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西安曾出现若干青年读书活动群体，这些在艰苦环境下饥渴阅读中外经典著作的青年中，后来有不少人一步步成为中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最杰出者。经作者好友推荐介绍，《贞观》刊发这篇写于2007年的文章（略有删节），与今天的西安青年分享，向过去的西安青年致敬。
一
文革开始的1966年夏天我已满九岁，在住宿制的西安长安路小学上三年级。这所学校前身是为干部子弟设立的延安育才小学。
1949年后，育才小学的主体迁到北京，一部分迁到在西安。北京部分沿用育才小学的名字，西安部分称西安第一保育小学，后改称长安路小学。学生多是党、政、军干部的子弟，也有少量的文教卫人士的子弟。
西安还有其他类似的干部子弟学校，如第二保育小学，西安小学、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安中学等。到1966年下半年，学校被解散。学生转去自己家周围的学校就学。我去的是文艺路小学，后升入第七十一中学（现称西安育英中学）。
大约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觉得街上能买到的书没意思，我有了读书特别是读禁书的愿望。能找到的是家里和大院其他小朋友家中的书，印象深刻的有《中国民间故事》，侦探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等，还有一本翻得稀烂的《斯巴达克斯》。
1969年底，在政府的号令下，我随母亲“战备疏散”到渭北合阳县的鹅毛生产大队。父亲也在那里，关在“牛棚”里管制劳动。1970年，我在合阳县中上一年级。那里还有百十号第二机械工业部五七干校的子弟，绝大多数来自北京。
合阳中学是住校制，一间宿舍里住二十多人，夜里冷得出奇，电灯也没有，大家就睡在床上轮流讲故事。北京来的一个绰号“老博士”的北京同学读书多，讲得最出色，讲述中还插背些“夕阳无限好”之类的古代诗词，让我无限景仰，直到有一天我吃惊地发现，他竟频繁盗窃同学们的东西。
我在合阳中学仅呆了一个学期。因为不遵守纪律，时常闹事，我们宿舍下放干部的孩子都被拉上台子接受批判。母亲怕我得到处分，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也没有了，慌忙把我转回西安第七十一中学，从此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那时我已近14岁，
去合阳前我在七十一中学就有了两个要好的朋友，韩特（后曾从事演艺工作）和王苏川（后为自由职业者）。韩和我住在同一大院，每天喊我一起上学。王比我大一年级，曾是西藏自治区西安保育小学的学生。在初一的时候，王就有过在图书馆偷书进警备区“号子”（拘留所）的经历。从合阳回到西安后，韩特告诉我，他和王又去偷过书和报纸。书拿来读，报纸则卖给废品收购站，换钱买零食吃。
后来的几年，我和王苏川，以及吴乐群、王晶、刘杰、高建民、夏墅、阮雪柏、杨天城和齐文光等几个同校生来往很多。其中高和阮是曾是第一保育小学学生，夏和王一样，是西藏保育小学学生，刘杰则是我在学校篮球代表队的搭档。王苏川是西藏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儿子，聪明幽默，待人温和仗义，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自己拥有一间独立的住房，无大人干扰，成了大家常去聊天、抽烟的地方。
在这个团伙里，偷书、读书只是交往中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中某人和其他同学发生冲突，大家会提前在学校门口埋伏，截击对方。也有过在夜间出动，打碎别人家的玻璃窗的情形。73年，王等人中学毕业，下乡作了知青，但我们仍保持联系。除了分享书籍之外，到王下乡的村庄去玩，我们也会一起去偷窃生产队的鸡烧来吃。
从1970年到1974年间，这伙学生已经偷窃过许多间大学和机构的图书馆，记得有西安公路学院（现属长安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现属长安大学），西安医学院（现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分局，陕西省卫生学校，陕西省电影发行学校，西北工业大学和陕西公安干部学校等。
偷盗和阅读的书籍多为文学名著，以俄国、苏联和欧洲小说为主。我在那一时期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俊友》、《娜娜》、《九三年》、《悲惨世界》、《笑面人》，《红与黑》、《嘉尔曼》、《唐璜》、《普希金抒情诗歌选》、《金蔷薇》等等。
