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迁居路线图：广州(1928.4)-北平(1929.6)-上海(1933)-南京(1934.10)-昆明(1937.11)-四川南溪李庄(1940.12)-南京(1946)-台湾杨梅(1949.2)-台北(1954)。
中华书局将于最近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收录中研院史语所成立80多年来的全部200多期集刊所刊文章，编排为六编十三卷共五十册。
此次是《史语所集刊》这一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学刊，首次以完整面目公之于大陆，对大陆学术研究不啻为极有意义的一大事件。与此同时，也令大陆公众有机会将目光投射于中研院史语所这一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
这一创建于1928年的研究所，经历80年的风雨洗礼，有过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现在依然是台湾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
但此前由于两岸隔绝的关系，大陆公众对它了解并不多。借此机会，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面纱，回望史语所的80年历程，让人们看到，真正的学术精神如何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史语所成立
傅斯年说服了蔡元培
史语所作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成立的时间比中研院还要早，时间在1928年初，它的诞生富有戏剧性。
当时中研院尚在筹备中，首任院长蔡元培本没有成立史语所的计划，而是准备在1927年底设立心理研究所，并聘请了傅斯年、唐钺等6人为筹备委员。
1928年初，借到上海与蔡元培商谈心理所筹办事宜之机，傅斯年向蔡元培慷慨陈词，指出中国过去虽然有关于历史和语言的著述，却没有西方那种科学性质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应该针对这两个领域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蔡元培被说服了，决定在傅斯年于广州中山大学建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基础上，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为首任所长。
史语所之后经历过几次搬迁，1934年迁至南京。在成立之初，史语所的学术架构不断调整，从最初设立史料、汉语、文籍考订等八个组，到1929年整合为三个组———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学界最富学术声望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任主任。
当时蔡元培发表过言论，表达对人文学问研究的价值看法：“果能以事理之真布之世人，开拓知识之领域，增加对于人文进化之理解，其影响纵属迟缓而间接，其功效有时乃极巨大。”后来证明，蔡元培的这一看法卓有远见。
史语所从创建之始，其学术方向就决定于所长傅斯年。傅斯年曾经说，当时欧洲竟成研究中国历史和语言的“汉学中心”，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源于对此现状的“不满”和“不服气”。
历史学家、现任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同时也是傅斯年研究专家。他向本报记者分析了傅斯年办史语所的学术理念。
“我觉得傅斯年先生当年主要的怀抱首先是为了带进新学术，实现新学术与旧学问的结合。他的中国古典知识素养是非常深厚的，很多经书他都能背。”王汎森用傅斯年“背书”的例子来说明他旧学底蕴之深：“傅斯年背古书像打电报机一样，‘嗒嗒嗒嗒’。他需要找一个什么词在哪里，就‘嗒嗒嗒’地背，背到这个词这里停下来，‘哦，在这里！’以前没有电子检索，他就是这样检索的。可见他的旧学根底非常深。在我个人看来，他在某些旧学方面的根柢超过胡适先生。”
同时，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傅斯年对旧学又有很深的批判，他在欧洲留学，受西方学问影响巨大，开始寻求将旧学问的某些部分与西方的新学术融合起来，开展新的学术道路。“他们那一代有很多新、旧两面学问兼具的人，如果只有新的那一面并不够，如果纯然是旧的一面也不够。”王汎森说。
但傅斯年的学术理想并未止步于“新旧结合”。“他创办史语所还开启了当时中国旧学问里面没有的、或者是不被重视的若干门类。
