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硕，作于2013年1月30日，正来辞世一周后
邓正来是性情中人，邓正来是孤独的行者。来的时候摧枯拉朽，去的时候潇洒迅疾。不与这个凡俗的世界死磕了，去神灵的冥间舒展飘游。
你永远都在做极限体验，一直让亲人捏一把汗，可也总是化险为夷，顽皮自信地抿嘴一笑，算是报个好消息。而这一次，你却玩大发了，把我们彻底吓垮了。
如同你的名字，正在进行时，持续向我们切近的生命浮现，却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思想激情和天然敏锐的方向感。艺高胆大，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你又会做什么。北京外交学院国际私法研究生，却为了爱的自由而宁肯被除名;为了生存，你在南国摆地摊卖杂货，就在那时我结识了你这个小摊贩;为了知识，你做“学术个体户”;为了沉思，你闭关八年，厚积薄发，感谢弟弟正平的照顾，也感谢嘟儿的出生，让你体会了真爱和宁静;为了中国学术，你收敛自由，咬牙进入“体制”(真不知道去了复旦，是福是祸)，而你内心似乎从未停止漂泊，一种属于你的存在状态。
一、
当代中国学术史中的许多“第一”都与你的名字相连:参加80年代初第一套启蒙思想丛书《走向未来》和后来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这些丛书培育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的再生。在一切还都是“国营”的1987年，创建了第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燕京社会文化研究所，在北京独立从事学术耕耘，并聚集起志同道合的一批人，造成了“学在民间”的思想小气候。1992年，你与宋新宁、张小劲、徐泽荣等一起在香港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所，在30年只有意识形态的学术撂荒期之后，这是第一本以严谨、求真、创造性为使命的学术期刊。1994年，又在香港创办了《中国书评》，成为第一个大陆学者参与的学术讨论、对话和反思平台。你并不自诩为斗士，不过杂志还是被停刊了。你坚持求真，又于2002年再创《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为了学术自由，以你特有的方式执拗地向体制叫板。
走出书斋，像发酵了八年的好酒香气四溢，你那时壮志激昂，充满了思想传承的冲动，2003年你离开北京，去了东北，带着吉林大学法哲学的研究生开“行走研讨班”，在皑皑冰雪的湖畔，在春天浮出黑土的郊野，在夏日的绿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探讨辩论，被长春的朋友们戏称为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涉及领域广泛，但却催生了一种新的人文科学类型，包容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翻译学、教育学、艺术、诗歌、人类学……，在游走的思考中，这些曾经被分割孤立的学科悄悄地被整合为一，生成了一种更具有阐释力的复杂性科学。2004年你创办了个人学术网站“正来学堂”，仍然是天马行空，却身体力行着一种知识民主化的公民精神，让多少“打工仔”一步到位地与你展开平等、深入的对话，你那么欣慰，不无得意地对我夸耀:“学界无学术，礼失求诸野，老邓自觉接地气”。
复旦大学的5年，成就斐然。你的学生复旦青年教师孙国东在《邓正来教授学术生平》中列举了你的贡献: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并任院长，邀请全球最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举办系列讲座，创立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并任主编，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并任主任，担任《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刊物主编，兼职海内外众多大学的名誉教授、博士导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论文引证排名(我知道你对这个量化的排名并不肯定)，你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学术影响力跨越六个一级学科的学者，同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位居前五名。
正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只身一人就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超越空间，在引导推动中国学术的方向和重建上功不可没。
二、
我远远地注视着你这个拼命三郎。此刻，你最亲近的哥们儿，小劲、跃进、新宁……，我们开始问一个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该如何描述心中的老邓?做一次伤情的“盖棺论定”吧:你把生命的赌注压在“为了中国学术”上。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年前创办的座右铭，每一期都请一位学界泰斗以书法题识。依据老友徐友渔的评价，这个刊物开启了中国学术规范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大讨论。正来你并不需要知道，你“为了中国学术”做出的杰出贡献具有历史的、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术大厦的建构
学术是一项长期积累的世代工程，正来你就像工程总监，在工地上一丝不苟，执意打造坚固的千年地基。又像个农民(你唯一没当过的)，带着几个徒弟，不辞辛劳地在大荒原上开拓播种，苦心经营，欣慰地手捧秋收的麦穗，年复一年，充实着知识的粮仓。长时间里，你一边翻译，一边办学刊。