读了这些书，平时少不了议论，故记忆深刻，以至后来在大学念西方文学史时，我不必再专门去读那些古典名著。记得还有一本被翻得稀烂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很受欢迎。我本没有什么识谱知识，只能边看谱子边吹口琴，调子听熟了再唱，后来竟也学会了许多歌曲。二十多年后，在波士顿和纽约生活时遇到一些同龄的俄国移民。他们不无惊奇地发现，一个中国人竟比他们记住了更多的早期苏联歌曲。
在七十一中的这伙少年中，偷书、读书固然有追求知识的一面，但这种追求更多由青春期反叛愿望所推动，偷书、读书、打架、偷鸡摸狗是混合一气的行为，读书的范围也大体分布在文学、娱乐等类别。
青春期反叛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对社会规范的挑战，偷盗自然是一类强烈的反叛行为。但同时，书籍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有特殊的正面价值。对参与者来说，在禁书的时代偷书和读禁书，甚至唱禁歌，都可能在保留了强烈反叛意义的同时又不至带来过度的道德自责，因此成为一类令人兴奋却又不必付出过多心理代价的反叛形式。
阅读使我获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杂七杂八的知识，在学校里得到老师的喜爱，同学的羡慕。由于林彪事件发生，1972年上初三的时候学校出现了“复辟回潮”。课堂纪律好了些，考试多了，外语、数学竞赛恢复了。西安市还要求各中学征文，选拔优秀作文结集出版。我和王苏川写了一篇小说被选中。我们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出版。谁想张铁生事件后，出版停了下来，各类考试、竞赛也相继取消。
好笑的是，不久后的1973年初，在批判“教育复辟回潮”的运动中，《西安日报》用了一版的篇幅来发表我们的小说，并加了篇意气飞扬的编者按，夸奖那篇小说是文革教育的丰硕成果，用来反驳认为文革降低了教学质量的言论。小说为我们带来了十四元稿费。约请了几个朋友，我们到当时西安唯一提供西餐的五一饭店去大吃了一通。饭后，一个家伙还“顺”走了当时颇为希罕的铜制西餐具。
发表小说带来的好处不止是一顿西餐。学校还选派我去参加市里举办的讲故事比赛，用那篇小说做故事素材，得了中学生一等奖。碑林区广播站为我录了音，通过街道上的喇叭播放。那时，我的班主任秦申永老师带五个班级的语文课。他慷慨地要我负责批改其中两个班级的作文，让我的虚荣心获得很大满足，并开始意识到有点知识是件不错的事。
以前，课余时间大多是闲逛或泡在篮球场上。这以后，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多。由于毕业后的前景是下乡，班级里很少有人认真读书。我认真一些，老师就很赏识。虽然由于父亲的问题迟迟不能入团，但我同时任语文、化学、数学和俄语四门课代表，于是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记得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后，王苏川和我都觉得郭老先生对杜甫的批判难服人心，竟心高气盛地想写篇反驳文章。写来写去，自识学力不逮，只好作罢。
今天回想起来，虽说文革中流行的说法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无论学习好坏，读书多寡，最终出路仍是上山下乡，但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好，读书多的青少年在学校中会获得老师的欣赏，同学的羡慕，和自尊心的满足。社会环境其实仍提供着读书的心理动机。
1973年秋，王苏川那一级的朋友们毕业下乡。我和王晶（后为自由职业者）、齐文光（曾任某市外贸局长，后曾在企业任职）等人则继续上学直到次年夏天。其间，我偶尔还听说过一些偷书的故事。一次遇到苏川，他骄傲地把有一道道紫痕的肩膀给我看，说是用麻袋扛书时候压出来的。
二
1974年夏我已满17岁。高中毕业后幸免于下乡，一边等分配，一边在陕西博物馆作临时解说员。先是在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特展上讲，后来又讲周、秦、汉、唐馆和碑林。
当解说员的时候，我们一伙中的有刚毕业的高中生，也有病退回城的知识青年，加上正式招到博物馆工作的二、三十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和西安的老大学生，背景五花八门。负责管理我们的是北京知青吴永祺（曾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乐观、幽默，做事爽快并能言善辩，在他的麾下大家都挺愉快。
和我常来往的还有一个老五届大学生叫王世平（后任陕西博物馆研究员）。他好谈古论今，总是口若悬河，还能随口报出一连串真假难辩的数据来支持一些显然荒谬的观点，让人叹为观止。王的另一绝活是用两只手同时写字，画简单的图案，大家笑称是“淫技奇巧”。世平看书很多，且几能过目成诵。我读书后常会询问他的看法，时有收获。