比如说早期凌纯声的人类学，吴定良的体质人类学，赵元任的汉语语言学，李方桂的非汉语语言学，李济的考古学，还有像傅斯年对史学的新看法等等。这些门类在当时要么没有，要么不被重视，或是并不是以那种方式在操作。”这些门类都在史语所得到确立和扩大。
最初十年史语所是傅斯年翅膀下护着的一窝“鸡蛋”
有物质支持的理想才是行得通的理想。傅斯年的一套理念，很幸运地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
中研院从一开始就由国民政府全额拨款，南京时期每月10万银元，一年120万，只有北平大学的三分之一左右。按十个所计算，每个所每月只有1万银元。
开始蔡元培只同意每月给史语所5000银元，傅斯年告诉他，这笔款只够十几个研究人员的津贴，如果还要出版刊物，拥有足够的图书，尤其进行大规模历史遗址的挖掘和史料征集，至少要和其他各所一样，每年12万才能勉强应付。蔡从善如流，保证了史语所的经费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为研究员提供了在那个年代颇具竞争力的薪水，目的是让研究人员全神投入工作，避免兼职。
当时给专职研究员的薪水从200到500元不等，专职编辑从120元到300元不等。而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的最高薪水也就200大洋，租一个四合院一个月只需二三十元。
史语所研究员、人类学家王明珂目前正在整理史语所当年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进行数位典藏工作。
在回顾民族学组历史的过程中，他对当时前辈宽裕的工作条件也颇为感慨：“1930年代初，为了成立民族学组，史语所从国外购买了大批的仪器材料，一直到1950年代这批仪器还属世界先进器材。那时候中国政局不稳，后来又经历中日战争，在那情况下他们做调查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
现在所里还有大量当年的照片及一些影片；光是照片，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就有8000多张，而且所里还留有一些约70年前的柯达底片，是还没开封的新底片，可见当时这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一方面是相对充足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当时史语所的学者没有“坐享俸禄”的风气，而是完全相反。
王明珂用“公而忘私”来形容他们：“当时所里的一位助理员黎光明，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去四川西部做调查，在调查期间多次向所里要求寄经费。傅斯年写信给他，里面写得很清楚，说哪一笔钱是所里先拨给你的，哪一笔是我私人薪水给你的，你如果再要的话，就是逼着我去跳河。”
这样的事例在当时的史语所比比皆是。“我还看到一封信，是从事彝族研究的马学良先生写的。”王明珂说：“当时他在云南做调查，傅斯年几度催他回来，后来终于他决定要回来了，但在昆明等飞机的时候，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
此信大概内容为：我在这边等飞机，但又听说禄劝那儿的一个石室中，有当地土司收藏的一些彝文书，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已没有脸再跟你借公费了，能不能把我后面半年的薪水预支给我？”
对于早期的史语所来说，傅斯年绝对是一个家长式的人物，不管是发展大方向，还是日常开支、具体工作，他都亲自过问，以至于有人打趣他是“老母鸡”，史语所就是他翅膀下护着的一窝鸡蛋。
王明珂印证了这个说法：“比如我刚才谈到的黎光明，他当时只是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助理研究员，但傅斯年给他的信里，一句又一句地警告他‘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这简直像爸爸对儿子的教导。”在史语所很长一段历史里，所内同仁一直将史语所看成是“家”，乐于为史语所、为学术倾注所有精力。
这样的投入和付出有了巨大的回报。从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十年，史语所获得平稳发展的空间，取得大量学术成就，其中最举世瞩目的莫过于在河南安阳对殷墟的15次发掘，证明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商朝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从而把中国的历史从周上溯至商，由此证实中国的信史可以上溯至3700年前。