人活着要有一种“手艺”，正来的第一手艺是翻译。作为翻译家，你不仅自己努力恪守信达雅的翻译法则，还要求你的翻译团队，特别是青年学子坐得住冷板凳，慢工出细活，“翻译无小事”(这大概是你们外交学院学生的校训衍生体，“外交无小事”)，要“字字计较，原汁原味地翻译思想”。正是这样一种对思想的忠诚和对大师的崇敬，才使你基本上只翻译，不著述，与司马迁“述而不作”好有一比。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崇高的学术伦理和基础性方法的坚持并没有被学界重视，反而引起了许多人的窃窃微词，“翻译不过就是个翻译”。其实，在一个传统青黄不接，引进支离破碎，言论禁锢打压，精神低俗畏缩，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当今中国，哪里有学识渊博境界高远的思想家?!劣质译著造成了中国理论书籍严重误译、误导，雷区遍布，贻误学子。由此而言，你的贡献定然青史留名。也许你并不那么自觉，但是你的直觉惊人地准确，一步到位，选取最精湛的思想家进行翻译，你又能在最高境界上做最踏实的工作。翻译，为人作嫁，这是除你之外别人根本做不到，也根本不愿做的。你在中国的学术启蒙和学术建设史上拥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正来长期不懈地进行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自己翻译，也组织策划翻译出版，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20多年前而立之年的你，出任了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的学术编委和总审校，翻译出版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该书是新中国翻译的第一本西方法哲学著作，迄今仍是中国法学界引证率最高的西方法哲学论著。1988年以来，你被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政治学名著译丛”等丛书聘请为总审校，被北京大学聘为“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主编，并主持翻译了《牛津法律大词典》、《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新修订版)和《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新修订版)等大型工具书，气魄几近建造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长城!这些著作为中国的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系。除了策划大型学术译丛外，你还策划了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和“中国深度研究文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发展论丛”等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了一大批主题鲜明、论说严谨的学术论著。
你翻译起来废寝忘食，哪怕是在巴黎短暂来去，也闭门不出独自笔耕，说是到死的时候要“译著等身”。你没食言，完成了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册)、《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二、三卷)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220万字代表性论著的汉译工作，被公认为对哈耶克思想在汉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经你翻译校对的还有: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和《法理学》(第一、二卷)、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下卷)、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等10余部论著，“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
如前所述，除了翻译，“你是当代中国多个著名学术刊物的创办者，也是多个著名学术平台和学术机构的创立者，还是大型学术丛书和前沿学术讨论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孙国东)。你的“第一”可以继续排列下去，你的“正来学堂”是中国第一个以学者个人命名的学术网站，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以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科学实体，《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中国第一个以“全球化”为主题的在线学术杂志，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以当代中国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旨趣的学术平台……。就连跟你昼夜打拼的学生们都纳闷，你是从哪里获得了这种永不疲倦的精力?
2.后现代学术思想的开拓
针对碎片化、区隔化、量化和异化的知识现状及思维模式，你反其道而行之，顽强地与现代性作战。因此也长时间遭遇“专业”学术界的排斥。而你的思想贡献在于:引介全球知识结晶的同时发掘中土传统智慧，引导国际学术规范化的同时推动中国“生存性智慧”的治学本土化实践。这两个向度的后现代反思再次体现了你高蹈的境界。
你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平台，发起的规范化大讨3论，极有远见地将讨论与本土化思考同步展开。社会人文科学的规范化，首先从你最熟悉的翻译和法学领域进行规范，从思想体系的整体逻辑，到概念转译的一致，从信达雅的翻译伦理，到格式、标点、符号顺序，使得不成体统的大脑和混乱不堪的书面从此开始顺理成章。
社会人文科学的本土化，是后现代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是《复乐园》式的，是对生命的切身体验重新建立信心。纵观现代化的过程，曾经出现了全球性的西化现象，所谓的“自动趋向他者”(尽管国人其实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西方话语、符号作为本社会的分析工具和参照系。作为当代西方思想译介第一人，你对“话语霸权”比许多人都更警觉。你把西方思想的引进作为一种局外者清的“他者”，一种关照中国社会的批判视角，却念念不忘中国自身的独特现实、独特历史和独特的混合。因此，你早就在开放的境界上确定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的使命，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促进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参与人类知识共建持久地做着努力。在1990年代中期你就提出了至今仍然领先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既要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又要自主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从那时到今天中国的学界在这两个向度上做得并不好，你的失望无奈使你更加不要命地工作。你试图从理论上吃透一个理论的整体逻辑，与一知半解作斗争;再从中国现实生活中找案例，提出了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著名主张。