应该提到的还有一个叫王学三的临时讲解员，绰号“红棉袄”。他瘦且高，说话、衣着打扮都属于街头生猛一族。有趣的是，他身边总带着诗集，最常见的是一本破旧不堪的《裴多菲诗选》，且常念念有词地背诵着：“希望是个娼妓，对谁她都拥抱”。
开始我们并没有多少来往。一日，我和一帮有意捣乱的游客冲突，一时间剑拔弩张。学三一边大呼“我是菜市红棉袄”，一边连蹦带跳地扑打对方。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游客虽不知“红棉袄”是何方神圣，但慑于学三的威猛，落荒逃去。架没有打起来，学三和我从此成了好朋友。
学三家住炭市街后一个叫“菜市东坑”地方。虽然离市中心的新城广场不远，那里确像个贫民窟。房屋低矮破烂，居民大多是河南移民，或没有正式工作，或干些收入很低的体力活。
有一次，我看到警察在那里捕到一个小伙子，其家人纷纷追赶出来大声叫骂，包括一位老奶奶在内的几位女性家庭成员竟敢冲上去和警察撕扯。居民们或站在狭窄的街口表情兴奋地观看，或继续在屋檐下做饭，聊天，熟视无睹。这种和执法机关公开的对抗，这种对警民冲突的漠然是我从未经历过的，直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学三告诉我，东坑每一户都有人被抓过。无法查证此话是否夸张，但居民们的表现似乎说明他们对捉捕已习以为常。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学三却雅好读书。他从我处借阅过一些书，主要是文学书。偶尔，他还会朗读自己写的诗给我听。我还发现，学三在东坑青少年中颇有威望。这自然和学三打起架来冲锋在前有关，也和他总是滔滔不绝，背书吟诗有关。
东坑一伙中有个长得虎头虎脑，好勇斗狠的殷姓少年和学三关系最“铁”。虽然不时调侃“红棉袄”是个“大喷壶”（河南市井俚语，“能吹善侃”的意思），殷对学三学识的佩服显而易见。后来，大学恢复招生，学三也参加了高考，但两试不遂。八十年代中期，听说他离开原交运公司的工作去做小生意。那位殷姓朋友则早在八十年代初因犯案而获罪判刑。
在博物馆期间，我的主要书籍来源是高小凌（后供职民营企业）。高的祖父是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抗战时病殁榆林后，灵柩返乡（蒲城）路经延安，毛泽东等人曾亲自路祭。高的父亲是省里的一个副局长。他本人曾是第二保育小学的学生，保育小学解散后也升到了七十一中。我从合阳乡下回到西安的1970年，他已初中毕业，被发派到秦岭山中去建设“三线”的襄渝铁路，三年后才到西安柴油机厂做工。
高家在机械局的“局长楼”。那里还住着其他一些局长子弟，如王修田、高建民、张效林、李晓黎、贾二强（后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贾三强（后任西北大学教授）兄弟等。其中有第一保育小学的学生，我因此认识了高小凌。
小凌为人质朴慷慨，常借书给我。读他的书时我会十分小心，还书的时候会用牛皮纸细心包好书皮，以示好借好还。我从高那里借书长达三年之久。除了读书之外，“局长楼”的诸位，加上国家测绘局第一分局子弟郝俊杰（后任职陕西省税务局）和我也曾扒蹭火车去过华山、骑自行车去过南五台，算是一伙玩伴。
小凌处借到的书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典文学名著，包括不少雨果的小说、全套的傅雷译巴尔扎克等；另一类是所谓“内部书”。文化革命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有在书店买书的特权。小凌的父母有这种权利，且十分支持孩子读书。他因此买了不少。
这些“内部书”中，一类是文革前出版的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如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据说，最初是毛泽东为了给干部们作“反面教材”而翻译的。第二类书是文化革命中翻译的外文书籍，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还有许多当代的文学作品，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绝对辨音力》、《艾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选》、美国的《爱情的故事》、《乐观者的女儿》。
从小凌那里获得的当代书籍中，有三本书印象深刻。一本是考茨基的，好像叫《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它让我知道那位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许多了不起的见解；第二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它颠覆了我对苏式社会主义的信念；另一本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它让我领悟到某种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善，一种无力却也不屈服的善。
