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从福建考入北大历史系，到校后新生体检复查时，发现得了肺结核病必须休学，第二年经复查可以复学，这样就转入65级。
1964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待了一个多月，因此对64级的同学已多认识，对当时的系领导和教师也有所了解，知道当时历史系有一正两副系主任，翦先生担任副校长兼系主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和张芝联先生。他们都是我所景仰的学者。
在1965年的迎新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翦先生，不记得他是否给我们这些新生什么教诲，以后就再没见过他。1966年春节过后，历史系到昌平县的北太平庄搞半工半读，在太平庄的一个后来既当食堂又当资料室还当会议室和乒乓球室的大平房里，举行了一个动员会，到会的有邓拓（三个多月后他就自杀身亡），有陆平和彭珮云，翦先生也出席了，也没记住他讲了什么，会后他就走了。长驻太平庄的是张芝联先生，他还给我们一年级的八个人上法语，而此前教历史和国政两系16个学生法语的是刘自强先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她是梅贻琦先生的儿媳，她的丈夫梅祖彦当时在清华任教。
在65级学生入学前后，中国的文史哲经、文学艺术各界已是山雨欲来。对翦先生的史学观点的批判其实已经开始。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长文，矛头直指翦伯赞，锋芒毕露地批判先生所讲过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刚上大学的我们只当是学术讨论，并没有嗅出其间浓烈的火药味。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在太平庄半工半读和高年级还在搞四清的历史系师生，都返回校内，在运动爆发后高潮期的各种斗争会上，我从未参加过对翦先生的各种批斗会，也从未参加过他的专案组或监视过他。这样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后的1968年秋。
1968年11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因本人不写日记，具体日期回忆不起来了，后文中除了有确切日期的，其余都是大约），驻历史系的工宣队李杰（他当时负责对历史系员工的专案工作，后来听说以泄露审查对象的案情为条件向审查对象索取财物，案发后在审查他时自杀身亡，不由感慨进驻北大管大学害了他）突然把我和64级的胡敬梁召到他设在38斋一楼的办公室，说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要提审翦伯赞，要我们两人配合他们工作。叫我们马上到小东门去等他们，以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向他（李杰）汇报。至于我们是否以翦伯赞专案组名义活动，根本没有涉及。此时离工军宣队进驻北大已四个月，他们已完全掌控了北大“文革”的所有活动，根本就不是有些资料所说的是私自组成的什么专案组，人员也始终就是两个。
我俩马上赶往小东门（现已不存，当年去清华都从这门进出），不久来了一部小轿车，在门卫室下来一个军人，自我介绍是刘王专案组的，名巫中，我们告诉他，是系工宣队让我们配合他们工作，就上车开往燕南园。车上并无交谈，当时正逢中央要对刘少奇做政治结论，刘王专案组的名头让我俩感到十分拘束。车上除了司机，他们只有两人。巫中显然是负责人，45岁左右，身体不高但壮实，很有军人的杀伐气概。
这是我第一次到翦家，后来知道是燕南园64号，走廊进门，外间是护工住房（有很多材料说护工姓杜），护工不管来人谈什么，只负责登记来访者的单位、名字和到访的时间起讫。里间是翦先生夫妇寝室。谈话基本上都是在里间进行，也基本上是在巫中和翦先生之间进行。巫中倒也没有声嘶力竭，更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把手枪掏出来拍桌子。内容主要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翦参与的为国共双方谈判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联的一些人物。尽管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但对这一段历史茫然无知，只记得问到谌小岑、吕振羽几个名字，我们根本插不上话，整个过程只有听的份儿。根据后来有些资料所说，这一天应该是11月22日下午。这之后，巫中又来北大几次，但翦先生守口如瓶，审问呈胶着状态，每次巫中来时，会通知我和胡二人前往翦宅，巫中不来，我们根本不会去单独审问，因为对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的这段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当时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到。
大约到12月初，巫中要我们去查看翦的档案，想从中寻找突破。有天下午，我和胡敬梁到当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一个房间，翦的档案已摊开在一张大桌子上，份数挺多，也很零乱，我不知先前是否有人来翻阅过。突然，有一张普通信纸写的只有一张纸的信件引起了我注意。信是1950年代肃反时写给北大的，没有了信封，因此不知具体收信单位。写信人是女性，她当时在陕西省某单位工作，信的内容要点是：她是江浙一带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是个青年，出于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指导她学历史，并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牵线搭桥，国民党方面出面的是曾养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还有吕振羽。她还在翦家见过参加谈判的周小舟，皮肤很黑很粗糙……