“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是中国新考古学的一个开端。由中国人动手执行这么大规模、这么现代的考古学观念的发掘，在当时是中国的首例。”王汎森说：“这个考古工地训练了好几代考古学家，它培养的工序、规范等细节也延续到现在大陆和台湾的考古学。当时西方汉学大师伯希和曾经在哈佛大学三百年校庆演讲时说，这个挖掘使中国的信史往前推进一千年，是当时全东亚最重要的学术事件。”
殷墟发掘带来的巨大国际轰动效应，使得史语所在建所之初就颇有名望。与此同时，如整理大内档案、为明清史研究提供直接史料，以及调查全国各省方言等，也是史语所建所之初取得的集体学术成就。其他个人的研究成果则更多。正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所评价的：“史语所早期的成绩不光是一个殷墟。当时陈寅恪以敦煌材料来做学术，陈寅恪陈垣等都做明清大内档案，陈槃等人做汉简，傅斯年做夷夏东西考，都做得很好。你看最早的那几期集刊，你就会觉得那时真是一下子就站在世界学术的很前沿。”
李庄岁月除了学问，什么都做不了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者们的平静时间太短暂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傅斯年主持中研院西迁，分别移往桂林、昆明、重庆等地。1939年昆明告急，史语所和社会科学所迁往重庆附近的李庄。
这是一场历尽艰辛的大撤退，整个中研院将近400人，携家带眷有好几千人，还有几十吨图书仪器和文物，跋山涉水。史语所的图书在四川宜宾码头因为驳船倾倒，有些箱子落水书被打湿，幸好及时打捞出来晾晒。在整个西迁过程中，史语所在李庄呆的时间最长。
当年史语所的研究员、历史学家何兹全，今年已是98岁高龄。何老先生是陶希圣、傅斯年和胡适的弟子，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老史语所老人，现居北京。他耳力不太好，但头脑清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当年的人与事记忆深刻。
何兹全是1944年加入史语所的，当时史语所已搬到偏僻的李庄。“李庄在深山里面。那里没有码头，船不靠岸，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划到江心去接。上岸后还要坐滑竿上山。我就是这样去的李庄。”
史语所说是在李庄，实际上是在李庄山上一个叫“板栗坳”的地方，离李庄还有十多里路。当地有一个姓张的大地主，在山上有一大片房子，史语所就租用了，前院作为办公室。史语所同事都住在一起，何兹全和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住一院。傅斯年住在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
“那时生活苦是苦，但现在想来大家在李庄都非常愉快。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起来读书，晚上没法看书，就聚到一起聊天。”何兹全说，那时山村里点油灯，一点轰轰冒黑烟，在灯下看书写字，鼻孔里都是黑灰。所以大家天一黑就很少用功了，尽量利用白天的时间看书写东西。李庄的生活艰苦，大家吃政府发的配给米，里面掺着砂子石头，压在船舱底运输都发臭了。有的同事家里人多就饿肚子，有的人就卖书换粮食吃。
二三十年代，社会所和史语所一度有矛盾，而何兹全老先生回忆，在李庄这个时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当时劳榦因为家里人口多，分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大家晚上便常聚到他家去聊天。战争、历史、国家大事、个人小事，无所不谈。没有广播和报纸，大家的消息都是从山下来送菜的人那里得到。
“傅（斯年）先生很喜欢跟人聊天，可谁也不跟他聊天。他太厉害，谁都怕他。我不怕。我有时候还给他说笑话。我说傅先生你看到没，我们几个正聊天呢，你去了，一会儿一个溜了，一会儿一个溜了，最后剩下一两个人没法溜了，只好在那里受罪。他说哎呀要命，我就那么不得人心的？我说你很得人心，大家都喜欢你，尊敬你，崇拜你，但是怕你。”
李庄的岁月异常艰苦，但也是史语所的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一段时光。王汎森回忆他刚进史语所的时候，“李庄”是他慕名久矣的一个地方：“我刚进所里来的时候，所里的‘讲论会’上，前几排坐的都是70、80、90岁的人，我们这些20几岁的小青年坐在后排都不敢望他们。这些老先生们常提到四川李庄，回忆说在那个艰苦的时代里，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做学问。好像那段时光有很多可以玩味的事情。”