“内部书”的另一个来源是一位叫龙海东（后移居加拿大，从事展览设计）的朋友。他的父母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培养的党内文化人。其父任西安话剧院的院长，是我父母的同事；其母是省妇女联合会的主任。
海东比我大四、五岁，我上中学的时候他已经下了乡，做过工，后来被推荐到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他本人，弟弟和妹妹都是第一保育小学的学生。由于年纪差别，在中小学时我们并无来往。我在博物馆做讲解员时，恰好他们班级来参观。我们攀谈起来，并从此成为好朋友。
周末，海东常会在其父的办公室里读书。那是个苏联式样的灰色办公楼。办公桌上放着一盏沉重的带绿色灯罩的铜制台灯。大概是从某苏联电影中获得的印象，我称它为捷尔仁斯基（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头目）的台灯。逢周六傍晚，打完篮球，我会站在球场上仰头一望。如果办公楼窗口那盏台灯亮了起来，我就过去闲聊。聊的内容通常是国际、国内政治，新搞到的书和对书的评价。我还会留意海东在读什么书，然后自己也找来去读。我也开始学他作读书笔记，但总是不能坚持下去。
记得那时读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斯诺的《西行漫记》、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及《赫鲁晓夫回忆录》、《朱可夫回忆录》等。
《怎么办》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小说。大约是觉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宣传过于虚伪，大家都对小说中宣扬的“合理的个人主义”很感兴趣，也对俄国民粹派的牺牲精神心怀崇敬。我在家中发现了一幅列维坦名作《弗拉基米尔大道》的明信片，画中描绘俄国十九世纪革命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条必经之路。我把明信片压在玻璃版下，喜欢了好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喜欢的另一本书叫《布拉格之春》。从中，我们知道了1968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改革的真相。事件发生时，还上小学的我也看过一部记录片，清楚记得捷克学生阻挡苏军坦克的场面，但那时太小，竟以为捷克人民是在英勇地抵抗苏联修正主义。
我对普列汉诺夫用人类学资料来讨论艺术起源，艺术从功利向非功利演变的《论艺术》也印象深刻。十多年后去美国念书，还按捺不住在一次研讨课上介绍了一番普氏学说。老师和同学对普氏知之甚少，但都还喜欢。
此外，当时读过《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开罗文件》。作者记录了他和许多世界领袖的交往，其中一章谈切-格瓦拉，特别描述了切在古巴建立起社会主义后的困惑，对新制度必然滋生特权阶层的无奈。海氏的记述让我迅速成为格瓦拉多年的崇拜者。但同时，我开始觉得，以为公有制度和计划经济就能够建立起平等社会可能是一个神话。我也得到一种印象，相信格瓦拉去玻利维亚是在选择死亡，这种选择透露出那位革命偶像在理想破灭后的绝望。
从海东那里还能借到上海出版的《摘译》丛刊，有外国文学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文学版中的外国电影剧本是我的最爱。从自然科学版中第一次知道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大爆炸理论”，基因改造和绿色革命。
我最关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版。那时，法国左派共产党人贝特兰和美国共产党主席保罗-斯威齐正在公开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海东、王修田（第一保育小学和师大一附中毕业生，也是高小凌在“局长楼”的邻居，后从事民营商业）、才女王琰（西安中学毕业生，时在由西安美院和音院合并的陕西艺术学院读音乐教育，后进入政府机构工作）、任大援（北京知青，时为西北大学学生，后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和我曾多次认真讨论、评价过双方的观点。
整体上，我和七十一中的伙伴一起读的大多是文学作品，而和海东交往后，开始阅读哲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著作。
