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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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谈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

此书由何高潮翻译,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农村革命问题,80年代在武汉学习,后去国外读书。

80年代中后期邹谠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当时是全国高校政治学教师的进修基地,把邹谠先生的看法很快传播了开来,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义”的概念。其实 “全能主义”概念和极权主义概念在英文是一样的,只是邹谠考虑到当时大陆的语境而使用了“全能主义”,从而拉开了一个口子,使这个原先禁忌的问题可以谈了。“集权主义”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偶尔出现,“社会主义集权主义”在80年代用过。在邹谠说了此概念之后,中国学者就运用此概念谈 “国家与社会”。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概念复苏,大凡重要理论或概念的出现都与时局变化有关。“市民社会”概念进入中国时分成两块讨论区,一块为邓正来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另一块为《天津社会科学》。

邹谠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居正的孙女居蜜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的负责人。谢持的孙子谢幼田对“西山会议派”有研究,写了《谢持年谱》,是研究“西山会议派”必看之书。

中国革命的解释原来是有巨大覆盖面的解释,邹谠的新解释与此是有交汇的,原来的解释是共产国际、列宁(《民族与殖民地提纲初稿》)给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帮忙,其中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上,为中共提供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论说体系。20年代共产国际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列宁吸取了专家的意见,比如印度的罗易。1937年以后,毛的几篇文章建构了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框架,毛泽东在此前基础上发展,他的解释大致能说明问题,所以说中共传统的解释覆盖面很大。

孙中山和蒋中正的解释与毛泽东的解释有共通之处。孙中山的重点在满汉对立,满人对汉人长期欺压,对中国文化压制,使中国的立国精神丧失,这与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汇。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他们感时而发,唐君毅有强烈的历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后安葬在台北,他说台湾是中华文化最后的干净地。

孙、蒋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国共的理论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题并不突出。1927年以前为“国民革命”,与以后的“工农革命”有重大区别。1927年后中共阶级意识出现了,1935年后“中国”概念也突出了。

中国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国民党,中共在毛泽东掌权后开始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共的精神气质有重大改变,此前中共的国际色彩很重。

近代的主题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背景乃东西洋对中国全面的侵略,如果没有他们打进来,则中国处在改朝换代的循环中,东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变化。

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历史的解释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毛对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参看唐君毅的文章。

中国旧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纪中国第一个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时期,中国在发生巨变,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为何失败了?革命往往产生于改革时,改革是危险的,不改是安全的。

邹谠的新叙述之“新”在于突出了外部因素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国共都淡化了这个问题。对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以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邹谠(1918-1999)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强有力的治国新模式,国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宁主义上、下端,上端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端是党治、党军。国民党只要阶级调和,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的反映。日本没有提供整体性东西,而苏联提供了很多。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从2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叙述肯定了苏联对中国的帮助:(1)苏联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的帮助。(2)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为当时在党内是留苏派掌权。(3)40年代后期对中共的帮助。(4)建国后对中国的帮助。

60年代对苏叙述开始大变(1960—1970),对于苏联的帮助一般只提列宁,斯大林对中国的帮助一笔代过。叙述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另一方面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主义。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有持续性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响,1957年把批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打成反苏、反共分子。毛泽东自己可以批评斯大林,但不允许群众对斯大林有任何批评。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跟在毛泽东后面批评斯大林,结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斯大林分子。1960—1970年的叙述突出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斯大林对王明的支持。斯大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毛与斯讨价还价,表面看起来毛更高明,但中国还是吃了斯大林许多闷亏。

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对斯大林有批评。1924年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可见北洋政府是有原则的,中国领土在北洋政府时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领土是以后的事。

1949年后中国制度架构一半来自苏联。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发来唁电称毛泽东为“同志”。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但双方还是互称同志,这是很矛盾的。(历史应该清晰地去描绘,但这很难,很多事错综复杂。)

1979年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专业(后转型为国际政治专业),很多学科随时代而变迁。由于各方的档案不开放,研究处于濒死的状态。1985年前中苏关系也不好,看不到苏联的材料。90年代情况变了,苏联解体,档案开放了。但普京上台后要重振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档案又不开放了。邹谠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是正确的。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苏联解密后的材料,但他的论断很准确。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代化向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学生。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日本侵华破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国民党提得很多。邹谠强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日本的入侵救了红军。红军会师陕北不算长征的胜利,对于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情况很危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毛打出抗日旗号,这样才名正言顺。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大为好转,又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军停止“剿共”,红军才算胜利。日本对国民党、共产党正反两面的作用太大。蒋中正将精锐的部队全部用在淞沪一战,70万人损失殆尽。而毛泽东则是绕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毛蒋的思维不同。蒋中正认为自己是大国元首,要有责任和义务。

