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一个乡村教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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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旭《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

读完赵旭的《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一部写一位名不见经传乡村教师的人物传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偏远乡村普普通通的人物却久久徘徊在我的眼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闭上眼睛静静地靠在沙发上,王永兴这位甘肃省永登县大同镇王家坪村的乡村教师,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在我的眼前一一闪过:1921年,他出生在王家坪村东坪的一个地方乡绅的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41年,20岁的他,因为家庭败落,初中毕业后,就接父亲的班,在家乡任教初小课程,开始了乡村教师的生涯。1949年28岁那年,解放军进入永登县,建立了新政权,他被任命为永登第一完全小学的教师,走进了新社会的课堂,并以他的创造性的教学工作,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与当地教育界的尊重。可就是这么一个乡村教师,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他“一身正气,自投罗网”,写了一张揭发校长生活腐败的大字报,加之他给学校和当地政府部门在座谈会上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此时他36岁,正当人生风华正茂的年龄。1958年7月,37岁的他与父母妻儿生离死别被发配到地处沙漠边缘的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两年半劳动教养”,从此落入地狱般的深渊。1960年的大饥荒中,他因为饥饿过度与劳累病倒,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时年39岁。1961年2月1日,40岁的王永兴从夹边沟幸存生还回到了永登县家里,未聚一月,相依为命的爱妻巨勤英就不堪家庭重负因病离他而去。1962年,永登县政府下令将41岁的“右派”王永兴下放大同公社王家坪大队第三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又落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1967年,兰州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小将突然冲进46岁的王永兴住所抄家,将其视若珍宝的书籍洗劫一空,当地的“革命群众”并将其戴上“右派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王永兴”的“高帽子”四处游斗,“吊打在往日教学的教室里”,成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1978年文革结束,历经磨难的57岁的王永兴,终于摘掉了扣在他头上22年的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回到了心爱的课堂,在本村小学继续他的教学生涯。1980年,王永兴在60岁上退休,由女儿顶替了公职。此后的二十年,王永兴依然发挥他的业余“乡村医生”的一技之长,服务乡里,治病救人,同时依然关心教育,直到2000年元月11日,以79岁的高龄,在儿女们的陪伴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我的感觉里,王永兴这个人物似曾相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的生活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物,他们被冤枉、被诬陷,或是在血统论的生活里一出生就是一个悲剧人物。所以说,《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里记述得不是王永兴老师一个人的一生,而是千千万万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一个浓缩和象征。透过一个人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时代,通过一个家庭我们可以观察一段历史。就像最懂得他的儿子王兆远在《我的父亲》里所说,“他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留下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记忆”。这其实正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毛泽东时代更是采取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治国,它又有极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确实做到把全民族、各阶层的人,所有地方(包括最偏僻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卷入政治运动中。王永兴这样的边远地区、底层社会的普通教师,就这样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成了建国后所有的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与牺牲品,因此和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有了共同的命运和相类似的历史,由此而成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样的“代表”资格是显示了中国现当代政治的残酷性的;连本来与世无争、只想教好学生的乡村教师也被汹涌的政治浪潮卷入其中而不能幸免于难。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王永兴老师的个人生命,也就具有了别一样的意义与价值。这也是我读了《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这本“一个人的传记”以后,最想讨论的问题:这位乡村教师的一生,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有什么启示?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于是,我又注意到他的儿子王兆远的两个论断:他的父亲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历经千锤百炼笑对世间百态的人生经验”,“更多的是留下了一个民族沉重的叹息和血的教训”。这都说到了要点,我们的讨论也就由此而说起。