龙海东不但是一个读书论书的伙伴，通过他，我还有了机会见到一些比我年长，有更多阅历并十分有趣的人。海东的朋友多是 “老三届”，大体上是原师大一附中、二附中或西安中学的学生，或他在西北大学的同学，几乎都有下乡，做工或当兵的经历。
记得一次他给我看了一本手抄古体词集，说是师大一附中女生高洺所作。翻开一阅，妙语连连。读到“脂粉队里，我是女登徒”时，让我觉得石破天惊。请海东约过几次，高总是有这事那事。见到她时已是几年之后，在王苏川家中听她讲对现代诗的看法。那天她告诉我说她早不再写古体诗了，直令我遗憾不已。听说高才女前几年已皈依佛教，曾经的“女登徒”过着嫁为人妻的平静生活。
在海东学校的宿舍里还见到过张庭皓（后任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任大援、王歧山、张红路（后任西北大学教授）和交通大学学生张守明（后在美国做IT工程师）。
王歧山原本是在陕西博物馆工作的北京知识青年，后来入西北大学，再后来去了社会科学院和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认识王时，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据说，王曾做东将两人约在一起，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不幸未能如愿。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和王认识后，交往持续到1987年我赴美读书。八十年代在北京读研和工作的五年中，王在复兴门的住所是我每月必去的地方。1986年，经王歧山介绍，我同金观涛和前不久自弃于世的贾新民分别见面，结果是贾新民作了我的责任编辑，出版了谢长（后在美国马里兰州做IT工程师）和我为《走向未来》写的一本小书。
张庭皓则是温文的学者型青年。他在西北大学时学习考古，并读了硕士。后来，张放弃了去早稻田大学读博士的机会，在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工作，最后做到省文物局长。我在美国伯明翰和费城博物馆做事的时候，赖他和吴永祺的支持，得以先后协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了刚发现不久的阳陵汉俑，秦俑坑第二期发掘，协助伯明翰和巴尔地摩艺术博物馆展出了秦兵马俑。
除了同学、同事、邻里，喜欢读书的青少年还可能通过偶然的机会相识，成为交换书籍伙伴，乃至终生不弃的朋友。上初三的时候，家住国家测绘局第一分局的马平因斗殴身亡。我们一伙人震惊也悲伤。我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消息通告马的朋友，已去新疆当兵的同学王建军（后任滁州纪委副书记）。
王是驻扎西安的二十一军的军干子弟，不喜文墨。他要西安籍战友赵力光（后任陕西碑林博物馆馆长）回信，因为赵酷爱诗歌，是他们部队中公认的文人。力光给素昧平生的我写来一封文采盎然的长信。文字激越，书写漂亮，我们从此成了信友。力光复员回到西安，很快成为朋友圈中的活跃的一员。去陕西碑林博物馆做事后，他诗歌不再，整日浸淫在碑帖书法之中，并颇有成就。
也是上初中的时候，暑假我常去住在北京沙滩北街的中央宣传部宿舍姨姨那里，通过景山学校的表哥纪宏认识同院一些青少年。其中，和去了云南兵团，但称病返京的熊存瑞（后任西密执安州立大学教授）来往较多。
老熊独住的小屋让我印象深刻。屋里凌乱，床上、书架上、甚至地上散乱地堆着书籍，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似乎还有日文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老式的英文打字机和一台留声机，旁边放着一些外语教学和西方古典音乐的唱片。
老熊告诉我，他们几个在沙滩一带居住的老三届有个非正式的外语俱乐部，每周聚会，每个人用英文讲一个故事，持续数年不辍。俱乐部的几个核心成员被沙滩的青少年称作“景山三老”，其中有后来的著名投资人薛蛮子。老熊聊天的时候会夹杂些外文，还曾提到拜访杨宪益等大牌学者求学的故事，让我敬佩不已。
回到西安，我立志自学更多的东西。曾先后煞有介事地在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找过英文和数学老师。那时老师多寂寞，遇到乐于从学的青少年便满心欢喜，有求必应，一对一上课，还免费供应茶水，不问束修。今天想来，真正是奢华！可惜自己心浮气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上大学时，英语依然很滥。而老熊则以1978年北京英文科第一名进入北大西语系。次年又去考了社科院，在考古所夏鼐先生门下读硕士。
