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的老板金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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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登上香港政治舞台

【主流方案】被人烧毁

查老板对内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外面则担任基本法草委,参与设计香港未来政制模式,由于各派意见不一,政治方案花样百出,于是,查先生亲自草拟新政治协调方案,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后来又与中方人员密谋,将新协调方案修改以后,成为政制小组当时著名的“主流方案”。

有一天下午,明报门口聚集了十几二十个学生,叫了一会口号,便开始点火烧他们带来的报纸。原来,这是查先生写关于主流方案的社评引起公众义愤,学生跑到明报大厦前面示威游行来了,他们指责查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并烧毁当日的明报和影印放大令他们气愤的社评。

当时离“六四”还有三年,但我看到香港学生能如此将香港前途看的一如己任,令我十分感叹,这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查先生因此受到香港民主派的抨击,曾经被指为香港保守派的第一号人物。查那时和中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来往很密切,又发生了上述的事情,于是有一天在七楼上见到他,我便说:

“查先生,中共的政治很复杂,您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啊。”

查先生听后,还是笑眯眯的,回答说:

“谢谢你,我知道的。”

其实,查老板深谙政治之道,哪里用我来提醒。前明报副总编辑张圭阳在他的“金庸与报业”中指出:

在整个八十年代,当香港面对前途问题,在香港回归中国道路与进程上,查良镛更扮演举足轻重角色,他分别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组港方组长。其间,香港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政制辩论。此外,在广东省内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也引起社会及中港关系强烈分化。其时,《明报》及查良镛均积极参与其内。曾任《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有这样体会:“社评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个社评主笔的事情,而是查良镛许可的立场。如香港的直选,民主建设的速度等问题,都要与他讨论后才执笔,要经过潘粤生(总编辑)修改,或是经徐东滨(主笔)修改,才能见刊。”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

查先生当时在中英之间争论香港前途问题上,在明报连续发表社评,更有一次一连十二天,天天表陈明报(也就是他自己)的立场,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依我看,查这种热衷于跟中方人员探讨香港前途的举动,与其说对政治有兴趣,不如说跟他年轻时代未实现的理想有关。

查先生一九四四年考上国民党政府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立志要做一名外交官,但当年国共内战,政局纷乱,抗战结束后,没有做成外交官,却只在杭州作了一名记者,后来,上海大公报招请国际电讯翻译,查获取用,这也是他来到香港的契机。

四十年以后,他不但成了香港明报的老板,又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在香港是一名举足轻重的文化人。大陆在香港回归之前,订立基本法,并招请一班社会名流参与,查先生于是“历史”地成为基本法草委成员,我想,他自己本人也会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迈襟怀,由是,不仅他本人积极投入,连他的生意——明报,也作为他发表政见的擂台了。

张圭阳还有另外一番见解:

在八十年代期间,查良镛对《明报》立场控制,在上述问题上,非常严格,也难怪他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他有权表达他的看法。“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僱主与僱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查先生后来在九十年代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幸好采取了主流方案,如果用其他方案,香港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跟从民主派的意思,一人一票选出特首,整个立法会都会是民主派,特首由李柱铭,司徒华来当,中国解放军已采取行动了。司徒华李柱铭连选也没得选了,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这样。”

还说,李柱铭,司徒华过去对共产党不了解,到现在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但是查老板真的就对共产党很了解吗,其实,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在大陆生活过的香港人,除非下功夫做调查研究,并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共产党。

查先生从一九四八年来到香港后,生活安定,事业成功,八十年代中共正需要在香港找一批骨干,以奠定香港回归以后的民情基础,说白了,就是找一批社会名流进行统战,查便是第一批统战对象中的一个。

查自己早年也很有一番政治抱负,可惜未能实现,这回在香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中共可说是帮助查实现了他多年没有机会展现的政治理想,也因此决定了查不可能与民主派站在一起跟中共唱反调。

沉迷于掌声中

查先生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江泽民开明些,如果是毛泽东的时代,从澳门派两个特务来,李柱铭,司徒华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可能扔到大海里了。”