先说“一个民族的血的教训”。总结“血的教训”就必须追问王永兴老师与我们民族的苦难的起源。许多历史的亲历者与研究者都认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关键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1957年权力执掌者把好好地当着小学老师的王永兴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理由”。他的主要“罪状”是写了一篇题为《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而写这篇大字报时的1957年七八月全国已进入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但偏远的甘肃省永登县此时才利用暑假空闲集中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开门整风给党提意见,这就比全国的“引蛇出洞”足足迟了两个多月。王永兴的《今日陈世美》揭发永登县一中校长李某某,抛弃妻子与儿子另寻新欢;批判者给他横加的“罪名”是:“李校长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李校长是一个共产党员,反对李校长就是反党。”并且有这样的批判:“你不是心血来潮,这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你这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你长期以来就留恋旧社会,仇视新社会,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这里的罪名与批判,内含着两个逻辑,都是发动反右运动的基本逻辑与依据,值得认真分析。

其一,批评党员、党的干部,就是批评党;批评党,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就是“敌人”,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治罪逻辑的背后,是一个“不仅党,而且党的干部和党员,都是不可批评的”观念,更有一个执政党拥有不受监督与制约的绝对权力,对党(党的干部,党员)的批评、监督、制约,就是对党执政权力的挑战,就是党的敌人,必须严厉镇压,以保证党的绝对执政地位的专政逻辑。正是这样的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意志,成为王永兴这样的善良的普通人蒙受长达22年的苦难的起因与根源。

其二,王永兴的被专政,还因为他出生于“地主阶级”。这背后也有一个逻辑:出生于地主家庭,一切言行必然都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而“地主阶级的本性”,就是“留恋旧社会,仇恨新社会”,就必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王永兴这样的“地主崽”反党的“阶级根源”。这不仅是一种典型的血统论,更隐含着一种所谓的“阶级分析”,即是根据家庭出身把人分为敌对的“阶级”,并且人为地把所谓“不同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定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个消灭一个”的关系,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正是这样的“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手段,使王永兴们一旦被划为“敌人”,就落入万丈深渊,失去一切“人”的权力与权利,承受无止境的非人的苦难。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里记述的绝非王永兴老师个人的苦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就以王永兴的亲生经历为例:1957年,他所在的甘肃永登县,全县有极右、右派、中右及有右派言论者224人,被拔“白旗”的459人,其中划右派分子115人,许多中小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和一些优秀的骨干教师几乎都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又陷入全民的狂热,连王永兴所在的夹边沟劳教农场也不例外,“天天都是空话、假话、套话,一个劲的瞎吹牛”,“大家都互相欺骗,你哄我,我哄你,一级哄一级”: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灾难;到1959年春天农场就开始死人,到1960年劳改犯的口粮从1958年的每月40斤递减到15斤、12斤原粮,他所在的明水滩,到1960年11月,每天死亡几十人,12月连续三天每天死亡都在50人以上;到1961年夹边沟劳教农场被迫解散,从1957年年底起遣送来的3500名劳教犯,最后生还的只有500多人。而到了1966——1976十年文革动乱,更是把全民大狂热、全民大杀戮发展到极致,也导致了全民大灾难。这样的民族灾难史,都是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意志的产物,都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所致。结论是:绝对权力带来绝对灾难;二元对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苦难之源。这千千万万王永兴用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应该永远铭记;忘记就有可能导致历史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历经磨难,王永兴还是挺过来了;就像他对难友们所说,“我已经是死了多少回的人,命硬着呢,老天爷不会轻易让我见阎王的”。“命硬着呢”自然不是“老天爷”特别照顾,而是因为在“千锤百炼”之中,他自有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进而有了他儿子所说的足以传之后代的“人生经验”。