书友中另有一位叫寇龙的朋友（后在加州作IT工程师）。和他相识很偶然。在博物馆时，同作讲解员的有一位美丽时尚的北京女生李云湘（后在北京从事民营商业）。她家与寇家原本都在北京的总后勤部装备研究院大院住。后来该院移驻西安。云湘从黑龙江兵团病退也来到西安。寇龙则从北京四中到甘肃山丹军马场下放。一次，云湘要我去她家，说是有几个“有思想”的朋友来聚聚。我便去了装备研究院时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宿舍，见到寇龙和其兄寇健（后任职加拿大某银行），和时在黑龙江兵团的张卫平（后居北京，退休警官）。
寇龙书生气十足，讲话缓慢，崇尚数学，注重逻辑，声称自己对社会科学兴趣有限。张卫平则北方汉子的模样，但却着迷于科幻小说。
那天晚上，我们哲学、科学、文学的瞎扯，漫无边际，最后也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时尚的题目。寇健基本不参与讨论，出出进进地忙着什么事情。忽然，他加入进来，有些轻蔑地说:“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世界上只有两种主义，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张卫平问道: “你是主张美国式的民主了？”“不是，”寇建回答：“我更喜欢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接着大家又是一通争论，最后似乎都同意民主社会主义该是不错的选择，而其实我虽知道北欧国家多为社会民主党执政，对其他社会状况几无了解，更多是人云亦云罢了。
几天后，云湘寻问寇龙对我的印象。寇龙回答说：“还行，有些思想。不过，他没有必要故意模仿列瓦雷士。”原来，他以为我讲话口吃是在“扮酷”，模仿小说《牛氓》中的主人公！
不久后，寇龙从山东调来西安，很快和我们一伙混在一起，与海东成为挚友。我们在西安的交往一直持续到北美。在西北大学学习经济学的寇龙，到美国重读了本科，获得数学和电脑的双学士和电脑硕士，实现了他学习科学梦想。不过，他同时皈依了基督教，把名字中的“龙”改为“来瑞”，英文写作“Larry”。科学与宗教在他那里似乎并毫不矛盾。
中学毕业后与我来往的这伙人中，特别是和海东有关的朋友中，不少有着追求知识的明确价值观，读书的动机已不能简单地用青春期骚动来解释。虽然他们不排斥偷书，但未闻有偷书行为。这些人年龄较长，阅历较多，在大学读书或在文化机构工作，职业环境也可能是读书动机的重要来源。这些人读书兴趣主要在思想类，政治类而非专业类、工具类书籍，表现出老三届多拥有的社会责任感。
1975年5月，我离开陕西博物馆的临时工作去了西安缝纫机零件一厂，分配在拔料车间作学徒，做搬运、酸洗一类工作。开始时我很高兴，满脑子里想象着柯切托夫在《茹尔宾一家》里描写的工人阶级的火热生活，但这种幼稚的幻想很快就破碎了。
当时，在领导全国人民批判了孔子之后，毛泽东主席又发动了批判《水浒》的群众运动。每个工厂都有“理论队伍”，每周脱产几天集中批判《水浒》，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类复杂的问题。
因为我平时读些理论著作，也因为受李一哲的大字报的激励，能把《雾月十八日》中的大段章节背得烂熟。在一次发言中炫耀性的引经据典了一通后，厂里的慈姓书记对我十分欣赏，调我到冲压车间，许诺几月后让我负责热挤压小组，做车间副主任，尽管当时我还不满十九岁，进厂刚刚半年。很快我了解到，书记正在和厂长斗法，热挤压小组是厂长的地盘，书记想派我去“掺沙子”。
当时，我已经立下摆脱工厂上大学的目标，而上学需要厂里推荐，若书记和厂长中有一人反对，我就无法遂愿。困扰中，一位吕姓护士朋友教我一种升高血压的方法。我试了几次，屡试不爽。血压高了，自然无法去热挤压组做事，于是免掉了车间副主任之灾。
与此同时，我参加青年突击队，共产主义义务劳动一类的活动，经常加班加点地干活，被评上了轻工业局先进青年，而我的目的则只是为了能上大学。
和我有书籍交往的朋友中，在工厂参加“理论队伍”，受到领导注意的并非我一人。高小凌、王修田、贾氏兄弟和郝俊杰都在单位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该是和这些人平日读书多，有知识积累，表达能力较强有关。
即便在那个时代，读书还是能带来一些实际利益的。不少朋友都因读书多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比如，从工人或农民提拔到宣传部门、政工部门，乃至被推荐上大学。
此外，在更为在深层社会价值观念中，知识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尊重。拥有较多知识者会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某种民间社会的地位，甚至，连菜市东坑那样的社区也难例外。
三
1976是个戏剧化的年份，其中最为戏剧化的事件该是清明节纪念周恩来的活动、毛泽东逝世和捕捉“四人帮”。清明节的那天，下了夜班，我赶到市中心的钟楼看花圈，阅读悼念周的诗歌，然后又去新城广场。
……
