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初立
1937年7月，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清华园的大学学习。然而战争的狂风暴雨已经无情地降临华夏大地。
林家翘回忆说：“七七事变时，我正在校园内，敌人进攻卢沟桥，校内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枪炮之声。大家早就认定战争难以避免，所以虽然心中愤怒，却也没有慌张。8月份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大家就开始按照学校的要求把贵重的教学设备、书籍文献整理好，准备搬迁。”
早在1935年，由于感受到日益临近的日寇威胁，清华大学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酝酿学校的保护措施。1937年底，三校汇集华中重镇长沙，租借圣经学院，成立了“国立长沙联合大学”，并一度开学授课，这便是西南联大的前身。
1937年7月，林家翘从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了助教，并随着清华大学的师生一起搬到了长沙。然而日寇的铁蹄已经步步紧逼，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日本侵略军自华北及长江一带节节进逼，局势日紧。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学随即中断，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决定迁往中国腹地的云南省昆明市。1938年2月中旬，国立长沙联合大学开始搬迁。人员分成两路，一路主要是一些教员及其家属和一些女生，他们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河内，而后经滇越路进入云南；一路则主要是由曾昭伦、李继侗、闻一多等11名教员，率数百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贵州，步行抵达云南昆明。1938年4月终于完成了迁移，4月2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课。
▋大学长征
1938年1月20日，刚刚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对西迁做出安排。近300名师生徒步西迁，由长沙、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到贵州玉屏、贵阳、镇宁、丰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日后成为我国哲学宗教学一代宗师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这次长征。也正是这一路的徒步旅行，揭开了中国抗战史、世界教育史上著名的一幕——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
临大规定，这次徒步旅行的宗旨：“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而事实上，却是战时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这次旅行，任继愈领到了学校发给旅行团学生每人20元的旅费。教授每人领取65元。但他看到，许多教职员将自己的旅费捐助给了体弱寒苦的学生。
为保证旅程安全，全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团员统一着装，穿着黄色咔叽布制服，背着湖南有名的油纸伞和军队发放的黑色外套。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领队，临大军训教官毛鸿上校任参谋长。全团分为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另两位军训教官邹振华、卓超中分任。每个大队又下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又有3个小队。
1938年2月22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船抵益阳城外清水潭，因上游水浅不能前驶，遂于23日舍舟登陆，3000余里之长途旅行从这里开始，这是自益阳出发时所摄
任继愈回忆，“湘黔滇旅行团”还设有辅导团，由11位教师组成。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教授为主席，另几位分别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助教李嘉言，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
一路上，辅导团的教师不失时机地进行教学：
闻一多讲授桃花源地名的原始意义，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语言；
李继侗教授介绍乡野农村的情况；
袁复礼教授则实地讲解河流、地貌和演示的构造变形；
这次旅行，竟成了一次真正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实践行动。
4月27日，旅游团一行终于到达了昆明。出发前，不少人就预料这趟行程将非常艰难。杨振声教授还曾调侃体弱的闻一多教授：“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不想到了昆明，老友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彼此大笑一场。
对于这场千里跋涉，曾戏言要“带着棺材走”的杨振声教授评价极高：“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
“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当时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将照片在美国展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说：“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艰苦岁月
1941年，经济学家刘国光考进西南联大时，学校已在文林街口外建起新的校舍。所谓新校舍，也只是一排排的土坯房，窗户是个大圆窟窿，没有玻璃，竖插几根带着树皮的木棍作护栏。空气流通条件倒是极好的。屋顶原是铁皮盖子，后来因为经费不足便把铁皮拆下来卖了，换成茅草屋顶。那土头土脑的样子根本不像个高等学府，倒像乡村里的庄稼大院。走进校门，便是贯穿南北的一条长长的土路。这土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几乎下不得脚。
土路的西南是学生宿舍。大筒子间，一间房里睡四十多个人，上下两层的木板床靠墙排成两大排，每排十个，与两面的墙壁成垂直形状站立着。两排大床中间是个通道，格局就像火车车厢里的卧铺。当时联大的学生有三千多人，这筒子楼再大，也只能装一千多人。宿舍里没有桌椅，有人便买了些肥皂箱子，三个一摞摞在床头，再在最顶上的箱子面上铺一张报纸做书桌。下面两个箱子可以放书籍和衣物。于是，这肥皂箱子也就成了书桌和衣柜。刘国光如法炮制，很快便在这筒子间里安下了家。
学生一般是不在宿舍里看书和做课业的。通常，他们到校边的树林里，或者到图书馆。学校有大图书馆，系里也有小图书馆，都可以坐下来读书。从宿舍往东北走便是大图书馆，这是学校唯一的一座瓦顶建筑。由于图书与座位都不够数，每天一清早，许多学生在外面等着，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抢指定参考书。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图书馆里还是灯火通明。学生们觉得战时还能有这么个良好的读书环境，非常值得珍惜，莫不勤奋刻苦地学习。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特制的一些白木椅子，椅子右手支起一块乒乓球拍子大小的木板，学生就在这小木板上记笔记。就是这样简陋的椅子也不太富余，有时听课的学生多了，就得临时从附近的教室里搬过来些。不过，讲课的先生却个个是知名的教授，在经济系讲课的除了陈岱孙、赵乃抟之外，还有徐毓枬、陈序经等教授。
当时，大家在“一切为救国”“一切为抗战”的口号下，都过着极清贫的日子，教师们发七折的工资，且不断有通货膨胀的冲击，日子过得都很艰苦、拮据。陈岱孙教授本来是吸烟的，现在一狠心把烟戒了。黄子卿教授烟瘾大，一时戒不了，只能上街去买土制烟。有一次他在小摊上买了几根真正的香烟，没动地方就大口大口地吸起来，一边吸一边叹气。卖烟的老太婆见了也为之感叹地说：“可怜啊，可怜!”闻一多教授很长时间只穿一件亲戚送他的早已过时了的夹袍，而朱自清教授冬天里只穿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御寒。
