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集中地谈谈中国知识人（注意：不是“分子”）的问题，先回顾一下他们在20世纪的旅程，然后再略略展望他们在新世纪可能的前景。20世纪之初，中国虽然既弱又贫，好像随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但中国知识人却正如日中天。
1900年前后，梁启超一枝“常带感情”的健笔不知风靡了多少中国人，给他们以无限的希望，接着则是从“文学革命”到“五四运动”，那更是知识人群体的黄金时代。民国四年（1915）9月，胡适在美国第一次写“文学革命”的长诗，其中便有“再拜迎入新世纪”之句，可见他对于20世纪抱着多大的期待。
自谭嗣同在《仁学》中首揭“个人自主之权”以来，“个人自主”成为中国知识人的中心价值之一。所以陈独秀在1916年正月号《青年杂志》上还特别提倡“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
但“个人自主”的含义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获得比较深入而全面的展开的。这一中心价值的实践当时自然仍局限在知识人之间，但无论如何，这总不失为一个有希望的开端。正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一样，最初始于中产阶级，然后才愈传愈广，终于普及到一切阶层与个人。中国的文化、社会结构和西方不同，“士”一向居于“四民之首”，只有在“士”知识人的前身牢牢守住“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之后，这个价值才有可能向其他社会阶层传布。这是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大声疾呼“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要根据。他所说的“绅”，其实便是“士”，这是毫无可疑的。
但五四时期也成为中国知识人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五四前后约十年左右，中国知识人确曾发展了“独立自主的人格”；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的领域内，通过个人“良知”或“理性”的判断，各自选择自己的方向分头发展，即使以政治活动为终身事业的知识人，也表现出多元蓬勃的生气。当时新兴的政治和文化团体很多，从极端保守的到极端激进的，应有尽有。它们之间的互相批评有时是很激烈的，但大体上仍不脱自由竞争的正常轨道。
今天看来，这些团体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必须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想：如果新文化运动中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史学著作，没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没有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那么五四时期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将贫乏成什么样子？上述这些学人和团体在政治上都属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边，其中清华的王国维、陈寅恪和《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甚至终身拒绝接受“白话文”，然而他们都充分体现了“个人自主”的现代精神。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说他以生命来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最中肯的论断。陈寅恪晚年也继王国维而起，以大无畏的气概，捍卫“不自由，毋宁死”的最高原则。以领导五四的几位主将而言，胡适、陈独秀、鲁迅也都能各持其信念，终身不向权势低头。
不幸在3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便开始守不住“个人自主”的价值了。日本侵略愈逼愈紧，中国确实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国家、民族意识的高涨是必然的；知识人在国难时期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害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这不能构成他们放弃“个人自主”的充足理由，更不能成为拥护“独裁”、“专制”的根据。
1934年，蒋廷黻和丁文江提出“新式专制”、“新式独裁”的概念便是一个信号。他们都是所谓“自由主义者”，对现代政治与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动机不过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有效地对内进行建设，对外抗拒侵略。当时坚持民主的主要是胡适。所以这是一场中国自由主义者内部的争论。主张“独裁”的丁、蒋两人也只是把“独裁”或“专制”当作危急时期的过渡策略。胡适所忧虑的则是：“一党专政”的观念从此将更为牢不可破，中国民主的前途也将更为黯淡了。我说这是一个“信号”，因为自此以后，愈来愈多的知识人在“国家”、“民族”、“人民”、“革命”等集体性的政治符号前面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甚至对“个人自主”的价值感到羞愧和罪恶。从抗日战争起，中国知识人虽有左右的政治分化，但“个人自主”的主体意识一天比一天萎缩，则殊途同归。5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的处境和心态是大家都熟悉的，已不用再说了。
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知识人的主体意识显然已开始复苏。我们虽明知中国有不少知识人属于《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的一型，平常却很难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外面最有机会听到的则是粉饰“太平”、歌颂“盛世”的大言壮语，寄托于“三代工程”者有之，依附于“三后论说”者也有之，“主权”高于“人权”的呼声近来更是响彻云霄。此外，以天朝的“弄臣”自喜，对边鄙“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肆其轻薄者亦复时有所闻。任何一种文风和心习，一旦形成之后，便不可能在短期中自动消解。所谓“新世纪”、“新千年”不过是一个纪年数字的简单变换，难道我们真能相信在1999这个数字转为2000的一刹那间，世界便真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了吗？
传统“士大夫”早已走进历史，一去不返，现代知识人也不过是千万种行业之一，决无特权可言，也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尚未变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之前，我们总不免对中国知识人抱着一点特别的期待。他们似乎仍有责任重振五四以来久已消沉的“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知识和价值两大领域中不断作开拓和耕耘的努力。因此我对于今天被迫沉默的中国知识人依然寄予最大的希望。
1964年，陈寅恪写道：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
这位有智慧、具通识的老史学家的话是值得我们三思的。我愿意借他的话表达我对于新世纪中国知识人的敬礼。
（载自余英时《中国情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