高小凌的女友蔡蓓是王岐山的表妹，较早得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小凌迅速找到王苏川、贾氏兄弟、张效林、郝俊杰、李晓黎、高建民、齐文光、贾永平和我，到一间叫“代代红”的饭馆饮酒至酣。一伙人接着移师到李晓黎在西一路的住所，由时任八十六中学团委书记的贾二强回其办公室取来纸笔，写了几条标语，在钟楼东北角贴出。
据贾三强回忆，标语上写着“人心大快，众志成城，省委应致电中央，表达延安儿女的共同心声”。这该是西安市贴出的第一幅有关“四人帮”倒台的标语，立刻引得大量行人驻足围观。李晓黎乘着酒性，站在梯子上，先喊了几句革命口号，接着大呼“打倒江青”，围观人群中附和者众。
……
回想起来，在动荡不安的一九七六年，我周围的朋友对那场戏剧化的社会变动表现出一致的态度和行为。或许，是读书活动带来的异端思想激发了这种态度；亦或，是这种态度与参与地下读书行为互为因果，一时不好分辨。无需分辨的是，这些人在社会变动过程中都是拥护者，甚至，还试图成为推动者。
四
1976年秋天，文化革命终于结束。次年末，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书籍开放的范围慢慢扩大，地下读书活动渐入尾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尾声显得有些惊心动魄。
和海东、小凌等朋友来往的几年里，我的合法的书籍来源扩大了，偷书的重要性随之降低，但原七十一中学一伙学生的偷书依然处于正在进行时。
早已从乡下回到西安，在一家纺织厂做工的刘杰放言要光顾许多图书馆，建立一个巨大的私人收藏。刘的雄心获得了不少低年级同学的崇拜，其中包括和他住在一个大院，时在八十六中学念高中的米延斌。大概在1976年末，小米带动他的一帮同学开始行动，且愈演愈烈，终在1977年春惹出了大麻烦。
大概是四、五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和王晶在我家闲坐，刘杰带着七十一中一个史姓低年级学生来到我家，告诉我小米等人偷书被抓的消息。据说，八十六中学四、五个学生去离西安市区约40多华里外的西安美术学院，偷得不少书，满满装了一平板车。在连夜赶回市区的路上，看地的农村民兵将他们擒获。
之后的几天内，八十六中学被捕学生迅速增加到七、八人，更多的人遭到公安传讯。被捕者中不乏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一类“乖小孩”，令学校诧异，家长恐慌。
预感到自己会入狱，刘杰要求我保存几旅行包书，情也切切地告诉我：“这可是我后半生的精神寄托。” 面对如此深切的请求我却心存犹豫。我猜想，刘被捉后会很快供我出来，接着公安就一定会找我麻烦。但我同时也明白，我无法拒绝刘的要求。在中学的时候刘几次为我大打出手，拒绝他意味着不义气，不义气会让我名誉扫地。
结果，我答应下来，和王晶一起在离刘家不远的一个小花园边等候，刘则回家取书。等了很久，黑暗中看到一个低年级姓于的同学跑来，说“雷子”(便衣警察)已经设下埋伏，包围了刘家，刘派他前来报信。又过了一会儿，刘出现了，十分紧张的样子。大家坐了一两个小时，刘决定去自首，但说先要回家去取些香烟。我劝他若要自首就不必回家，免得被“雷子”捉了。身上有四块多钱，我给了他三块四，当时这是买一条三门峡牌香烟的价钱。约在午夜时分，我们几个人相拥告别，挺悲壮的样子。
次日，中学同班“死党”齐文光来到我家，说刘在凌晨时分带警察搜查了他的住处，取走了刘放下的几袋“赃书”或“精神寄托”。睡眼迷离的文光狡辩了两句，挨过几警棍就不敢再吱声了。
刘被捕后，风声鹤唳。王苏川把一些书转移出去后，便在上班时被警察捉去。后几日，我和王晶、齐文光等整天凑在一起，交换着某某、某某相继落网的消息。
我虽未偷书，但手里有一些偷来的书。对于没有参与偷书但“赃书”在手的人，警察会去你的工作单位，通过“政工组”或“武装部”一类的机构传讯你，收缴“赃书”并通知单位你的行为。王修田几个朋友都有了如此经历。如果公安去我的工厂如法炮制，我为推荐上大学所做的努力将功亏一篑，真是让我很烦。
一天上班前，我把手中五、六本“赃书”放在桌上，并给父母留了个字条，说不少同学已因偷书被抓。如果我被抓或警察来家里搜查，可让警察拿走这些书。母亲见字条后立刻赶到工厂，把我拎到厂外僻静处，不断追问我是否参与偷书。无论我如何赌咒发誓说没有，她总是将信将疑。
警察果然去了我家。不过碰巧，负责的警官土改时和我母亲在一个工作队相识。在案件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后，他决定去我家而不去工厂，而且不穿警服，不开警车。这位警官告诉我母亲，她的儿子虽没有偷书但的确拿了些“赃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来追缴一本叫作《十日谈》的黄色小说。警察们取走所有的“赃书”，包括《十日谈》。
那位善良警官还透露，偷书事件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汤汤，先后捕捉、传讯了二、三十人，因为八十六中一伙在陕西电影学校偷走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的一批娱乐杂志，其中有影星蓝萍的报道。当时“四人帮”被抓不久，偷书案件因此被从政治高度来理解。警方推测，偷书人可能是四人帮的余党，作案目的是销毁江青历史丑闻的罪证。
