胞厌恶到了极点。而徐友渔比我宽厚,他不厌其烦地从学理上跟这些家伙讨论,耐心而诚恳。我感叹于崔之元等人的愚昧,也感叹于徐友渔的纯朴。可惜的是,纯朴之于愚昧,有可能是对牛弹琴。

徐友渔的文革研究,在学术意义上已经开始向纵深拓展。而我更加看重他的示范意义:一个亲历者变成了一个研究者,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变化。他令大多数同龄人羞愧,也让外国的同行刮目相看。我最大的希望是,他的那些未能在国内发表的论文在著作,能够早日与国内的读者见面,特别是与青年一代读者见面。30多年前发生的一切,不应该像五千年以前的事情那样遥远。

徐友渔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和文革研究三个方面。而贯穿在他的学术生涯的,是“独创”和“教化”的矛盾。按照我的理解,今日徐友渔的苦恼,正是当年梁启超的苦恼。所谓“独创”和“教化”的矛盾,也就是“传世”与“觉世”的矛盾。是集中毕生之精力,完成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具有开拓性质的“传世之作”呢;还是甘当铺路石,致力于翻译、介绍和普及工作,为启蒙事业而献身?用徐友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才情兴致的最大发挥和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素质的提升,孰轻孰重,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一个处于国内最佳研究条件的人,其精力应主要用于追寻那千虑之一得,那耀眼的一刹那,还是应该全面、系统地介绍新学新知,为最后大规模的团队登顶拓荒铺路?”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正是这个问题困扰了从梁启超以下一百年来的几代知识分子。徐友渔虽然说自己力求“两者兼得”,实际上我从他近年来所关注的问题和所撰写的文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开始偏向后者,也就是需要巨大的牺牲精神的、默默无闻的启蒙工作。这一选择,表面上看起来仿佛是“下降”,实际上却是真正的“飞升”。

旌旗网上书店(20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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