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界的大佬政治

中国社会学30年来产生会长的程序大致如下。一,几位大佬商议出下届会长人选。二,将人选作为候选人送至理事会,每个理事在选票上唯一的候选人名下画圈或画叉,每次投票候选人均以绝对优势通过。究竟大佬几人,商议方式如何,外人无从知晓。但可以猜测到的是,几位大佬商议后征求过少数vip的同意。此有通告和谋求支持的意味。如此推测的理由是,每每正式换届投票前,圈内人大多知晓下界会长内定为何人。投票前内情外露,可以理解为这一方式的固有特征,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制度自信:传出去怕什么。

对以上程序作如下几点分析。其一,会长从费孝通传递到袁方可以称为禅让。费有这个权威。当他不再过问此事乃至仙世后,禅让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几位大佬的合议。这不是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成员需要有正式资格,元老院成员几人,如何从中产生下届首脑,均有章可循。而大佬合议较之元老院裁定要远为任性和不透明。其二,理事会之上有常务理事会。下届会长候选人的产生完全未经常务理事会审议,直接在理事会上投票。笔者对此有同情的理解:既然是等额投票,既然必定通过,不经常务理事会,也算免去了一个形式主义的环节。或曰讲效率,或曰坦荡荡、赤裸裸。其三,理事和常务理事均非选举产生,而是学会领导向各地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分配名额,多由各机构领导出任。理事会有浓厚的学术官员色彩。故此选举是由官选官,由未经选举的理事们经等额投票推出会长。

以上描述还望当事者们匡正与补充。

此种风格的所谓选举,当下极具普遍性。原因之一,人同此心。前任会长及大佬们或有属意之人,或相信自己的眼力,决意自己选定后任会长,只求披上选举的外衣。原因之二,上下四方的此种示范比比皆是,其方式及合法性可一并复制。

但是此种权力更替方式有其巨大的脆弱性:易引发不满,难回应挑战。例如,有个张三,不满意大佬们推出的下届会长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再比如,有个怪物郑也夫不满意会长都是学术官僚。而张三和郑也夫不会温和地劝说大佬们接受自己的认识,他们几乎无例外的会从表层的不满深入到制度的批判,即“大佬推选——等额投票”的方式。

制度是为着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而制定或演化而成的。当其效果逆反、催生混乱之日,必是改革之声鼓吹之时。

二,认识改革的心路历程

我是个理念人。成为这一角色可以追溯到80年代我步入学术界之初,甚至追溯到敝人的知青岁月(1968—1977)。敝人好逆向思考,以言论为快事,但从不诉诸,乃至拙于行动。我终生铭记马克思的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笃信:讲清楚一个道理,就能影响和改变社会。2007年我写出的《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便是理念人的典型行为,以为说得这么透彻、雄辩,焉能没有效果。而从1994年我撰文反对发展私人轿车,到2007年这篇《刍议》,现实生活一步步消蚀着我曾经的信念,我渐渐认识到:改变社会更靠行动,而非理念,尤其在当下中国。

2004年一个叫布罗维(MichelBurawoy)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他说: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我与布罗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形成了同样的认识。我已经在一些事情上以做代替单纯的说。

从笃信理念转变为看重行动的根据是:权力者可能会畏惧或漠视一种理念,却必须面对人们对自己切身利益的正当诉求;大众很可能麻木于精英们的理念宣讲,却每每同情身边被压迫者;理念的追求能否持续殊难预料,而利益诉求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压迫与剥夺将长久存在。而被压迫被剥夺者中必有不甘心者,即使比例不高。变革的要素是动力,没有动奢侈谈什么变革。利益诉求的动力永存,故可以对其寄予厚望。我理解的权利与利益是宽泛的:土地、房屋、被选举权,等等。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将辐辏出一个讲理的、有规矩的社会。

我不会梦想自上而下的改革。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无权者愿意这样看:有权者未被推动而无作为,责任在无权者;有权者受到推动仍无作为才负有责任;就是说公民也有公民的责任。更大程度上,你去“推”,才有管理者的“动”。具体到学术界,我不相信社会学的新老会长们会自觉自愿的改革会长产生的制度。我们必须拿出一个他们无法漠视的行动。故在抛出《刍议》十年后,写出了《我的自荐书》(《南方周末》,2017年3月23日)。