学生们的生活就更差了。吃的是通红通红的糙米，米饭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米饭里充满了木头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石、粳壳子、稗子、耗子屎……人称“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都装在酱色粗陶碗里，清汤寡水，多盐少油。即使这样，吃过一碗饭再去盛第二碗时，桌上的菜已经被一扫而光了。
图书馆前面有个大操场，这里每个月都举行一次全校大会，名之曰“国民月会”，全称“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上，社会知名人士经常来校讲演，而校长梅贻琦先生则是每次必讲的。大家听演讲，一般来说都很散乱，漫不经心，唯独唱校歌时情绪激昂，精神振奋。《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由罗庸、冯友兰创作。曲作者张清常先生有时亲自走上台去指挥，同学们受此感召哪能不引吭高歌，唱出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的救亡图存精神来呢？
刘国光在西南联大从头到尾学习了五年，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跑警报，一是泡茶馆。昆明几乎没有什么防空力量，所以敌机一来大家就往郊外跑。开始两年几乎三天两头来一次，到刘国光入学时敌机来的次数虽不那么多了，但依然有。联大学生跑警报都有了经验：发预行警报时不好不动，到一长一短的汽笛声发出空袭警报时才一定要跑。好在学校后门一打开，越过铁道就是山野。在空旷的山林里找个坟头，看哪里有墓碑就往哪里一靠，既可以聊避一下飞机的轰炸，又可以较长时间地背靠着它读书。
泡茶馆更是联大学生在这特殊环境里的家常便饭。前面说过，学校里的图书馆座位有限，宿舍里又没有桌椅，要读书和做功课难得找到个空闲地方，而花钱极少空闲极多的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攻读的最好场所。所以，在当地人常说的“坐茶馆”，到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北大、清华学生嘴里，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味的“泡茶馆”了。有一个同学，竟是一年到头风雨无阻地泡，甚至连洗漱用具都放在茶馆里。早晨一起床，他就抱着书本跑到茶馆里来刷牙洗脸，然后泡上碗茶吃两个烧饼，一边吃茶，一边看书。中午出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饭后回来又是一碗茶、一摞子书。晚饭也是如此，一直看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书本回到学校宿舍里睡觉。第二天，仍然是这样一个日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何谓大学
在西南联大还有个特殊的现象，不仅学生听课，老师之间也互相听课。由于是3个著名大学强强联合在一起，许多成名的教授都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积极向上、民主探讨的学术氛围。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都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太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
学校也有一个风气，老师照本宣科教学会觉得很不光彩，因此上课时不仅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还会年年有更新。老师之间的互相竞争也很强。如学校就曾让好几位老师都开讲唐诗和楚辞，轮流开课，学生可以互相比较，老师们也共同促进。闻一多就是因为讲唐诗和楚辞讲得比较好，每年都有很多人来选修他的课。这种民主自由、严谨求实的校风，让很多教师的水平大为精进，不少教师的著作都在那个时期完成。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隔70多年后，仍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联大老师坚持以自己的研究为授课内容，而非采用统一教材，已经蔚然成风。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3次下命令让联大采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和考试，并交教育部核准。联大的老师们联名给教育部回了一封信，认为联大有联大的教学方式，应该尊重联大的传统，而非跟着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信件发出后，教育部再未来文催促，显然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因而联大的这种传统得以保留。
而学生之于老师，也并非要言听计从。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据，教师即可以让他的论文通过。平时考试，也可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相左没关系，只要有依据，照样拿高分。这种民主的学术氛围，既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又充分张扬了同学们的个性。
联大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课程教育，初等的物理、化学课往往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来教，给学生打下的基础好，入门也正。如国文和英文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理科都要学。国文老师是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这样的名师，英文老师则是王佐良、李赋宁、查良铮等十来位，都是著名的诗人、作家、专家和学者。联大对英文要求很严格，英文不及格不能升级，因此联大的学生个个英文过硬。
1943年进入反攻阶段后，同盟军在缅甸一带作战，需要大量翻译。而联大的学生一般只需培训一个月之后，即能满足岗位需求，可见平时的英文水平。联大还要求文理科学生至少互相选修一门课。体育不及格的也不能毕业，以求学生的全面发展。诗人吴宓体育不及格，留学就晚了一年。学校让他去学游泳，通过考试才行。学校的社团活动也十分丰富。在那里，有诗社、话剧社、文学研究会等，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气氛十分活跃。
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深夜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的书桌旁边，就放着马桶。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公文包就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有人说，西南联大是集体的苏武，南方阳光下的义勇军。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一个群体，不是由某一个巨人可以代表的。它的丰富蕴藉，不只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更在于它在战火硝烟中，漂泊于山河，从而跌宕有序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那些令一个民族走过5000年长河的珍贵品质与力量。可以说，西南联大办校历程本身，就是一页浓缩的中国文化史和民族史。
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
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这样的事，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文章来源：节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大家丛书”系列：《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 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传》、《经济学大家——刘国光传》以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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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