这句话登在一九九九年的香港报纸上,不知道查先生当时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讲出这样的话来。李柱铭和司徒华没有遭到中共特务暗算,并不是因为江泽民开明,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势渐渐汇入民主大潮之中,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允许不同的党派提出不同的意见,兼容并蓄,已经是世界大趋势。

江泽民固然想作毛泽东第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他不能没有顾忌,中共也因大势所趋,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们会换令一种方式堵上李柱铭们的嘴巴,不过换来换去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从这一点来讲,查先生还真是不了解共产党。

只是查老板的这一番话,再加上他当年担任基本法草委时,跟查济民方案合二为一的所谓双查方案,被很多本来十分敬仰他的香港市民跌了眼镜。

大陆作家傅囯涌说:

“金庸本来是有条件成就现代人格的,他生活在香港,没有制度的局限性,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理想,追求主流文明,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

对于现代人格,傅囯涌是这样解释的:

“现代人格就是追求人类主流文明,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担当,不以世俗的是非为是非,不媚权、不媚俗,在专业领域有自己的成就,又有公共关怀,始终追求理想。在金庸差不多同时代人中,以爱因斯坦为楷模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1920年)、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1923——2003)等,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那些岁月,可以说都成就了现代人格。这是金庸所不及的。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尽管金庸在世俗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财富,鲜花和掌声笼罩了他整个生命的黄昏,但由于他没有达到现代人格的高度,毫无疑问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遗憾,这是令人深思,甚至是每一个知识份子必须直面的问题。”

我觉得傅囯涌先生的这一番剖析,十分中肯,查先生似乎在鲜花,掌声以至中共给他的一个比一个高贵的“花环”中沉迷不醒了,是他本身的性格还是经历局限了他的这个超越,就有待于史学家的研究了。

不得不提的当年勇

不过,如果我们翻开六十年代的明报,却会发现当时年仅三十九岁的查先生,对于中共却有着非常鲜明的批判态度。实际上,明报从创办以来,一直秉承中立立场,不偏不倚,不向任何党派献媚靠拢,当然也不会搞无缘无故的对抗。

一九六三年,正是中国大陆刚刚摆脱了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的年代,搁置了几年的核武计划是否应该下马,引起了中共内部的激烈争论。有些有良心的中共政要和科学家主张,先应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然后再搞核武。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多数人还是主张继续发展核武器。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说了一句有名的话:

“脱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陈毅还向中央表示,如果两弹搞出来,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于是,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批准继续研发核武计划。

一向反对制造核武器的查良镛,得知陈毅的“核裤论”之后,马上发表明报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

中共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决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的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么?能去轰炸苏联么?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彝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的收兵。中共再努力十年,也决计及不上英国在攻打苏彝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穿吧!

时至今日,读到这篇社评都会令人感受到查先生的那股正义感,笔下毫不留情,用词遣字一针见血,成了全港报纸社评之冠。但是也因此明报引起其他左报,如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的围攻,骂查是汉奸,走狗,卖国贼,骂明报造谣生事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在大陆,五十年代反右运动中已经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了,更何况明报社评白纸黑字,怎么骂,怎么批,都不必担心“何患无辞”。

据经过那个时代的香港人说,代表所谓右派的明报,每天跟左派报纸刀光剑影地打笔战,市民每天就忙着看热闹,简直就像追看金庸武侠小说一样精彩,人人都想知道明报为何被骂,又想知道明报到底是怎样还击的。

当时,大多数香港传媒报纸都是抱着旁观态度,只有明报自己孤军奋战,但是不要以为查良镛势单力薄,就此罢休,他年轻气盛,越战越勇,笔战开始后的一个多月以后,他在社评“我们关于核裤问题的十点声明”中写道:

“纵然无裤也要核论”,是中共外长向日本记者团说的。我们对这句话深感愤慨,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极为不利。我们还认为,陈毅的话根本不通。中共为制造核弹,未必要牺牲人民的裤子,即使要减少一些裤子,也决不至于全国人民都无裤子。如果真的如陈毅所云,‘全国人民没有裤子’,我们相信核弹决计造不出来。