在我看来,王永兴老师的精神力量、人生经验,主要有三个方面。

王永兴的二弟王永昌在为他的《晚晴书稿》写的《跋》里,提到的王永兴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时写的“赞沙枣树”诗:“一株笔直一株斜,铁杆玉叶赞金花。喜逢梅雨涤尘净,暗送香风进囚家”。王永昌特意指出:“沙枣树是一种性耐乾旱,能抗风沙的树木。在西北各地,它随处可见,妇孺皆知,俗有金花银叶铁杆树之美称”。现在王永兴借沙枣树言志,表达自己“宁折不弯”的志气,是大有深意的。在我看来,更有一种象征性:就像沙枣树在西北大地土生土长,王永兴也永远扎根在乡土之上,生养于祖祖辈辈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之中:这是他的生命之本,他的智慧和力量的不尽源泉。于是,就注意到,王永兴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只要一踏上故土,回到乡亲中间,看到家乡的一草一木,就会平静下来,心安而魂定:“每年过了严寒的冬天,到了春天草芽儿绿油油的从黄土地里冒出头的时候,王永兴就看到了希望。到了夏天,傍晚时分一群群的牛羊从山上下来,哞哞地叫唤着,王永兴的心里宛如汩汩清泉,沁人心扉”。就像作者赵旭所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我们往往平日里都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比如空气,阳光,庄浪河流淌着的清清河水”,只有“刚从鬼门关上过来”的王永兴才能“深深理解”,并无比珍惜。他从中感受到一种永恒力量:无论政治上怎样折腾,也阻挡不了“风在吹,云在走”的生命(大自然的与人生的)的永不停息的流动。

在文革最困难几乎陷于绝境的日子里,王永兴总是暗暗吟诵他在夹边沟从一位右派教授那里学来的一首外国歌曲《你永远不会独行》的歌词。他感受到的仍然是一种超越政治的永恒——亲情的力量。这是王永兴终身难忘的记忆:他在夹边沟病饿交加、奄奄一息时,老父、老母、爱妻、爱子“千里送吃粮”,燃起了他“不灭的希望”。他默默嘱咐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只要自己活着出去,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父亲和母亲还在等着他来孝敬,孩子们还需要让他来抚养和教育,心爱的勤英在等着他来一起撑起家庭的大梁”。应该说,正是“乡情”与“亲情”构成了王永兴的两大精神支柱。而这样的乡情、亲情平日不显不露,它已经无声无息地融入日常生活里了;但到了危难时刻就显出了它的力量:不仅给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个人带来“生的理由与希望”,而且使失去理性、陷入极度混乱中的民族,回到基本的人情、人性上来,从而获得拯救。

王永兴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时,在笔记本上写道:“在浪尖上打滚,在死亡边缘上转悠,总算活下来了。回头看,丰富多彩、惊心动魄从自信处立脚,从乐观、豁达处解脱,终于磨过来啦”。这里谈到的“自信”,以及由此产生的“乐观、豁达”,应该是王永兴第三个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