邹谠的缺点在于他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体会不深,他的人文感觉稍有欠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关系。参加革命的是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毛泽东称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打不过农民?因为国民党将领的拼劲不大。(看书要看他的优点,但也要看其不足。)

邹谠对延安时期的叙述有偏差。他认为,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温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建立起来了:(1)斗争大会开得少;(2)失败者不被处死。如果说理性是对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邹谠的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温和”肯定不能成立。邹谠说斗争大会开得少是错的。在延安时期斗争大会是很常见的。研究“斗争大会”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启发。斗争大会的模式在江西时期开始建立,在延安时期经常开。邹谠说失败者不被处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1921年后党内斗争失败者都不会被杀死。苏联有这个杀死失败者的情况。毛泽东吸取了江西时期的经验,他主政后,一般不处死党内斗争失败者,但会长期监禁他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1)精神、思想上的影响。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价值观,林肯的东西影响力更大。

(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养了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短而快,回来干革命、做生意。中国没有产生“留日派”,但有“留苏派”、“留美派”,留美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尤以自然科学为重。1949年后有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从事军工业。而台湾一直受美国影响。

(3)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干预中国政治,但与日本、俄国是不一样的。日本从甲午战争至1945年一直干预中国的政治(比如支持孙中山,帮助康梁,支持制约蒋介石的力量,北洋时代政府更迭的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国为阶段性的干预。1927年后国民政府有亲美色彩。美国的干预主要在抗战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在1941年后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对蒋介石独裁进行制约。美国既支持蒋,又对蒋的专制有抵制。美对国共关系也强力干预。1949年美国对台湾有巨大影响,美国从战略出发必须支持蒋介石。1949年后美国在大陆的影响被全面扫荡。美国的影响只存在于表面,在制度架构上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东西。今天台湾制度架构中已融入了美国因素,比美国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选最高领导人。

邹谠的贡献在于分析了19世纪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后遗症的问题。19世纪西方进入后,中国社会崩解(军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导致了要求重组社会的新力量出现,北洋是新旧捆绑的过渡性政权。国共乃重组社会的重大力量。

20世纪重组社会的方式

新社会力量要重建国家,方式乃是社会革命。国共社会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要求。(十分吊诡,大家在享受着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1)追求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苏联无民族概念、无地域概念。(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祖国乃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国民党骂他们,因为国民党有民族主义色彩。

(2)都提出社会公正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谈到社会公正。

(3)提出社会解放(禁烟、反对裹小脚等)。

以上三点是国共都具备的社会革命纲领,顺应时代要求。革命不是几个人就能策动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关键是有革命的条件了(西洋和东洋对中国的侵害,中国人的痛感)。蒋介石认为中共革命背后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几个人就能煽动起革命的。20世纪中国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国共革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很大的后遗症。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政权一到手则革命就告一段落。国民党的革命后遗症小,因为革命是有限的,未进入精神革命领域。共产党进行的是无限革命,革命的后遗症大。国民党是同乡、同学、利害关系和信仰关系的结合。1928年后蒋介石开始建构国民党的理论,但马马虎虎,搞“党义”的被人称为是卖狗皮膏药。国民党党部的工资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脑袋往政府部门跑。国民党的性格太中国了,只是镀了一层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称兄道弟,而共产党是不来这一套的,叫一声“同志”,就把所有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伦理联系切断,只认共同信仰的人是亲人。

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进入社会、生活、个人、精神价值观的层次。“文革”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现在看来革命不能进入最后领域,人为的大力推动到最后层面是有问题的,限制了社会、个人自由。马克思说要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中共建立了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国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间、资源。列宁称此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理论来源(2006年10月23日)

国民党理论来源有三:(1)中国传统文化;(2)苏俄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概念;(3)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上三点对国民党以后的行为有巨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和社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36年通过《五五宪草》。1950年国民党去台湾后方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才发生变化。