明报甚至当时用整版篇幅,刊登查先生的“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立场,具有戏剧效果的是,这整版的反共声明见报以后,对方突然“停战”了。据说,这是陈毅下达的指示,说他正在检讨在他的核裤论中,有没有过火的地方,故下令左报暂停“炮击”。如今看来,这很有可能是出于统战的考虑,因为核武计划并未因明报社评而搁置,下令左报“闭嘴”,考虑的是在海外的影响问题,而非人民没有裤子穿的问题。

明报真的是在“骂声中成长”,一场长达一年多的笔战,令明报销路大增,也令查先生的明报社评大出风头,许多学界的知识分子和政府高官都要一读明报社评,查先生的社评也就越写越精彩。

下面是当年查先生精彩社评的一些选段:

在社评“要不要收回俄占地”一文中,查向大公报提出一系列问题:

到底应不应该主张收回我国被俄国强占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方哩的土地?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全力主张收回?在什么情况之下应当完全置之脑后?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强调‘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什么情况之下应当强调苏联老大哥万岁而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自私主义’?到底是以国家万世基业为重,还是以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之间的一时间关系为重?以中国领土为重,还是‘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重?

贵报一会儿大叫‘赫老’,一会儿大骂‘赫修’,昨天爱他,今天反他,是不是又爱又恨呢?几年之前,只要有人提到苏联占我土地,贵报立即会骂为‘反动’;过得几年,贵报也主张收回俄占土地了,中共和苏联的关系越恶化,收回失地的声音越是响亮。我们佩服之至,觉得贵报真是精忠昭日月,义气贯乾坤。凛然大节,汉苏武何足道哉;浩然正气,文天祥岂可比肩?不料十月中旬,赫鲁晓夫垮台,中共苏共关系有了好转的迹象,突然之间,贵报版面上反对苏联的言论就好像魔术师帽子中的小白兔与和平鸽,全部变得不知去向了。

查又在“一切归功于党?”一文中,反问大公报数个问题:

明报以为运动员比赛就是运动比赛,有时赢有时输,不必和政治扯在一起。贵报却以为必须扯在一起。那么是不是运动比赛中胜者政治觉悟高而败者觉悟低?到底是你们牵强还是我们牵强?为什么我们批评人民日报社评便是反华呢?人民日报就是‘华’么?关于大跃进的消息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造过谣?一共造过几次谣?

到底是谁牵强呢?我们提示下列几点,来和贵报研究一下:

一、中共乒乓球男选手得到许多锦标,女选手却失败了,是不是中共只关怀、教育、培养男选手,却不关怀、教育、培养女选手?是不是男选手政治思想觉悟高,女选手政治思想觉悟低?

二、中共的各项运动,如果在今日和‘美帝’、‘苏修’举行三角对抗赛,是不是一定美帝、苏修得胜?是不是美帝、苏修运动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就比中共高?(将来未必赶不上,我们只指目前。)

此外,就“马列主义就是”华“吗?”的社评中,更有令人绝倒的词句:

马克思是中国哪省哪一县人?列宁是中国哪一省哪一县人?我们不赞成马列主义,为什么就是‘反华反到发昏’?……我们所不明白的是:我们反对马列主义,为什么贵报就说:明报主笔反华反到如此发昏,你看他还有一点点他自夸的‘理智’?

在“要不要援助外国?”一文中,查向大公报提出质询:

缅甸三十万华侨生活上正陷入空前困难和痛苦,这是不是事实?贵报为什么对这事完全不予报道和评论?我们要求中共替华侨出头,为什么是恶毒反华?我们要求中共不要援外而照顾本国同胞生活,为什么是恶毒反华?从什么时候起古巴、缅甸等外国变成了‘华’?而中国同胞反而不是‘华’?

话又说回来,那场著名的香港六十年代明报大战左报的笔战,居然持续了一年多,最后双方停战。不过,这场笔战给查先生个人带来了相当一部分市民(读者)的拥戴,明报从此成为香港一份有自己独立立场的报纸,从报纸的生意经来讲,明报此时已渐入佳境。

我想,如果今天的查先生看到自己四十多年前的社评,一定会感慨联翩的吧。尤其是将查先生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所写的社评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恐怕会产生判若二人的误解。我不清楚一个人年纪渐老的时候,会否影响此人的性格,判断等,不管怎样,说起当年,查先生当年是曾经“勇”过的,这一点,不应该被忽略。

开放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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