王汎森前两年终于去到久仰大名的李庄。“我到那边才觉得，‘纸上得来终是浅。’我看过很多回忆李庄的文章，真正去看看才知道史语所所在之处有多偏远，离李庄的镇上还有很长一段山路，是一个孤立的地方，在那种环境下也真的就只能读书了。所以像董作宾先生《殷历谱》那么繁难的东西，恐怕也只有在那种心无旁骛的地方才能够完成。”当时同去的还有王明珂，他也对当地的条件“难以置信”：“我都不敢相信，李庄的条件那么差。我们前年到云南昆明附近去寻找我们所的一些旧址，史语所在那儿也曾留驻一年，在龙头村那边，有些村民至今还记得。他们说，父辈在当年还替史语所挑过书；当年没地方放，挖地洞把资料藏在里面，一些是放在寺庙里。”
学术成就把苗族这个隐藏的民族公开呈现
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影响史语所的学术研究。李庄时期史语所同仁出了很多学术成果。何兹全自己就发表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南朝的兵役》等论文。
由于在偏僻乡村，印刷条件受限，《史语所集刊》暂停了。大家于是用手刻石印的方法，自己印了两本《六同别录》，收录论文。六同是南北朝时候在李庄设立的郡名。后来《史语所集刊》恢复，《六同别录》的文章又编辑到集刊中。
但史语所的影响并不止于这些学术成绩。不少无形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有的甚至影响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王明珂讲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史语所的研究员凌纯声与芮逸夫，在1934年到湘西苗族那边去做调查，他们在那里呆了四个多月，当时对他们帮助最大的是一位当地苗族知识分子，叫石启贵。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中国民族的定义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根本没有别的民族。
国民政府的主流思想是，这些南方非汉民族已经相当汉化了，继续鼓励他们汉化就是了。
但是凌纯声与芮逸夫认为苗族是一个民族，当地人也一定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到了湘西之后，他们尽量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将那些非汉的文化成分找出来。
当时不只是湘西，整个中国南方、西南的汉化市镇中，本地人都认为本地那些非汉习俗是可耻的，是见不得人的劣俗。
所以湘西当地乡绅就写了一封信到当时的蒙藏委员会，控告史语所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去当地拍照片、拍影片，‘制为影片，以为谈笑之资、牟利之具’等等，说得很严重。但是凌纯声与芮逸夫他们不管这些，还是继续他们的工作。
最可贵的是石启贵在当时所扮的角色：“石启贵跟其它地方士绅不一样。他深受凌纯声，芮逸夫等先生影响，觉得本地文化是民族的遗产，是很宝贵的。所以在凌、芮两先生返回史语所后，他们要求史语所聘石启贵为本所的补充调查员，继续调查至1936年，取得很多民俗资料。1936年之后，石启贵的兴趣转变了，投身到政治上，到处上书，说国民大会里面一定要有我们苗族的代表。1946年左右，国民大会里第一次有了苗族代表，石启贵是两个苗族代表之一。”
王明珂认为，由这个例子，可看出早期民族概念、民族学与民族调查工作，以及民族学者跟当地人士的互动，对于苗族从一个隐藏的民族变成一个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民族，有很深的影响；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由羞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到骄傲地宣称自己的民族认同。这正是由于史语所学者的研究工作而直接促成的。
在王明珂看来，当时的学人普遍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急于在“一片空白”的领域里作出填补，而并不仅仅为了个人的学术追求。“以民族学、人类学为例，当时在国家边疆，有很多不是汉人的人群，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大家都不太清楚。所以当时兴起了一股到西部边疆去的热潮。像黎光明、庄学本这样的年轻人，当时他们到那边调查，真正的动机其实不完全是学术，而是民族主义给他们的动力。我记得庄学本在一本摄影集的前言写道，当时整个的西部在我们国家的地图上还是一片白地，我为了这么大的使命，一定要去看一看。可见，这是一种使命感，而并不只是个人兴趣或者学术追求。”
其实，整个史语所的学者在当时都有类似心情，不管是为了“填补空白”，还是为了“争一口气”，相同的是强烈的使命感。葛兆光认为，傅斯年同样有一种学术民族主义的想法：“当时中国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按照陈寅恪、陈垣的说法，当时汉学重镇，一个在东京一个在西京。西京是巴黎，东京就是日本东京。傅斯年建立史语所，实际上是有与东洋人、西洋人争胜的心。陈寅恪、陈垣其实都有这个想法。当时中国一流学者都有这个想法。”