国共是对近代中国问题的回应。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对社会中下层的人士产生影响的党,代表近代工商业阶级的兴起。国共都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但路径不一样。中共重点面向社会底层,主张激进快速的社会改造。1927年不是这样,当时中共阶级特征不是很明显,1927年国共分家后才凸现阶级特征。国民党则重视中间阶层。1927年后国民党放弃对社会底层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江宁曾为国民党县一级改革的模范县,但改革不激进。

1934—1937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社会恢复工作是一个研究课题,当时的“恢复”是阶级调和,而非现在宣传的“反攻倒算”。这是江西一名博士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

2、 谈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2006年10月30日)

80年代开始“中共组织史”的写作(李锐的建议),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有专门的常设机构负责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价值很高,中组部收集得最全。研究近代史要会用这套材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图书馆收藏得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得也不少。

许倬云乃大师级学者,国内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国华文的《知识分子》杂志介绍的。杂志里选了一些一流华人学者的文章,许倬云在上面发表文章谈轴心时代,他把中外历史打通,将中外历史作比较研究。确实,谈中国史应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谈,过去国内是将两者完全分隔开来研究的。

许倬云先生看书多,感悟强。他将人和组织结合起来谈, 他说,一个杰出人物需要有几个重要的条件:(1)知识,这可以通过学习得到;(2)见识,这也可以在经验中培养,要胸襟开阔;(3)胆识,这个不太容易,碰到问题要当即立断,与人的性格有关。前提是要具备前两者,而且还要有使命感。

而做一个领袖,则需要:

目光远大(毛泽东肯定有,邓小平也有,曾国藩也有);毅果断(坚强的意志力,认定了就非常执著,红八军军团长周昆在中途放弃,就是意志力薄弱);胸襟开阔,这是成大器者所必需的;公忠体国;能开一代之风气;能带动一批人成为自己的追随者。

下面谈一谈中共革命组织形态的来源问题:

(1)来自苏联,列宁主义党提供了组织制度。一元化、同心圆结构适应中国人组织意识的严重缺失。50年代后中国人对组织的依赖,高度计划经济下,每个人都有组织。组织控制了一切资源,个人离开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人的心理需求的一面,因为人要有归宿感。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将全国人民安排到各个组织中。中国革命之“新”在于有了现代组织。

(2)中国的传统(20年代片断性而非全面地进入党)。

(3)毛泽东的独创(总学委、“文革小组”等),现在还没有文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

列宁主义党可以领导军队。博古二十几岁领导军队,得到李德和周恩来的辅助。博古在党内有权威,博古会断,周恩来谋多,周会综合各个人的观点,取中庸的方法。

中共跳出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传统,就在于有“党”的组织。毛泽东一身兼党、军两职。

地方首长兼军区政委。60年代初后,社会潮流尚军,以军为荣。

建国后周恩来掌政务院,政务院有党组干事会,周恩来是党组书记,政务院各部都听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内。按不成文规则,公安部应归一号人物控制,所以毛泽东对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气。1953年毛泽东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直接送给毛,抄送周。

丞相是外朝,权力太大时皇帝就要依靠内朝了。研究近代史必须了解一些古代史。

中央书记处是党最重要的机构,而非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管意识形态和干部的任免和升迁。刘少奇组织政治局会议,落实在书记处。周恩来的国务院是业务部门,要听书记处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权力很大。

党管业务,这也是学苏联。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学部、工交部等。政府每个机构都由党委管。

组织与制度(经过一个阶段就要重新调整):(1)因事设置。(2)因人设置(只是给你一个位置),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但他在东北时受政治局委员高岗的节制。

许倬云的结论:(1)制度由人来建,制度中有人。(2)组织也会老化、涣散。组织内部会因各种变量转变而产生张力,要借力转力,开创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误用张力走向失败。

3、 对唐德刚其书的看法

唐德刚的研究方法基本是传统的,也就是不太运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据若干史料,以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是非观、价值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结合他个人的感悟,发表看法。由于唐德刚生于战乱的20世纪中国,又长期居住美国,在美期间曾为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民国要人撰写回忆录,和胡适也有较多的接触,故对历史帏幕后的政治、社会等各种复杂因素有具体的体察,加之他和台湾知识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联系,二十多年来又经常游走于海峡两岸,故而对历史的看法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同时渗透他个人强烈的主观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实陈述方面着墨不是很多,重点在议论,而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处。他的文笔非常流畅,但也有一些戏谑之气。唐德刚不能算是学院派,一是他的作品严谨性欠缺,二是他没进入美国主流汉学界,只是在一般大学教书。尽管如此,我以为他仍可称为杰出的史学家,虽然唐的考据功夫不强,有些作品在具体时间、地点、数字上有错误。