发现了这封信，我仔细看了两遍，当时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一是这女子写信的动机何为。二是以翦的身份，档案中居然有这么个定时炸弹装在里面十多年。三是凭直觉，我对信中所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怀疑。尽管这段历史当时我并不了解，曾养甫的名字也根本没有听说过。几十年后我才看到有关资料，知道这次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是从1935年11月开始的，一直到1936年9月，曾养甫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处长兼新路建设委员长，受陈立夫密令委派部属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1935年12月，曾养甫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中央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翌年夏他以国民党方面代表的身份，在南京相继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张子华进行初步会谈。
我迟疑了一会，把信拿给胡敬梁看，我们一致认为，这也许正是巫中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等到巫中再次来北大时，我们告诉他有这么一封信，他看后如获至宝，把信带回专案组翻拍了数份后再来北大，并给我们看了翻拍件，然后就去找翦先生了。这次巫中态度强硬，虽然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给翦看，但点了写信者姓名，要翦写出材料交给我们。然后和我们一齐到历史系工宣队，要求对翦进行隔离监护。但是系工宣队也许是不买账，也许是怕麻烦，并没有采取监护措施。
第二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我们去翦家取交代材料，他用红格稿纸写了两张多，约千把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翦先生的亲笔字，字写得很认真，但不漂亮，心里还想：大学者字不怎么样。可一看内容，不禁暗暗吃惊，对于政治方面，他仍然推诿，可是对那个写信的女子，却写得很详细，并承认：自己当时年轻荒唐，和她有不正当关系，后来她结婚成家，就断了来往。我和胡敬梁看完材料，就准备带着材料离开，翦先生随我们到走廊，拿一盒快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盒，抽出一支点起来，和我们说：和工宣队讲一下，给我增加点生活费，我烟抽完了也没钱买。不过我也想戒烟算了。我们宽慰他：会的，毛主席在中央全会都讲了要给你出路，工宣队应该很快会落实的。根据后来有人查对了翦家的来访登记，这应该是12月16日下午的事。
12月18日下午，巫中他们又来北大。我们把翦的交代材料交给了巫中，他看后极不满意，于是我俩陪同他们又去翦家，因为巫手中有旁证的材料可以证明翦参与了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联络工作，因此巫中说：你不要认为一手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翦先生伸出手说：我的手就这么大，怎么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这天下午的审问时间拖延很久，气氛紧张。19日，系里就传出翦伯赞夫妇自杀的消息了。对他们后事的处理等等，我们都是后来听说的。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时间，系工宣队有一天上午通知我和胡敬梁去哲学楼某号房，我们遵命前往，大房间里坐了很多人，校工宣队的副总指挥魏秀如开始传达中央关于翦先生自杀事件的会议精神，会议由汪东兴和谢富治主持，十分严厉地批评巫中说：你们刘王专案组犯过不少错误，刘少奇的罪行已经十分清楚了，你们还要去搞什么东西。训斥他要他站起来，又说：毛主席刚刚说要给翦伯赞、冯友兰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以出路，你们就把翦伯赞给逼死了，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不忠。巫中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过错，在会上居然想把责任推给我俩，无中生有地说北大的两个学生也搞了逼供。汪和谢说，学生也要做检査。开完会，我们回到38斋的宿舍，由胡敬梁执笔写了一份检查，违心地承认没有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毛主席不忠云云，我看过后签了名字，一起去哲学楼交给校工宣队，算过关了。1970年3月，我离开北大回南方工作，以后没人要我谈这段事，我也把它深藏在心里，从不对人谈起，主要是因为涉及师长隐私。
这事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走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总会想起以前的种种经历，特别是“文革”中的事，回忆“文革”，绕不过翦先生之死，我总想，作为一个有十分丰富人生阅历又融通古今变故的学者，他已经挺过了三年多的磨难岁月，又得到最高权威的保护承诺，为何躲不过那一劫？他在结束自己和老伴的生命之前，是怎样权衡利害而感到劫数难逃？今天我们的主流媒体和影视文学作品，对1935年11月开始的那场长达11个月的国共两党代表的会谈，已经给予了十分正面的积极评价，认为它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翦先生作为参与者，难道那时真的认为自己罪不可赦？还是他自己年轻时的个人隐私被泄露，让他感到无脸见人？种种疑惑，经常在我脑中纠缠，引起思索。我想，这些问题，只有把它们置于“文革”那种惨烈的政治场景中，才能得到解答。
2015年4月，一些北大同学聚会，我得知大学同班好友王复兴正在撰写他个人在北大的回忆录，其中要谈到翦伯赞夫妇在“文革”中双双含冤自杀的事，我把这段史实说给他们听了，王复兴和在座的中文系学长马云龙都要我以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把这一段从未披露过的史实记载下来，才让我下决心把这段史实写下来，也顺便纠正一些不准确的说法。
来源：凤凰国学-资讯，原载《南方周末》2015-11-09
作者：王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