迁往台湾动用军舰为史语所“搬家”
时间到了1948年，紧张的局势促使学者们做出“去”还是“留”的抉择。1948年12月，史语所与数学所的第一批图书、仪器、设备，由李济督运，随同故宫迁运文物运往台湾，在基隆登陆。史语所第二批图书等文物在1949年运抵台湾。
最终，中研院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共50余人到台湾以外，其余都因对国民政府不满或丧失信心，选择留在大陆。1948年选出的首届81名中研院人员中，只有9位院士到台湾。
不少著名学者，如陈寅恪，最终留在大陆。在迁台的中研院研究所中，史语所是保持相对完整的一个单位，也是来台人员与资料最多的。
宋史学家、前史语所所长黄宽重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史语所之所以能够在仓促之下仍将绝大部分重要的资料、设备搬来台湾，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傅斯年的私人关系：“傅先生太太的哥哥俞大维那时是国防部军需司司长，有权调配军舰。当时用军舰把史语所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运到台湾来。”当时海军部动用了中鼎轮帮助运送史语所资料与故宫文物，使这些珍贵物品不至于在战乱中散佚。
何兹全也决定留在大陆。史语所迁台时，他正在美国留学。他的本家兄弟何思源和傅斯年是多年的老同学、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傅斯年和何兹全的关系很好。所以，尽管当时何兹全人不在，但傅斯年把他的书、被子、衣服全带到了台湾。
“1950年我回大陆了，没有去台湾。我觉得大陆新中国有前途。我的书、被褥、衣服都被傅斯年带到台湾去了。我不在国内，他不给我带走没地方放啊。傅斯年倒没说过让我回台湾的话，当然我回台湾他最欢迎了。”何兹全早在北大读书时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他自认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跟傅斯年不完全一致，他也不完全同意傅斯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傅仍将他纳入史语所。“其实傅斯年对马克思主义也很熟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上并不反对。他的学问非常好，他写的文章不多，但他写的文章别人写不出。”何兹全回忆道。
实际上，史语所一直拒绝以政治倾向代替学术判断的做法。1946年中研院的首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审查中有人提出应该剔除亲共人士，但主张学术应超越政治的仍占多数。郭沫若作为甲骨文专家，因为当时亲共的立场，审议时受到一些委员抨击要求将其除名，而胡适和傅斯年都推荐他，夏鼐更挺身而出，反对因为政治牺牲学术。郭沫若终当选为院士。
史语所在迁台之初，同样经历了极艰苦的阶段。最初租用杨梅火车站的仓库和附近民屋，存放文物和仪器。全部两千多箱书籍和文物塞在仓库，房屋破烂。
研究所同仁经常是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单身男人则挤在大仓库里，在木箱上架一个床，屋顶很高，窗户很小，无法读书。即使董作宾和李济这样两位院士级人物，也只能合住在一间教室里，用白色的布帘隔开。
经济艰难，货币贬值几乎到无米可炊的地步，有的同仁每月20日以后，必须靠煮南瓜度日。除了居住环境恶劣、生活拮据，研究条件同样简陋至极，“在火车道旁边的几个仓库里面展开研究，大研究员和小助理都是在一个大统仓里面，排排坐下来。”
在物质生活艰苦的同时，学者们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在文化上产生的差异也让他们相当的苦闷。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对杨梅当地的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汎森刚进史语所的时候，有一批工作人员都是从杨梅过来的，都是当时在当地招募的。
后来史语所搬到了现在的所在地南港，总算结束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迁徙。但即使是刚到南港的时候，条件也很艰苦。