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肯定是学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陆和港台的读者一定比前几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学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轻后生难望其项背,这就是他具有史学家最重要的特点:史识,即洞察历史的眼光。唐德刚的强项不在史料。例如: 他总结毛的三十年,能一字点破天机,就用一个词就概括之:专政。这起码是1949—1979年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他没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在他看来,那不是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征。而“专政”是一个客观词,任你怎么想都可以,留了一个空间给读者。另有一点我也很欣赏,唐是“民众本位论”者,这点也不是很多史学研究者能做到的,许多史学研究者是“国家、民族、领袖三位一体论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以及他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著作。

4、谈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魏有《历史与意志》、《洪业》、《中国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学”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学者。地方史研究是现在的热点,上海影响太大,对上海历史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趋向。我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德国《德意志报》每天都有上海的新闻。通过研究地方而回答大问题,不能拘泥于一个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论”,没有那么多理论。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书中没有“上海理论”。史家可运用一些当时的文学性作品作为研究资料,比如对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画报》、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呐喊)。30年代上海乃全国出版中心,各种出版物很多。

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这本书要注意控制、权力、人性、国家、社会的意识等,学历史到最后要融会贯通。中国现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学习的,民国警察部门级别不高,这值得思考。国民党对社会控制不强,但1949—1980年台湾控制就严了。

我去维也纳开会,发现维也纳街上没有警察,有人认为像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萨尔茨堡也没有警察。魏斐德说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组织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况,可能是必经之路。现在警察除了维持治安的功能,还有服务大众的功能。台湾的警察社会管理能力较强,也是兼顾社会治理和服务公众的功能。我去派出所办暂住登记,一警官马上上来请座,还送上一杯水,墙上的标语写着“做人民的褓姆”。大陆的警察也在转型,现在已增加了服务功能。

“公安”一词由孙科提出,此前称警察。广州现代化从20年代开始。公安和警察有区别,警察乃强力符号,公安则比它更宽泛,有社会管理协调能力。

苏区的社会管理模式

(1)中共军事先行。领导根据地的力量以军队为主导,有军队才有地方苏维埃。

(2)中共与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由基层党来承 担公安的功能,以群众路线为导向,苏联革命不是这样。

1931年7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开始建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前由一方面军中的政治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由毛泽东统领。保卫局的成立,标志着将苏联斗争管理模式移入中国,其任务是肃清内部反革命,包括军队、社会底层、干部,它是公开的机关,是一个强势的部门。

到延安后,改为陕甘宁保安处,再成立中央社会部(主管特工业务,对敌,反特)。三头并进:中央社会部、地方社会部、军队社会部(锄奸部)。根据地还有公安局。

1949年在此基础上建公安部,1949年后主要功能既对内,也对外,协助政府处理民事问题(“马锡五调解法”)。此组织的来源为:(1)本土革命经验、(2)30年代苏联模式的引入,两者融合,难解难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强调保卫部门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康生系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

1949年后,公安部有段时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来由毛泽东管,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军队和警察这两把刀由毛泽东控制,“文革”后期华国锋负责公安部,此前还有罗瑞卿、谢富治,他们都是毛泽东非常信赖的人。

“文革”前有公安军,是现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军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负责保卫边防线和内卫等。今天的边防线,和平地带由武警负责,敏感危险地带由解放军负责。公安部有边防总局,管理边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时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阅有限制)。

5、谈魏斐德的《间谍王》(2006年12月4日)

《间谍王》一书的序是刘东所写,写得不错,提炼出了魏斐德此书的主旨。特工在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没有这种组织,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而先于国民党有这种组织。1926年,周恩来派陈赓、顾顺章、李士群等去苏联远东学习“格伯乌”方面的东西,此时国共尚未彻底决裂,说明周恩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国民党1927年后才开始建此组织,蒋中正面对的问题很复杂:(1)中共造反,南方农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对国民党有威胁,中共背后有苏联支持;(2)蒋中正以正统自居,要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各地军阀成为阻碍;(3)1927年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暴露,干涉蒋中正的北伐,蒋中正要面对这个问题;(4)国民党派系太多,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蒋中正要针对党内离异力量。总之,他要实现他本人及国民党对中国的广泛控制,这是他建立这类组织的根本目的。