三,自荐书发表后的动静

《我的自荐书》于2017年3月23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对社会学界来说这应该算是爆炸性的新闻。但该文发表后我竟然没接到同仁一个电话。因该文发表时被删节,我将全文挂到我的新浪博客上。只有十个跟帖评论,和我以前的一些博文相比,少得可怜。我明白,这话题圈外人不明就里或漠不关心,圈内人极度敏感故沉默是金。为让圈内更多同人看到此文,参与讨论。我打听到中国社会学网站负责人的手机,3月27号发出短信要求该网站挂出此文。对方回信说要请示领导,我略有不解,29日发去短信:“网站是价值中立的平台。它登出的文章不代表主办者的价值观。如是,它拒绝挂出的文章要么是空洞无物,要么是和政府抵触令主办者为难。《我的自荐书》已经刊登于报纸显然无二者之嫌。敝人是社会学中人拙文讨论社会学界要事。刊登不说明你们在价值观上站队而拒绝刊登则有价值观上站队之嫌了。上面的话请转给领导。也请将他的意见告诉我。”他回信说转给领导了,我催问多次后他们于4月5日方才回复:“经社会学研究所信息化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讨论,认为中国社会学网是刊登学术文章、会议征文、数据资源、公告信息类的网站,现在还无适当的栏目可以登载您的自荐书。感谢您对中国社会学网的关注。”我以为这理由完全说不通。同人的网站如此狭隘和封闭,不如不办。

几天后,一家报纸拟就该事件追踪报导,我给他提供了十多位社会学家的姓名电话。过后他告诉我,其中大部分人拒绝接受采访。大约五人(不足名单三分之一)接受了采访。其中三人要求匿名。支持我文中观点的有三个人,分别为潘绥铭教授,郭于华教授和外地一位资深社会学教授。三位的具体看法恕不详述。匿名的批评大致如下:郑也夫多年不参加年会,不缴纳会费,无参选会长资格;郑也夫是个公共社会学家,早就脱离了学术评价系统,很难产生出标准化的学术作品。我觉得这两点意见都忘记了一个前提,即大佬们产生下届会长候选人的传统方法是否会改革,不然评议敝人高下做甚。比如说,如果我出席过年会,缴纳了会费(我听说都是集体缴纳),就有资格成为候选人了吗?批评我的学术能力和作品质量也存在丢失前提的问题。我既然要求参选,索性对此回复几句。不生产标准化作品,在批评者看来是个不足,而我觉得学术上生产出标准件是可怜的,我会竭力避免。我专业不专业要在比较中判定。不能说《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大多不专业吧。我在该刊上发表过七篇论文。这个数字高于不止一位前任会长,也高于传闻中的下届会长。我的著作《代价论》《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我以为都有足够的专业水准。

其实我被上述批评拉偏了。讨论我个人高下是小问题,讨论会长产生方式才是大问题。我以为这个大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一,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应该由全体会员投票产生,还是由理事投票产生。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应等额选举产生,还是差额选举产生?。三,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任期。提出这样硬邦邦的问题,被采访人很可能拒绝回答。且答复的人过少,不足为证。匿名的问卷或稍有助益。故我设计了一个问卷挂到网上。

四,问卷

填写问卷者中,社会学界160人,其中社会学教师或研究人员122人,学会理事或专业委员会理事40人,在单位有行政职务的23人,29-40岁占54.4%,40岁以上占25%.

社会学界160人中,81%赞同直选,即全体会员选举会长。

96%赞同差额选举,49%选择三人差额选举。

45%赞同两年任期,38%赞同三年任期。我赞同任期一年。我怀疑选择二年、三年者是没读过或没读懂《我的自荐书》。在换届衔接上,美国社会学会长一年制要比我们的三年制更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项问卷调查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身份均为自报,笔者无从判断其真实性。虽然回答问卷的人数不少,但非随机抽样,也无回收率的参照。笔者以为,这是一次抛砖引玉。希望其引发的争议促进社会学学会与社会学业内的某调查机构合作,对会长选举制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问卷调查。