“刚到南港时，那里是一个矿区，交通很不方便，要坐运矿的台车出入，中间要经过一个小水潭。”王汎森说：“据说一位知名学者的太太第一次来所的时候，台车经过那个小水潭时她吓了一跳，就栽进那个水潭里了。一直到胡适先生来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中研院还在艰苦的环境中逐渐恢复。”当时的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为了筹得建史语所仓库的资金，多次向政府请求拨款，终于在1954年夏天建成第一期仓库兼图书室，用于存放史语所图书、资料。在那之后几个月，史语所的人们才住进新落成的宿舍。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史语所人员依然维持研究工作，出了很多成果。李济的《古器物学专刊》，董作宾的《殷墟文字乙编》，张秉权的《殷墟文字丙编》，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屈万里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李光涛的《明清史料》，黄彰建的《明实录》校勘，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董同龢的《邹语研究》等等，都在那个阶段产生，分别是考古、历史、语言、文字学、民族学等各领域极重要的著作。
台湾时期保留着传统做学问的方法
不管是在抗战迁徙中，还是在迁台过程中，史语所数量庞大的图书资料却一直完好地搬迁，几乎毫发未损。“从大陆到台湾，大部分的重要资料、书籍，比如明清档案、汉简、俗文学及善本书等等，都带过来了。”黄宽重说。
对史料的重视是史语所最重要的传统之一，这也源于傅斯年的史学主张。“傅斯年创所的时候就提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他认为历史要进步，很重要的是史料要扩充，要扩充到各式各样。传统的士大夫的眼中大概认为经史子集这些印成文字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时看到欧洲人史料的收集，他就提出要到各个地方去寻找历史的材料，包括文字的、非文字的、实物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受了这个影响，史语所对自己的档案、材料的收集也是非常注意的。”王汎森介绍。因此史语所历次搬家中，对史料的保护、搬运极为看重。“傅斯年被昵称作‘搬家先生’，因为他搬得太多次了，史语所的东西很多，要非常规整地装箱、搬运，很不容易。”
不仅是对于史料的保护意识强，史语所对任何同仁的资料、物品都极尽爱护。何兹全被运到台湾的东西，一直被原封未动地妥善保管着。
“后来何兹全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的老所长高去寻于1990年代去美国开会的时候，见到何先生。这是1949年后两人第一次相见。何先生对高先生说：‘我有两箱东西在台湾，别的东西我都不要了，但其中有一样东西请务必帮我找回来。’”黄宽重回忆了这件事：“后来是我去帮何先生把箱子打开，找到他要的东西。原来是关于陶希圣的。何兹全之前是陶希圣的学生。陶希圣离开上海之后到了香港，当时何兹全在重庆。他们之间有22封信，讨论1940年代之前陶先生离开上海到香港那段时间的一些内外时事。那些信何先生非常看重，是了解那段历史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我帮他找到后辗转还给了他。后来何先生的自传里谈到这些信。”
像这一类的无主的箱子，在史语所曾经有很多。不少人，包括陈寅恪，东西已经来了，但人最终决定留在大陆，这些箱子就一直被保存着。“一直到前几年，我们才把最后的一批老箱子处理了，留了一口作纪念。”王汎森说。
史语所在迁台之后，曾经出现过人才青黄不接的阶段。“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东方学有兴趣，所以除了一部分人留在台湾作研究，或到大学教书外，有一些人被挖到各个地方教书，人才流失相当明显。比如研究秦汉史的劳榦先生，还有全汉升先生、严耕望先生，以及语言学的张琨先生、李芳桂先生等，都被国外请去，有一段时间人才是有些断层。”黄宽重回忆。
“但是后来有一些新的添补的人，是在台湾毕业后，到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进入史语所的人，比如许倬云院士、陶晋生院士、李壬癸院士、丁邦新院士等一批人。他们回来后，把西方做学问的方法和观点介绍到台湾来。当时，中研院没有学生，台大是有学生的，就透过合聘的方式，让他们同时在中研院与台大专任，中研院的研究员也可以在台大教书。这一批把西方历史学、语言学等学问方法带回台湾的人，对台湾人文学的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人才流动的同时，史语所从傅斯年时代流传下来的学术传统，却一直保持着。“虽然方法与观点接受西方的训练，但我们一直保留着传统做学问的方法，就是从傅斯年以来一直倡导的‘一切从史料着手’的原则。所以学问基础做得比较稳。”