这个组织在1949年前的发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后,有人认为如果戴笠活着,蒋中正不会那么快失败。国民党在台湾的特工掌控者为蒋经国,他是特工系统的核心负责人。白色恐怖与他有密切关系,他同时又是台湾现代化推手。在苏联则是安德罗波夫,同时他还是苏联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强硬派分子。

在中共那里,特工组织的思想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等等,意识形态的解释特别重要。

在国民党那里则是蒋式爱国主义,特别在外族入侵时,爱国主义可以超越党派,金钱是次要的。而且国民党特工组织营造大家庭气氛,家长是戴笠,领袖是蒋中正。此组织是不流动的,所谓“生为领袖人,死为领袖鬼”,有自己特殊的伦理。1949年去台湾后,每年4月1日是国民党纪念戴笠的日子。在这个组织中子承父业。在台湾的两蒋时代,国民党强化了意识形态叙述,“领袖、主义、国家”三位一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

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组织,蒋中正成立调查统计局,这个词儿,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调查研究,比较能迷惑人。1943年后,中共也全面对国内的社会组织、社会名流进行调查统计。

30年代中统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活动范围在知识界。1936年“中华文化本位宣言”的发起者中不少是中统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比较认同国民党的政策。中统的活动集中于知识圈,不干脏活,很文雅,脏活由军统来干。许多知识分子被中统的温情拉下水。中统头目是陈立夫、徐恩曾。中统也有杂志,邀学者文人写稿。陈立夫名声没有戴笠那么坏。陈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务张冲,在上海打击中共很凶,但又支持国共合作。《现代史料》是中统特务杂志,乃中共变节人员主办,写的东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的黄金时代。

中统、军统重视利用中共变节人员。1931年后对中共的方式发生变化,从一味屠杀到动员自首。“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认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若再杀中共人员会受到国人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共是受了苏俄的影响,是可以“迷途知返”的,于是国民党对中共采取自首政策,只要认同三民主义,就可以不杀,送进反省院,不劳动,写写“三民主义”读后感。中国女革命家杀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写读书报告的一部分人乃是应付国民党而不出卖组织,只有少数人做了国民党的鹰犬。写了认同三民主义的读书报告但不出卖组织的人,还可以留在党内,出卖了组织的人则是叛徒。对不自首、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则送去军人监狱,如陶铸。对坚决不自首的则杀,这是为了打击中共的士气,如瞿秋白,因为他是一个时期的中共负责人。向忠发诚心向国民党自首,但蒋中正还是杀了他。

万亚光写过《国共斗争亲历记》,此书基本真实,有重要史料价值,在香港可以买到。80年代作者回国内,受到杨尚昆、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他长期当国民党特务组织图书室主任(瞻园为中统最初工作处),护送中统材料去重庆,后来又护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对大陆学者开放。他还编过徐恩曾写的回忆资料《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都有。似乎上海图书馆也有。该书一直没有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一本。

戴笠为了凝聚团体的人心,制定了军统局局歌。30年代苏联每个行业都有歌,除了“格伯乌”外。从国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统做了两件好事:(1)在孤岛领导锄奸(不是所有军阀都是汉奸,比如吴佩孚、段祺瑞严守民族大义,不做日本人的汉奸);(2)收集、判别日军情报,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国要对苏联进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国。

英美特工组织的界限清楚(除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组织不能干预民间,界限模糊的情况主要在后起国家。应该有一个界限化的过程。斯大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也尝试明晰界限:(1)军队不能受康生系统的干涉,(2)对党内人士不能采取特工活动。这是毛泽东吸取苏联教训,界线化和区隔是很重要的。

6、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华慈写过《寻求富强》,也写过《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关心中国,还写时评。史华慈最初想做犹太教传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释出新意,说明他的敏锐。他的史料来自中国、日本。但是,他对中共相当意识形态化的史料照单全收,因为他同情中共运动。日本的史料相对客观。日本对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华慈不用国民党的材料,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史料。其实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该带有偏见。