社会人文科学的全球化，是你普世主义的人文精神的体现。你没有陷入轻狂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窠臼，而是将中国置入全球互动的进程，中国一定是世界的，世界秩序的转型影响着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转型”。你提出的“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命题，应当把下一半说完:融入世界，再造中国。你策划和组织了在国外出版的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中国发展》丛书(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等大型英译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行了探索性的努力。
你主张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做研究，从生命的沃土汲取营养，回到生活常识，这也是你的存在哲学。也许这个理论在哲学史上并不新鲜，因为生存感是全部哲学的起点，甚至还要一个流派叫“现象学”，但你把遗忘在中国重新激活。“生存性智慧”就是要从生命实践中获得智慧，一种不必言说的智慧。在我看来这也是对有知识无智慧的学术界的警示，使你超越了那些跑马占地的学科带头人。他们被现代知识体系害了，在专业知识上的编码能力越高，在智慧体验上的感觉能力就可能越低。专业化常常不幸地导致了对生命世界的盲目。
学界将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朱苏力并称为中国法学界的“四剑客”，最具学术影响力的法学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你的大手笔，带动了一场人文科学的深入反思，包括理论定位、学术立场的全面思考。该文于2005年发表后，仅在CSSCI刊源上的评论文章就有近百篇，开创了中国“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该书还被全文译成日文。你于1992年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启了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先河。你与美国杰弗里•亚历山大联合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迄今仍是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你是中国哈耶克思想研究和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标志性学者。你所撰写的《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哈耶克社会理论》、《哈耶克法律哲学》等专著，被公认代表着汉语世界哈耶克研究的最高水平。
3.中国学术建设的推动
正来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事业的杰出组织者。启蒙心智，激活精神世界的需求，以你所具有的全面能力(鬼才能量)，组织高端研讨会、大学授课、开办正来大讲堂、国际大师系列讲座……在这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动中散见着你的思想，你无暇写自己的专著，现在只能由你的学生们加以整理。你把时间全部用在了推动中国学术建设上，有召唤有行动。别人想不到，没有能力做，也不愿意做，只有你正来为此拼命。
为了中国学术，你辛勤地培育青年学术人才，像个怜惜草木的园丁。你引导他们踏踏实实地读书，树立“走向学术本身”的理念，通过原典精读、读书小组、大师讲座、暑期讲习班等各种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学术人才。你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批判、辩驳方式，你的亚氏“逍遥学派”贴近自然的传授，你刨根究底、挖掘思想底蕴的叫真儿态度，你旁求博考、爬梳文献的训诂本领，“心虔志诚地呵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团结’，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后备人才”(孙国东)。
朋友的心很零落
你永远在突破，永远在跟这个芜杂喧嚣的世界过不去。这个气赌在那儿?赌在“做什么一定要做最好的”。为赌这口气，你一直扛着各种压力，这次却没扛过去。也因此，有人觉得你很张扬，但我却看到一种大隐隐于朝的坚韧。你骨子里是一个极端孤独的人，从头到尾不落俗套(尽管也演过跑龙套)。你最好的时候，是在北郊名流花园闭门读书的八年，每天你去看鱼塘，感悟“一人一水一世界”的澄净。你又能“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前者使你成为喧嚣世界的独立思想者，后者使你成为社会病理的批判者和良序社会的探索者，而两者的结合则又使你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事业的先行者”(孙国东)。
你够粗心的，就这么着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你有时候急躁，可是朋友们总是宽厚地簇拥着你，我想到你最忠诚的朋友尹蓝天,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呵护着你。像块磁铁，你把大家吸引在一起。为了友谊的神圣，你老是以原教旨的方式豪饮五粮液，如今忽然撒手而去，让我们和谁把酒论沧桑?我们接受不了你的武断，嘉映说心里空牢牢的，无限零落。可是我得说，你把生命结束得几乎可以说是大灿烂伴随大沉静，说走就走了。正来你真了不起。
生命之火燃烧得如此热烈，却在第56个初冬嘎然停止。但不会熄灭，你在亲友的心中留住一方永恒的定格，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束奇异的光柱。如同你对国平说的，“生命不在活多长，而在它的精神维度”。说完了你就上路了，渐行渐远，漂泊在寻真的旅途上……
（于硕，2013年1月30日香港）
爱思想
2014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