黄宽重于1970年代末进入史语所，他感觉傅斯年时代的学术精神至今一脉相传：“据我所知，傅斯年时代史语所有两个不成文的规定：第一个是年轻人进史语所3年内不能写文章和教书，先要好好读书；第二个是傅斯年非常不喜欢别人打麻将，所以史语所里面不能打麻将。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规定，但这种以读书、钻研为最重要任务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由于史语所的训练严谨、学术表现受到肯定，因此学界还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到外面就能当教授了。”
黄宽重这么多年在史语所工作，他认为史语所另一个优良的传统是“学术高于一切”：“史语所的学术味道要强于人事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史语所的人要升等，不能‘走门路’，不然如果在会议上被别人讲出来，你的升等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每一年有一个考绩，如果考绩加等的话，可以得到多一个月薪水之类的奖励。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每年6月把去年所有成果都写出来，全所合订成一本，每人手里都有一本，别人在哪里发表什么文章，都清清楚楚，考绩就根据这个打分，完全透明的。史语所在判断学术的问题上，人的因素是淡的。这是我觉得很骄傲的地方。”
王汎森对于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有自己的理解：“譬如重视史料、重视学术的严谨性，做任何立论都要有‘排山倒海’的证据。其次对世界上的学术新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此外就是跨学科间的交流，以及专注的精神。”不过在他看来，史语所也有缺点：“举例来说，中研院没有研究生院，有些同仁太孤单，没有学生在旁边。不过或许这也是优点啦。”
两岸学术联系
交流仍大有空间
从1990年代起，史语所开始与大陆学者有了交流，两岸学术联系日益紧密。“史语所经常有大陆的学者来作交流学者，但担任专任的，别的研究所有，史语所没有。目前来说，不能从大陆直接接受人才来台湾，只能从国外招收，所以有些大陆人才选择留在国外或者返回大陆，只能说是机缘未到。”黄宽重介绍。
王汎森也认为，台湾与大陆两地学术发展各有优势，加强交流合作非常重要：“论学术人口，大陆要多很多。很多问题、很多门类都有人在研究。尤其在涉及到出土的新材料的部分，大陆的学者相对台湾方便得多。但台湾的图书馆与全世界图书馆相比，是非常齐备而且方便的。”
黄宽重表示，台湾与大陆学术交流很重要，不过推动起来并不容易：“第一个不容易当然是政府体制的问题，这个很难突破。从行政上来讲，早期我们与大陆任何一个单位都不能正式签约，很多合作、交流的事情不能做，或者只能做，不能变成书面的协议，只限于口头承诺。这种承诺往往局限于某个领导人在任的时候，如果换了领导，可能情况又改变了。”同时，他认为台湾、大陆两地社会环境不同，可能也会使得大陆学者在台湾感觉不适应：“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得一些生活态度上，观念上的不一样，可能也是造成大陆的学者无法长期在台湾呆着的原因。比如说，如果适应了讲关系的社会，那在一个不讲人情、关系的环境里，可能会不适应。我想这是整个环境所决定的，背景不同，表达的方式等等就会有不同。”
王明珂近20年来往大陆，做羌族地区的调查。对于大陆在人类学方面的发展，他比较了解。关于大陆与台湾在学术上的交流，他有更具体的看法：“我觉得台湾的人类学家们，特别是40岁以上的学者，他们受到的英美典范人类学训练非常好，基础非常扎实，但缺点可能是过分执着于典范的田野法则、理论这类的概念，不够活泼。中国大陆人类学在发展的时候，能够多元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比如文化研究、文学批评或者历史学等其它学科。但它本身没有原来的人类学基础，看起来很活泼，但不扎实。如果两边多交流，我觉得非常不错。”
大陆与台湾在学术上的交流，无疑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葛兆光告诉记者，经历过几十年的相互隔绝之后，现在两岸学者经常共同参与一些中国研究的学术活动，一起融入国际学术大潮，“两岸最高水平的学者，其研究风格在渐渐趋向一致。”
人除了割不断的学术关系，还有血浓于水的感情。何兹全讲起老师，至今唏嘘不已。1995年傅斯年百年诞辰，何兹全应邀到台湾参加纪念活动，第一次得以在老师的墓前祭拜。他先是行礼三鞠躬，之后跪在墓碑前哭恩师。随同的何夫人突然找不见丈夫，转了一圈才发现何兹全正跪在细雨里哭悼恩师。“我对傅先生很有感情。”何兹全说，史语所的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史语所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一辈子好好念书。”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