他也引用李昂的《红色舞台》一书,此书可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书的内容反映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华,写有《大革命的回忆》,后离开中共,被中共视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杀了,具体情况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史华慈该书首次使用“毛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主义最早由中统提出,其实1935年国民党中统就提过“毛泽东主义”,称中共革命是披着马列外衣的“流寇”进行的“农民造反运动”(见《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中共打下了中国后,史华慈在该书首用“毛主义”的概念,这个词才被注意了,也流传开来了。

毛主义在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我们看是否马列的,标准是: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对私有制的看法(消灭私有制)。从以上标准看,毛泽东的思想基本在马列主义的范围内。毛泽东从来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即使在“文革”时,也是如此。当然毛也吸取了马列之外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

史华慈这本书成书于冷战的开始,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乃苏联“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华慈则看到中苏的差异,他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乃是“异教徒”。这显示出了史华慈的远见。此书有一部分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中苏的相似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同性问题(这是9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动向)。现在看,中苏的相同性远超出差异性。

史华慈不知道富田事变的性质,照单全收了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且史华慈认为AB团是存在的。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不确定性,史华慈乃优雅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理解20世纪复杂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东西不是档案就能反映的。斯诺在60年代到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情况。他写了《大洋彼岸》一书,有许多不实之处。

史华慈的这本书主要谈四个问题,中心是中共运动的内部关系:(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关系;(2)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3)思想起了什么作用(共产主义背后的思想背景)。本书后附的是他的《德性统治》一文,就是谈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思想。史华慈针对恐怖政治背后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谈了他的看法。他对“文革”有深入剖析。史华慈有两点论:既不完全是权力斗争,也不完全是思想斗争。他的看法有道理。共产主义运动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追求,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权力追求。意识形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大问题,实际上既有意识形态,也有权力和政治运作问题。

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7、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8、谈汤森的《中国政治》的几个重要观点(2006年12月30日)

汤森认为:

1.中国传统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有重要作用;

2.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关联,只有从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过去的区别的意义。为什么外面的观察总是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慧,而在这领域内的政治学家却相对较少。

3.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邓的改革不是革命。

4.中国革命是否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看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之强弱。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家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使用军队。

5.分析中国政治的几种模式:

集权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是50年代美国西海岸学者的范式,里面有些论述不完全错,书中把“极权主义”翻译成“集权主义”是不对的。极权主义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过审核,只能将其译为“集权主义”。汤森认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一个独断领导,控制论传媒,对经济的控制。

“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一个动员系统和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实行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中国模式。

他提出中国现行体制的起源有四:(1)中国政治传统;(2)革命的背景;(3)苏联共产主义(这是研究中共必须考察的);(4)中国在1949年前的历史(更应该看1949年以前国共互动的历史,要搞清脉络,这是历史的延续性)。

汤森的书有其重要价值,比较客观。所罗门写过《文化革命与新政治文化》,已经翻译出来,但没有通过审核。白鲁恂和所罗门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施拉姆对毛泽东有同情。麦克法夸尔则不同,他写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国没有出版。

有关军队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先锋队,此说在西方学者那儿已是共识,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是成立的。50年代中国军队对政治影响不大, 1953—1959年全面学苏军,注重军队现代化,从农民军队变成了强大的军队。1959年后毛泽东将军队引入国内政治。林彪治军十年,军队现代化进展不大,而且在往过去传统回归,例如搞“骡马化”。但林立果《571纪要》中有军队现代化的影子,有由军队主导现代化的色彩。

汤森对中国资料掌握得比较差。他为本书材料不足作辩解,他说,因为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碎的社会,获取材料是极其困难的—这不完全对。他的研究长处在于用了政治学作为学术支援,对中国的政治有真知灼见。他对中国历史只是概念性的描述。裴宜理是政治学中的历史学家,要了解当下社会从历史中继承的智慧。政治学家要有历史的资源,而历史学家要有政治学概念,如“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毛主义、毛思想的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哪种方式灌输乃至社会化的?显然,50—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功了。历史研究要借用社会科学的若干概念。运用政治学等概念能打开一个新天地。历史研究要会吸取社会科学的其他概念。另外,注释有两种:(1)资料引用性(包括观点的引用),(2)解释性注释(西方学者用得多,中国学者用得少,对前人作品提出有依据的分析和评判)。

理想国
201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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