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著作,我最近重读,与熊十力与马一浮的著作同时阅读,比十几年前方便了,因为有了陈来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比照着,贺麟,金岳霖,洪谦,冯友兰。大致的印象是,马一浮的知识结构更正宗,也就是“主流”的意思,不论是外语还是国学,他都算是梁、熊、马三人的第一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得益于马一浮的早慧,更罕见的是这一早慧儿童的智力和能量居然延续至晚年。梁的魅力,于我而言,是他的语言和直觉。许多深切的问题,只是读了他的表达之后,才有深切感。192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他回应胡适对他1921年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无聊批判。幸亏陈来兄找到这篇演讲记录,否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胡适可以如此粗暴无礼非学术性地对待梁漱溟。那种话语霸权和不负责任的批评,胡适先生若想象得到八十年后有一位丁丁晚辈在读他的文字,自当汗颜。即在当时,他这样的霸权,也激起梁漱溟这样的回应:“……我真想不到适之先生是这样信口诬人,要一手掩尽天下目的!”我们读最近发表的胡适评传类文章,都知道他被认为是当时最温和的一个人,一个自由主义领袖。何以会对梁先生如此?揣测理由,其一可能是梁、熊、马三位的学问及立场大相异于胡适所鼓吹的学问及立场。其二可能是胡适太忙,根本无暇读书,更何况读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著作?
梁漱溟的著作,多年前我引述许多,后来引得较少,但绝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对照着反省,意识到梁的文字如他自己解释的一样,不可视为“文字”读,而应视为人生感悟的符号表达。若是感悟不到,则读了也不懂。
梁先生毕生三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文化要义》(1945)、《人心与人生》(1975),大约二十年一部。余下顺序编码为1、2、3。书1的标题自明,主要探讨印度、中国、欧洲文化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与人类未来文化的方向,基于今日我们的关怀,不妨以偏概全地概括为“情志”问题。书2接续1探讨中西政治体制差异与中西伦理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可以“权利”问题偏概我所关注的内容。书3接续2探讨中西伦理与文化差异的心理学基础,梁自称探讨的是“心性”问题。
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读梁先生一篇回忆录,甚为震撼。那时,日本飞机轰炸香港与澳门海域,梁先生与一群难民乘渔船自香港逃澳门,海上炸弹散落,不少渔船中弹沉没,梁站立于船头,气宇轩昂,若泰山临海,至澳门,平安无事。迎接者有问:先生当时有何感想?(估计报纸记者最常发这类问题)。他的回答,我铭记终生。梁先生答:我是要有大担当而尚未完成的人(三部著作),倘若今天就死去,中国大地,山川将为之色变!诸位回想戴晴的报告文学“最后一个儒家”(《光明日报》1989年前某日某版),梁与毛主席在怀仁堂对峙而立,一边是魁梧身躯且革命精英们崇拜的国家领袖,另一边是瘦弱书生,凭借着他的信仰。我们再忆到文化革命开始时,梁被围攻批斗,之后,革命群众责问:悔改吗?梁的回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如此气魄的,有如此信仰的,并且有如此学问和思想的,我只记得顾准和梁漱溟,两人而已。
梁漱溟著:《朝话》,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
梁漱溟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