长期以来,问卷调查是我们学科的长项。我们针对外界的种种事项,做过不计其数的调查。在业内议论纷纭之际,是拿起这一工具扪心自问的时候了。

五,我的几个观点

选举的关键,不外如何选举与如何产生候选人。

选举方式。其抉择不外由全体会员选举会长,还是由代表即理事们选举会长。笔者毫不犹豫地认同前者,即直选。理由有二。理事选举会长,意味着理事代表会员们选举会长。但现在的理事不是选出来的,故他们代表不了会员。换言之,理事会若只做传递信息之类的事项,其产生程序不够严格也罢,甚至由各单位行政官员担任亦可。若要承担选举会长这种过硬的事情,则理事们必须是选举产生。而选举产生数百名理事,谈何容易。其二,学会的规模,即会员的数量,与采取直选还是二级选举(会员选举代表或曰理事,代表们选举会长),有一定关系。中国计算机学会4万余名会员,他们采用会员选举代表,代表选举理事长的方式。而其会员选举代表的规章,极其复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其网站一阅其祥。美国社会学学会8000余名会员,每次换届大约半数会员放弃投票,即约4000名会员直选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3200余名会员。这个规模的学会,若采取严格的二级选举,无异于自找麻烦。

选举人的产生方式。我认为等额选举不是选举,是披着选举外衣的另一种游戏。我不是一个僵化的人,脑子里没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我对这另一种游戏并不抱绝对拒斥的态度。我认为,与其几个大佬推出一个所谓候选人,在理事会上经等额投票通过,还不如索性几个署名的元老,类似元老院,推出下届会长,不必走投票的过场。它大大好于形式主义的投票。为什么?不浪费精力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匿名大佬推出候选人由理事会投票来背书,推举新会长的责任人隐身逃遁了。与之相比,署名的元老们推出下届会长,是有责任人的。无责任人的事情怎么能好过有责任人的事情呢。重读马克思的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制度抉择及辩护要说服人,就要彻底。表里不一的方式与说辞,岂能赢得人心。若拒绝差额直选,就索性选择元老院推出会长的制度,并踏下心来为之辩护。若没有建立元老院的勇气与责任心,逻辑上就只剩下一条出路了:差额直选。

至此,候选人如何产生成为最后的关键。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方式是经100名会员推荐可以成为候选人,而最终面对选举人的是两位候选人。问题是如果被100个会员推荐的候选人超过两人,是如何筛除多余,留下两位呢?笔者尚不知晓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做法,望知情者赐教。笔者直观的感觉,候选人从N个变为两个,靠哪个小组来完成,他们经何种程序获此权威,都绝不简单。中国社会学界同仁须借鉴、研讨和商议。

我倒觉得还有另一条出路,即不筛除候选人,让N个候选人一同面对投票人。略述如下。凡经100人联署推荐者统统成为候选人。选举以电子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每个会员在注册中明示自己用于投票的邮箱。学会预告投票时间,比如某日晚20点至21点。会员可在家中或办公室参与投票。网络投票进行多轮,每轮5分钟,过时不投票以弃权论处。每轮每个投票人只能投一人,否则以弃权论处。若候选人多于十人,第一轮投票淘汰一半的候选人。以后每轮投票淘汰一人,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选票超过当下投票人的半数。相比纸本选票,电子网络投票给主办者留下更大的舞弊空间。因此学会必须将选举运作承包给一家中立机构。该机构公布每轮次的投票统计,不公布但保留每个投票人的投票记录,供监督部门查询。

有会员会说:为什么你对会长选举如此费神,我们并不怎么介意谁做会长啊。任何一项选举,程度不同的都会面对此种场景:有资格投票者中颇有一些不介意,乃至放弃投票的人。问题在于还有很多在意的人,无论是选举人,还是潜在的候选人。后者有其积极功能。

微观而言,其功能兼及社会学界的“里子与面子”。好的“里子”指学科内部的良性运转,学术水准以学术荣誉合一,学术交流摆脱形式主义和非学术的噪音。“面子”易非小事。游戏规则乃社会学研究的题内之义。如果我们连自己行业的游戏规则都制定不好,还有什么颜面议论他人与社会,更不必说损害这个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宏观而言,社会大系统的演化基于每个子系统的新陈代谢。在选举规则上,每个子系统的改良都会影响左邻右舍、上上下下。一个研究社会、研究组织、研究制度的学科,岂敢在业内的游戏规则上抱残守缺。

汉尊2 2017-05-14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