当警方发现作案者都是些“小屁孩儿”时，大有啼笑皆非之感。据当年的“小屁孩儿”之一屠坚(后从事影视制作)回忆说，关了半个月左右他们便被释放。这七、八个孩子中有五个在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中进入大学。王苏川被关了三、四个月，刘杰却被关了一年。
77年底，全国各考场迎接了大学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考生。12月10号，我在师大二附中考场完成了最后一门考试。那天，我正好满二十一岁。
这之后，书籍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禁忌越来越少，直到今天，书已多不胜读。也在这之后，青少年读书活动被渐渐纳入了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之中，对自由追求知识的社会控制缓慢却坚定地从政治高压转变为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制度化操纵。The rest is history。
五
我间接地知道西安还有若干其他地下读书群体，如一些高等院校的子弟，芦苇(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美工，后成为电影剧本作者，有《霸王别姬》、《活着》等作品)为首的居住、活动在大雁塔到小寨一线的一伙青少年，和一些被称为“西安老户”(1949年以前在西安有些社会地位的家族)的子弟。
各群体成员的背景不同，书籍来源、读书的侧重也有些不同。例如，我知道一些大专院校子弟会更侧重于工具性知识、英语和西方音乐知识，而非哲学、政治之类书籍。
通过朋友介绍，我还曾与一位时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读书者交谈过数小时。据当时约有三十岁的他说，他们一群朋友读过大量民间和历史书籍，并在一起持之以恒地演练太极拳。
那晚，他熟练地用《易经》，《推背图》和一些闻所未闻的古代传说向我解释共产主义运动、文化革命、林彪事件和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其知识来源和解释方法让当时的我好奇不已，但多少也有些不屑。今天去猜想，这些人或许已开始为八、九十年代形形色色的气功、特异功能的兴起做好了民间的准备。
就我身在其中的地下读书群体来说，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中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文革前的干部子弟学校制度使得他们能彼此结识，1949年后中国的城市功能区划分方式又使党、政、军，文化教育的大院彼此相邻，便于他们交往，偷窃和传播书籍，而“内部书店”的存在使得这些青少年可借助家庭的背景和权力获得异端的书籍。因此，体制的安排是他们地下读书活动的重要条件。
当然，同样的体制也规范着地下读书活动。比较我的故事和其他有关回忆时不难发现，各地读书者阅读到的主要书籍几乎一样，西方古典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著作。
这些读物所以存在，或和 1949年后我国与前苏联结盟有关、或和与“修正主义”分道扬镳后对“反面教材”的需求有关。思想政治领域的书籍则多局限于不同共产主义流派的争论，其他成熟的社会学说、经济理论和哲学著述则少见于地下读书者的书目之中。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思想的反叛由被反叛了的思想来规定。
有趣的是，本源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革命情怀和破坏力，无论可追溯到俄国民粹主义者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献身理想的传奇，成为读书者反叛激情的重要来源；“解放全人类”的胸怀使他们固执地把个人发展紧紧地与现实政治连接在一起，以至成为文革政治体制的对抗者；体制给予他们家庭的权力成为他们获得异端思想、建立体制外民间群体的基本资源；为维护体制而出版的书籍成了他们质疑体制的根据。
这样看来，严峻如文革那样的控制体制也无法消灭异端知识的追求和传播。果如此，在“失望的灰烬”中，诗人食指才有理由固执地告诉自己：“相信未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贞观（ID：zhenguanclub）”，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