那么,王永兴的“自信”何在呢?我以为主要是“对知识的信念”。这其实是王氏家族的古训:祖父王生财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饱经世态炎凉和生活磨砺之后,却确立了“轻家户聚富,重子孙读书学艺”的治家之道。因此“管教”出了一个“饱读诗书”的儿子、王永兴的父亲王好仁。王好仁不仅热心于在家乡办学,也传下这样的家教:田地财产都是身外之物,以读书为安身之本,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当王永兴20岁继承父业,当上家乡小学教师以后,父亲就告诉他,“要改变家乡的面貌,关键是要改变乡人的观念。只有家乡人有了知识,才能发愤图强;也只有乡人懂得了礼义廉耻,王家坪才能给周围村落树立典范”。从此,坚信知识的力量,以教书育人,培育乡亲们的后代,用知识改变家乡面貌为己任,就成了这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坚守一生的基本信念。因此,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永兴最不能忍受的,是被无端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最为痛苦的,是连累了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在他看来,“一个家庭困难一些并不可怕,别人的歧视打骂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后人都成了文盲,那将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灾难”,“只要孩子们有了文化知识,这个家庭就败不了”。于是,就找来纸张,自己在上面凭记忆抄录了唐诗宋词,荀子、韩愈、苏轼、陶渊明、司马迁、范仲淹、诸葛亮的作品,以及各种中草药的名字和处方,每天下工后就督促三个孩子去读,自己无论多么累,也都陪着,并且对他们说:“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不会直接给你们带来财富,但会带来内心的充实富足,当你们爱上读书,就会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无论逆境顺境,你都会勇敢地走下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其实也是在激励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对于知识的信念,坚守读书人的本性。在文革中王永兴又受到了更大考验。他精心保留的二弟王永昌收藏的一箱书被红卫兵全部烧毁,面对“满天飞扬的纸片”,他万万不敢相信“这个国家连老祖宗留下的这些精神产品也成了要消灭的对象”,他更为“这些孩子们感到悲哀”,在他们“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却要乾这种丧失人伦道德的事,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胡作非为”。而当被吊打在往日教学的教室里,发现用钢鞭抽打自己的竟是他自己教过的学生,他突然感到后悔:“过去只知道教孩子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注重了文化教育,却没有教会他们怎样做一个有爱心的人”。王永兴老师当然知道,这是他所无法抵御的力量实行“阶级斗争教育”的结果,但他仍然不能摆脱内心的沉重。因此,当历史翻开一页,回到梦牵魂绕的教室,一走上讲台,他就立即沈浸在难以言说的幸福之中:他终于又成了乡土上的知识传授者,人的培育者,这就是一个乡村教师的全部职责与生命的意义所在啊!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终生不渝的信念:知识必将战胜愚昧,人总要回归正常的人性,知识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才是永恒的。

当然,一个家庭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里说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个决定就像一声春雷,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酷寒的大地盼来了明媚的春天。这个决定虽然来得有些晚,因为当年的地主富农有很多不是死在土改运动之中,就是死在了其后的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里。然而它的实际意义远远大于它的象征意义,三中全会不仅解放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奴隶般的地主富农,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的呼吸。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优与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中全会以后,王永兴所有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都获得了回报: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从小就受家庭连累,吃够了苦头,但由于在他的引导下,无论怎样困难,也坚持读书,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和做人的基础。因此,当时代发生变迁后,他们都及时抓住了历史的新机遇,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和家业,老二王兆远还成了著名的企业家。王永兴依然以家风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诫他们:“王家祖祖辈辈以宽容大度为本。你要和你爷爷一样,做一个光明正大清清白白的人,要多帮助那些困难人家。虽然有些人忘恩负义,可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好的”,“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生我养我的家乡人,永远不要仇恨当年整人打人的造反派。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宽容别人就是释怀自己”,“一个人富了不算富,要让全村人都富起来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这些也真的都成了王家后代的人生信条。王兆远就诚恳地说道,“我是农民,我出生在那儿,王家坪那块土地有我的泪,有我的汗,有我先人奋斗的足迹。我对它有溶于血水的深深感情”,他不忘回报乡亲,几年来为地方卫生、教育、生活用水、村道建设、扶贫助学等捐款达100多万,2011年还在王家坪种植了5000亩玫瑰园。可以看出,王永兴这代人在苦难中磨练出的人生经验:那永远的乡土之情,亲情,以及永远不变的对知识的信念,已经融入了后代的血液里,并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转化为新的实践。王兆远怀念父亲的文章的结尾,深情地说:“安息吧,我心爱的伟大父亲!”

我的这篇读后感写到这里也可以结束了。我对作者赵旭锲而不舍的毅力而感到赞叹,赵旭自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调查采访夹边沟的幸存者,到如今已有33个年头,关于夹边沟的书先后就出版了《风雪夹边沟》《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和这本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并且还出版了《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一百位知识分子的厄难》等多部著作,给今后人们研究反右、研究文革留下了第一手宝贵资料。我多么希望在我们国家能多有这样一些脚踏实地的作家。关于《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最后要问的是,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乡村教师王永兴,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他所总结的民族的血的教训和个人珍贵的人生经验,今天的读者将会如何看待与对待呢?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查,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2017年12月11日——13日

开放201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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